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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留学{平替}之选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邱启媛/实习生：倪纷纷
发于2026.7.6总第1242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孩子的高考成绩最多能上末流一本校，怎么办？”高考季，很多家长在社媒上提问。
在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俄语专业读大四的曹鑫认为，自己的情况具有代表性。他是广东人，在国内读完普通高中并参加了高考。高考成绩最多能上末流一本校，或者是好一点的二本院校。他决定出国读本科。
经过多番对比衡量，曹鑫放弃了英美澳加等传统留学国家。一方面，高考前他没有准备过雅思、托福语言考试。相较而言，入学俄罗斯的高校不需要英语成绩，只看会考成绩，而且成绩“不太差”就行。另一方面，家里对留学的预算控制在每年10万元到15万元，英美等国家支出远超预算。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生如同曹鑫所选择的，在本科阶段出国留学，且留学关键词也不再只有“高分学生”和“美国藤校”。根据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和全球化智库(CCG)在《中国出国留学蓝皮书2025》的调研，计划出国留学人员近一半(48.9%)预计在本科阶段出国留学。
CCG副主任兼研究总监、高级研究员郑金连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近年来，我国留学生群体正在朝着大众化方向发展。同时，随着更多国家加大对教育领域的投入和开放力度，未来国际学生的流向将更加多样化和分散化。
不过，风险也在增多。郑金连表示，在AI的冲击下，学生和家长需扩大评价体系，把握学历、就业与未来行业发展之间的关系。
张哲函的故事与曹鑫几乎一样。2024年参加高考的张哲函，高考成绩570多分，最多能上211守门院校，她说，自己“当时心气比较高”，和家人商量后决定出国读本科。挑选学校的时候，她和家人看重两点，一是性价比，二是QS排名(英国国际高等教育咨询公司QS公司发布的世界大学年度排名)，最终她选中了西班牙。
申请西班牙大学需参加西班牙高考，满分为14分(其中4分以加分考试形式获得)，但中国与西班牙签署了学历学位互认协议，西班牙教育部可将中国高考成绩直接转换为西班牙高考成绩，方便学生申请。此外，在高考成绩的基础上，学生可以参加“加分考试”，有机会获得最高4分的额外加分，以此提升总成绩，获得更高排名院校和更多本科专业的选择。
张哲函在国内和西班牙一所大学的语言班学习了半年多的西班牙语，“读完语言班才能申请大学”。最终，她入读西班牙巴塞罗那自治大学(QS排名211名)计算机与商业专业。张哲函和曹鑫的学费开支类似，每年五六万元，加上住宿、餐饮等开销，他们俩的留学开销都控制在一年10万元到12万元，契合家庭预算。
性价比已经成为中国家庭出国留学的重要考量。郑金连表示，很多家庭在考虑出国留学时，会更看重留学的成本投入与产出。学制长、成本高的留学目的地可能会因此被剔除出选择范围。“我们的数据显示，这些年，本科阶段到英美留学的人数呈下降趋势，优秀生源选择传统的留学目的地，成绩一般的孩子更多会流向新兴目的地。”
UNESCO(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26年2月的数据也显示，虽然英美澳加等传统留学目的地国仍占主导地位，但一些新兴留学目的地逐渐受到中国学生的青睐。欧洲的俄罗斯、德国、法国、白俄罗斯、意大利、瑞士、西班牙、瑞典等均位列中国学生出国留学的前20个目的地，吸引了数千名乃至数万名中国学生。
以张哲函选择的西班牙为例，新东方《中国学生出国留学发展报告》指出，作为近几年较为热门的留学国家，西班牙具有留学成本低、教育资源多等优势，吸引越来越多的中国高考生前往攻读本科。新东方欧亚教育申请数据显示，2024年申请西班牙本科学生比例达到26%，有显著增长。
因奖学金高，留学开支可以显著控制，中东一些高校也因此被纳入选择范围。去年，李乐水来到沙特阿拉伯，在法赫德国王石油与矿业大学(QS排名63名)开启本科生活，就读数据科学与工程专业。她的成绩不错，雅思分数7.5、SAT(美国高中毕业生学术能力水平考试)1460分，但不想给家里造成太大的经济压力。
李乐水说，申请中东学校，大部分专业只需高中成绩以及雅思5.0的成绩。她最终拿到了巴黎索邦大学阿布扎比校区、英国伯明翰大学迪拜校区等多个offer。但因为全额奖学金，她最终选择了法赫德。“法赫德包学费、住宿和机票，沙特政府对国际学生还有每个月2000元的补贴。这是一场零成本、高回报、性价比极高的投资。”
美坤教育创始人兼CEO周骁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中东高校普遍不以中国高考成绩作为申请依据，而侧重学生的高中成绩和雅思成绩，这为两类学生提供了机会：一类是平时成绩不错但高考发挥失常的学生，另一类是因偏科影响高考总分的学生。“每年都有成绩尚可，但未能进入理想大学或理想专业的学生，最终选择前往中东就读。”
除了成绩高出一本线但不想上末流一本校的学生在考虑本科出国，还有一些希望“逆袭”的学生也在通过本科出国作为学历跳板。
二模考了400多分，发现自己最多只能上二本，四川省2019届高考生付小麦开始考虑本科出国。爸妈的要求很简单，控制开支，最好能用30万元读完4年本科。“只有亚洲国家可以满足这个开支要求。去日韩需要学习小语种，在这种情况下想读一个QS排名还不错的学校，就只有马来西亚了。”此外，马来西亚是英联邦成员国，全英文授课，公立学校世界排名高。
申请需要用雅思成绩，以及高中毕业证、会考成绩单和平时成绩。付小麦平时的英语成绩在90多分(满分150分)，学了几个月，雅思成绩考到了申请的基准线5.5。
后来，付小麦来到马来西亚五大公立院校之一的马来西亚理科大学读本科。4年后，她以绩点3.9(满绩4.0)的成绩从这所QS排名128名的学校会计学专业毕业，拿到了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QS排名12名)硕士研究生的offer。“我属于是‘学渣’逆袭的故事。”付小麦说。
除了性价比、高额奖学金，周骁观察到，就业越来越成为近两年中国家庭择校的重要考量。他发现，目前中东本科毕业的中国留学生中，有80%至90%的人选择留在当地就业或继续深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东高校在大四时普遍安排实习，学生往往在毕业前就能落实工作，其中有不少进入了在当地拓展业务的中资企业。
郑金连也观察到类似的情况，东南亚、中东等新兴留学目的地正凭借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政策红利，以更深远的前景吸引着中国学生。“一带一路”相关国家中国留学生人数由2020年的15.2万人上升至2023年的20.8万人，增幅达37%，增长态势显著。
在哈萨克斯坦国立大学物理系无线电子工程专业读大一的李新，在阿拉木图的超市里发现，蔬菜货架上有成批从中国进口的农产品：金针菇、生菜和上海青。国内的火锅、炒米粉、过桥米线相继入驻，连锁茶饮品牌蜜雪冰城也开了进来。
“中资企业在哈萨克斯坦落地、拓展市场时，需要既懂中文又具备俄语或英语沟通能力，且能适应当地环境的中国籍员工。”虽然才读大一，但李新已在一家中资外贸公司找到了兼职翻译工作。近在眼前的就业机会，让本想继续深造的她产生了心态变化：如果毕业后能进入还不错的当地中资企业工作，就不考虑读研究生了。
新东方《中国学生出国留学发展报告》指出，根据2025年调研数据，为了进一步扩大市场，国内许多企业将业务发展矛头转向海外，存在出海业务或跨国沟通需求的企业占比达42%。
林诺的选择和李新类似。他在印尼大学商学院刚读完大一。当初选择印尼高校的商科，正是因为嗅到了中资企业出海的大环境，他认为未来会有职业优势。事实上，仅仅是大一这一年，他已经切身体会到了当地对懂中文的复合型人才的庞大需求。
在课余时间，林诺通过社交媒体接到了不少来自中国企业的合作需求。起初是一些基础的接机、中英翻译等服务，报酬可观，“接一次这样的任务，可以覆盖一个月吃饭的费用”。他近期正在协助一家推广国内主流手机品牌的出海宣传公司，在印尼大学附近寻找并对接适合快闪活动的场地。
有时候，在海外还能获得原本抢不到的进入中资企业的机会。付小麦在读书时，就碰到过华为到马来西亚理科大学开展校招。“因中国企业出海，留学生也会有更多就业机会——在国内可能进不了华为等头部企业，但在国外可能有机会进。”
前段时间，印尼大学在雅加达的萨拉玛校区举办中国—印尼校企合作论坛。在会场，林诺见到了华为、比亚迪等国内头部企业的高管。能在本科刚开局时就置身于这样的商业前沿，让林诺深感印尼市场的活跃与机会之多。
林诺本打算把印尼大学当作学历跳板，未来申请香港大学等高校的硕士。不过，这一年来的商业实践让他的想法产生了变化。“哪怕毕业后直接留在印尼，同样会有非常具有想象力的职业前景。”
不过，仅仅跟着中资企业出海的路线，在当地拿到一所QS排名靠前高校的学位学历证书就够了吗？
一方面，在地留学生因为有过数年的求学经历，对当地的文化背景理解更为深厚。在德国一家IT企业担任HR的梁珺表示，在地的中国留学生拥有的最大优势就是跨文化交流能力。“如果一家中资企业在迪拜有业务，那么一位在中东读过书，同时拥有中国背景的求职者就会极具吸引力。因为这个人既拥有中国的成长背景、思考能力，又掌握当地的政策文化。”
在中资企业出海的大潮中，中国留学生常与中国外派员工发生同岗竞技。梁珺发现，很多时候，相较于外派员工，在地留学生其实是更好的选择，因为他们在与外籍同事共事时更不容易产生文化冲突，“一起工作，求职者需要了解对方的沟通方式和工作文化，否则容易有冲突和误解”。相比之下，国内的外派员工在当地职场软性沟通中，可能缺乏足够的语境积累。
不过，另一方面，也正因为此类工作对求职者的软实力要求极高，因此学历学位证书本身的QS排名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梁珺说，她所在的企业在乎专业匹配度要高于在乎学校排名。“以财务岗位招聘为例，相比于拥有顶尖QS排名名校背景但专业并不相关的人，企业更倾向于录用来自普通学校但学习数学等对口专业的求职者。”这种对专业匹配度的要求延伸到了签证层面，德国的外国人管理局在审批或更换工作签证时，也会审核申请人的专业与具体工作的匹配度。
走在西班牙的校园里，张哲函每天都能看到中国人，“旅游管理等商科专业，中国人挺多的”。在澳大利亚伍伦贡大学迪拜校区(QS排名195名)电气工程专业读大三的周楚瑶记得，2023年9月入学时，中国学生群里只有60多人，如今这个数字涨到了200。
据马来西亚教育全球服务中心(EMGS)最新发布的数据，2025年马来西亚共收到95522份国际学生留学申请，其中中国学生的申请量达31866份，占比33.34%，稳居各国首位。
随着新兴留学目的地变得热门，当地生活成本在上升。在马来西亚私立院校泰莱大学就读的田娅注意到，马来西亚的房租在上涨。“两室一卫的房子在2022年的房租是每月4100多元，现在已经涨到6100元。”
此外，用国外本科来实现人生“逆袭”的故事，并没有那么容易发生。入学后，付小麦发现，雅思达到入学标准，与真正听懂课之间还存在很远的距离，而且相较于国内高校，她所在的学校对学生的管理很松散，十分考验学生的自控力。
“刚开始，老师上的课和作业考试重点我听不懂，我必须跟华人同学处好关系，依靠能听懂的同学总结好之后告诉我。而且学校很注重团队合作和实践项目，分数占比很高，我没办法单打独斗，这是对智商和情商的双重考验。”付小麦说。
这些年，她观察到，马来西亚在积极抢占中国留学市场，如马来西亚理科大学开设了国际校区，“大都是中国学生”，国际校区对雅思分数的要求更低，仅需5.0。
在她看来，其中存在一个悖论：来读书的中国学生，高考分数其实比之前的学生更低，对一些学生而言，能够顺利毕业就不错了；但如果仅追求以平平的学业成绩毕业，在马来西亚留学的优势就无法真正实现。因为求职时，“东南亚的学历比国内普通一本矮一截，马来西亚的高校更多是为学生提供一个黄金跳板，去全球更好的学校读研，才有可能完成前置学历的刷新，否则回国就业仍然没有优势”。
“宽进严出”的学业门槛，在欧洲高校更加常见。张哲函在到西班牙后，发现国外的学习生活并没有想象中的顺利。“工科的学业标准很苛刻，我们专业每年的挂科率都在50%左右，大一时专业有40多名学生，大二有一半都退学或者转专业了。”
5年前，周晴从国内一所合办大学退学，申请到了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大学(QS排名60名)传播学专业。大一下学期开始，她的课业压力陡增，接连挂科，“大二上学期，五门课我挂了三门”。三年的本科学制，最终因为补修学分顺延了一个学期，她直到2026年2月才正式毕业。
与此同时，在就业方面，留学文凭的“含金量”下降是不争的事实。“以前大家觉得，留学是镀金，现在人们普遍认为，大部分留学生跟国内毕业生差别不是很大。”郑金连指出，根据调研，同岗位、同学历、同水平毕业院校情况下，国内一二线城市中，53.1%的用人单位更倾向于聘用国内院校毕业生，看重留学人员毕业院校排名的用人单位只有31.5%。有18.9%的留学人员认为其学历背景“认可度低，国内重点大学的学生更具优势”。
在泰国玛希隆大学(QS排名345名)国际学院就读国际商务专业的大三学生苏苏，对此深有体会。作为广东人，她计划毕业后回广州发展。这段时间，她每天都在频繁刷招聘软件，接连投递了字节跳动、网易等国内大厂的实习网申，但屡屡碰壁，多数时候连简历筛选这一关都没能通过。
苏苏原本以为，出国留学是对自身学历的一次提升，能为求职增加筹码，“没想到找一份实习就如此艰难”。她意识到，部分企业的HR可能对东南亚等小众留学国家存在着学历偏见，“并不认可这个留学经历”。
廖小瑜在一家宠物零食外贸公司担任HR，近几年招聘，她收到过来自德国、巴基斯坦等不同国家留学生的简历。她认为，企业不会仅仅因为对方是留学生就抛出橄榄枝。“实际上，留学生的实力和国内普通的大学生相比能高多少呢？”她认为，如果留学生自身能力不强，这层身份已经很难再换来企业的另眼相待。
在海外就业也没有那么容易。从波兰华沙大学经济学专业毕业时，陈晚原本想留在当地发展。在校延毕期间，她借着中企出海的东风积攒了不少工作经验，简历被几家知名企业填满：先在小米做了半年的实习，随后进入华为全职工作了一年多，毕业后又入职OPPO负责GTM(市场进入)业务。
拿着华沙大学(QS排名289名)的毕业证，本可以免去烦琐的工作许可证办理流程，但她还是选择了回国：波兰的税后工资较低，不断上涨的房租已经逼近她工资的二分之一。即使把目光投向其他欧洲国家，也面临着被当作“廉价劳动力”“存不下来钱”的尴尬局面。陈晚坦言，单纯的“波兰留学生”标签，无法获得当地或国内红利。
此外，留学变局下，也催生了不少灰黑产业链。付小麦说，目前马来西亚留学存在很多乱象，“‘1+3’‘2+2’‘3+1’的国际本科项目很多，但大部分在教育部是没有备案的，只是租国内高校的场地，挂羊头卖狗肉，所有的师资力量都是外聘的。我最近碰到一个学生，参加了某中介的国际本科‘2+2’项目，结果因为教学太水，雅思连5.0都没考过，出不了国”。
郑金连指出，随着教育国际化发展，越来越多国内外中介机构盯上了“低分留学”这块蛋糕，繁荣的背后暗藏风险。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会不定期公布对部分国外院校学历学位加强认证审查的名单，其中加强审查的大部分对象集中在马来西亚、菲律宾等近年较为火热的留学国，提醒广大留学人员审慎选择公告涉及院校(项目)。
“未来前往‘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留学的中国学生会越来越多，这方面的监管需要继续加强。”郑金连表示。
更重要的是，在AI的冲击下，学历的价值正在被重新评估。在郑金连看来，学生应拓宽对自身的评价体系，打破“只看学校名气和专业名称”的认知盲区。周骁则提到，就像计算机专业，不同高校的培养底色截然不同：有的侧重应用型编程，方便毕业后迅速对接企业实习，但面临较高的被技术迭代淘汰的风险；有的聚焦AI与算法体系；有的则侧重底层数学思维，便于学生未来跨界金融等领域。在变局中找准未来发展方向，才有可能在激烈的就业竞争中获得优势。
(除郑金连、周骁、周楚瑶外，文中其他受访者为化名)
《中国新闻周刊》2026年第24期
功能特点
《澳门修改控烟法 推进“无烟澳门”》建设
澳门特区立法会于本月21日召开全体大会，对《修改第5/2011号法律〈预防及控制吸烟制度〉》法案进行了细则性审议，并最终表决通过，此举标志着澳门在迈向“无烟城市”的征程上又迈出坚实一步。
自2012年起，澳门便已实施《预防及控制吸烟制度》，俗称“控烟法”。此次修法，澳门特区政府在广泛征求民意并经过公开咨询之后，秉持着“健康优先、由易至难、逐步推进”的核心理念，旨在进一步巩固和提升居民的健康福祉，对原有法律框架进行了全面优化与升级。
新法案显著扩展了室外禁烟区域的范围，明确将医院、卫生中心、托儿所、幼儿园、中小学以及其他幼儿护理机构的出入口周边十米以内划定为禁烟区，任何吸烟行为均被严格禁止。
值得关注的是，针对电子烟的管理，澳门此前已禁止其生产、销售及进出口，包括携带出入境。然而，鉴于电子烟设备隐蔽性强，且邻近地区频现将其用于吸食毒品的案例，新法案进一步强化了相关管控措施，明确规定在所有公共集体使用场所，无论是消费还是持有电子烟，都将受到法律约束。
此外，法案还涵盖了多项其他重要修订：对尼古丁袋、草本烟及水烟壶等新型烟草制品实施制造与流通限制；推行烟草产品的标准化包装制度，并扩大警示标签在包装上的面积占比；同时，赋予卫生监察人员佩戴随身摄录机执法的权限，以提升监管效能。
使用说明
《“专利碰瓷”盯上具身智能》企业 法院判了
专利权本应成为创新发展的坚实屏障，然而在司法实践的现实中，个别企业却将诉讼异化为干扰竞争对手的工具，借知识产权之名行不正当竞争之实。一家从未涉足相关产品生产的企业，在取得专利权仅五天之后，便对一家正处于上市冲刺阶段的科创企业发起了所谓“闪电诉讼”。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对宇某科技与露某美公司围绕两款机器狗产品展开的专利侵权纠纷作出终审裁决。法院在全面查明案件事实后，不仅否定了侵权指控，更在判决书中对背离诚信原则的诉讼行为给予了鲜明而有力的司法回应。
这起纠纷的源头，是一项名为“一种电子狗”的发明专利。在庭审交锋中，露某美公司坚称，宇某科技推出的A2型号机器狗，其金属外壳、足端传感器以及激光雷达等部件，分别对应了其专利中“可变色仿生毛皮”“液位传感器”与“气体传感器”等核心技术要素。然而，随着审理工作逐步深入，该侵权指控所依赖的事实根基开始显露裂痕。
法院经缜密比对后确认，宇某科技的产品并未包含涉案专利所载明的“可变色仿生毛皮”等多项技术特征，露某美公司所主张的侵权事实显然缺乏成立的基础。而在技术争议之外，露某美公司在此案诉讼过程中展现出的若干异常策略，同样引发了合议庭的高度关注。
事实上，此次诉讼并非双方初次交手。此前，双方已因宇某科技另一款Go2机器狗是否落入专利保护范围而对簿公堂。在那场围绕Go2机器狗的诉讼中，露某美公司的索赔方案便已显现出内在矛盾：一审阶段，其诉请的赔偿金额仅为象征性的500元，但同时却附加了一项“以法院审计宇某科技利润为准”的请求，并主张按照侵权获利的三至五倍适用惩罚性赔偿，这使得潜在的索赔总额可飙升至7000万元之巨。
这种看似难以自洽的诉讼请求背后，究竟暗藏着怎样的策略考量？法院在审理中剖析指出，当诉讼请求欠缺充分事实支撑时，原告主张的赔偿额越高，其所需预交的诉讼费用也就水涨船高。露某美公司刻意压低诉请金额，同时保留以利润审计为基础的高额索赔可能，这种安排客观上大大降低了启动诉讼的门槛，但其真实意图显然并非单纯地制止侵权行为或捍卫正当权益。
审理过程中，一个关键的时间节点浮出水面：露某美公司于2025年6月25日才自案外人处受让取得涉案专利权，仅仅相隔五天，即在7月1日对宇某科技提起诉讼。作为一家主营业务仅限日用百货、从未实际制造或销售过专利产品的企业，其“甫获权利便即刻起诉”的行为模式，难免令法庭对其主张权利的正当性产生合理质疑。
综合全案证据及技术比对结果，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侵权指控不能成立，并于2025年9月26日依法驳回露某美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然而，露某美公司对一审结果并不认同，随即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法官邓卓介绍，露某美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将案件推入二审程序。而在这一阶段，其诉讼行为再度出现戏剧性反复：在明知一审已认定不构成侵权的情况下，露某美公司一度请求法院先行判决宇某公司赔偿8000万元；可就在二审询问程序结束后的第二天，又通过书面形式将索赔金额戏剧性地调回至500元。
2026年2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就该案作出终审判决。法官邓卓表示，最高法二审认定宇某公司的Go2机器狗不构成侵权，维持了一审判决结果。
值得关注的是，就在Go2机器狗案一审尚未尘埃落定之际，露某美公司已迫不及待地开辟第二战场。针对宇某科技另一款A2机器狗，露某美公司于2025年9月初另行提起诉讼，此次索赔金额定为1500元，但同样附注“暂计”字样，并声称最终赔偿数额仍须以侵权获利审计结果为准。
面对接踵而至的连环诉讼，宇某科技在第二起案件中主动发起反诉，请求法院认定露某美公司的行为构成恶意诉讼，并要求其承担因应诉所产生的律师费及其他合理支出，总额达8万元。经审理，法院确认宇某科技A2机器狗同样不构成专利侵权，进而需要回答的关键问题是：露某美公司这一系列诉讼行为是否已逾越正当维权的边界？
法院结合全案事实，从主客观双重维度展开综合评判。一方面，露某美公司提起系列侵权之诉虽具备形式上的权利基础，但显然缺乏实质上的事实依据；另一方面，其选择在宇某科技IPO上市辅导的关键窗口期提起诉讼，并申请调查取证及证据保全，客观上对宇某科技的上市进程形成了显著掣肘。这表明其诉讼目的绝非单纯的维权，而带有超越诉讼本身的不正当意图。
法官邓卓进一步阐述道：“我们从主客观两方面进行判断，主观上存在明显恶意，客观上缺乏事实基础，且诉讼行为反复无常、自相矛盾。在先判决已明确谴责其精于算计、反复无常、有违诚信，但在此案中露某美公司仍继续推进诉讼，主观恶意更为显著。此外，本案作为系列诉讼，需对各诉讼环节中的行为进行整体性考量。”
基于上述事实认定，法院对宇某科技主张的8万元赔偿请求予以全额支持。纵观全案，露某美公司的行为呈现出高度模式化特征：在事实层面，明知被诉产品不具备专利核心特征，却执意推进诉讼进程；在策略层面，利用“500元象征性索赔”与“巨额利润审计要求”的组合拳，以微不足道的诉讼成本向对方施加强大压力；在时机选择上，精准锁定企业IPO的关键节点，意图将司法程序转化为干扰正常经营的筹码。
最高人民法院正是基于对上述系列诉讼行为的整体审查，最终作出清晰定论：宇某科技不构成侵权，露某美公司的行为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构成恶意诉讼。据此，最高法终审判决驳回露某美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并责令其赔偿宇某科技因维权产生的合理开支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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