嬉水消暑、骤雨积水，均可能潜藏致命危机，溺水便是其中最典型的一种风险。伴随盛夏高温与汛期水量增大，溺水事件的发生频率显著攀升。

为有效遏制溺水悲剧的频发，公众亟需强化急救素养，系统掌握科学规范的溺水急救方法，在紧急关头做到冷静应对、精准施救。那么，面对溺水者，我们究竟该如何正确采取行动？首先，有必要厘清“溺水”的基本概念。

从医学角度看，溺水是指因液体进入气道而引发呼吸障碍的病理过程，可细分为非致命性淹溺与致命性淹溺两类。若淹溺者被成功救起、呼吸得以恢复，则被界定为非致命性淹溺；反之，若因淹溺直接或间接导致死亡，则属于致命性淹溺。简言之，界定标准在于是否发生死亡——存活即非致命，死亡即为致命。

美国野外医学会对此作出进一步阐释：“当人体气道完全没入液面之下（即淹没状态），或水花溅至面部（即浸湿状态）时，均可引起呼吸功能受损。然而，若将淹没与浸湿统摄于同一概念框架内，则易与大量针对冷水浸泡的救援与生存研究相混淆——后者更侧重于低体温症的应对，而非溺水本身。”通俗而言，人体完全沉入水中方构成真正意义上的溺水；仅身体浸于水中、面部保持于水面之上，虽可能引发一定程度的呼吸障碍，却不能与溺水划等号。

溺水发生初期，人体会本能地屏住呼吸，此阶段内溺水者不断将水吞咽入胃。随着屏气时间的延续，机体逐渐陷入缺氧状态。此时，反射性喉痉挛或许能在一定程度上阻止水分进入肺部，但呼吸需求终将压倒一切，水仍会被吸入气道深处。研究显示，多数成年溺水者肺内液体量约为150毫升，这一容量（相当于每公斤体重2.2毫升）足以诱发严重的全身性缺氧反应。

不论肺内积水多少，亦不论吸入的是海水抑或淡水，在临床视角下，诸类情形并无本质区别——它们的共同病理基础均为缺氧。因此，若能及时逆转缺氧状态，便有望阻止心搏骤停的演进。不少溺水者在心跳停止前，会因低氧血症出现明显的心动过缓，此时通过有效通气纠正缺氧，对于挽救生命具有决定性意义。

当前，关于溺水的权威指导主要源自美国野外医学会及国内专家共识类文件，下文将据此梳理各项指南中的救治精要。溺水急救可划分为水下复苏与水上复苏两大环节，后者亦常被称为初期复苏。

溺水造成的主要生理损伤源于缺氧，故快速逆转缺氧是复苏工作的核心靶点。水中复苏即指在水环境中为溺水者实施通气支持，但胸外按压则不适用于水下操作——在水中，施救者与被救者均难以完成有效按压，故此类尝试应坚决杜绝。仅当施救者经过充分专业培训、具备相应技术能力及装备保障，能够在水下安全高效地执行通气操作时，才可考虑实施水下通气。

谈及水上复苏，许多人脑海中首先浮现的往往是“控水”这一概念。然而，对溺水者施以倒挂、拍背、按压腹部等控水手段的做法，实为不妥之举。

水上复苏应遵循心肺复苏与气道优先的双重原则。在初期复苏阶段，若忽视气道管理，持续缺氧将大大降低患者存活几率；此外，不当的人工呼吸手法可能延误救治时机，并诱发胃胀气、增加肺部误吸风险。因此，施救者应将焦点置于建立并维持畅通气道之上，同时尽量给予最高浓度的氧气，若有条件，可借助机械设备辅助患者呼吸。

对于非专业施救人员而言，若未经培训、无法或不愿实施人工呼吸，单纯的胸外按压仍不失为值得推荐的替代选择。但需特别强调，在溺水复苏中，仅靠胸外按压可能不足以挽救患者生命——这一策略仅适用于未具备专业技能的普通施救者。而专业救援人员则应优先处理气道、呼吸及正压通气：先检查溺水者意识与呼吸状态，使其平卧于坚硬地面，采取仰头抬颏法确保气道畅通，随后实施5次人工呼吸，继以30次胸外按压，再行2次人工呼吸，如此循环交替推进。

鉴于氧气在缺氧救治中的关键作用，即便在缺乏专业设备的条件下，若能获取任何形式的供氧装置，如便携式氧气瓶或氧气袋等，对患者生存均具有重大意义。复苏过程中，建议自始至终以最高浓度供氧。

自动体外除颤器（AED）虽为临床常见救治设备，但需明确：虽然缺氧是溺水者死亡的主因，长时间低氧血症亦可能引发心脏损伤，且溺水者心律变化常由心动过速逐步过渡至心动过缓乃至停搏，然而室颤在溺水人群中的发生率不足10%。因此，AED的应用应置于人工呼吸与胸外按压之后，前两者才是溺水急救的首选策略。

关于腹部冲击法，即所谓的控水法，无论在2014、2019还是2024年版的美国野外医学会指南中，均未被推荐用于溺水救援。海姆立克博士本人亦曾一度倡导在溺水者中推行该法，其初衷是认为必须先从气道清除吸入水分方能保证有效通气。诚然，少量水吸入肺部可能引发肺不张等并发症，但在急救现场，真正亟待解决的通常是水阻塞气道所致的缺氧问题。此时贸然使用腹部冲击法，反而可能延误通气时机、延长缺氧时间。

因此，在溺水复苏过程中，应通过规范吸引技术清除上气道内水分及呕吐物，而非依赖腹部冲击法。此外，复温同样不容忽视——溺水多伴随重度体温流失，这直接影响患者的生存率与神经系统恢复质量。然而现实操作中，复温往往被施救者忽略。

文末附上国内外主流指南对溺水急救措施的推荐汇总表，供读者学习对照。至此，溺水基础知识及核心急救技术已悉数呈现。相信各位已清晰认识到，面对溺水者时施救的正确路径，同时也应意识到，民间流传的控水法并未获得医学界认可。溺水救治的第一要义，始终是畅通气道、保障氧气供给。一言以蔽之：在水中有能力时给予通气支持，在岸上则遵循气道通畅、人工呼吸、胸外按压的A-B-C顺序稳步推进；若条件受限，切勿将宝贵时间耗费在寻找除颤器或清除分泌物等次要环节上，更不可迷信所谓控水法。永远铭记——复温对于溺水者同样至关重要。

地处长三角南翼的浙江台州，山海相拥，自古便浸润着“和合”文化的气息。当古老城市的烟火气与大国重器的工业气息在此交织，当千年前的东方智慧被转化为破解当代发展难题的钥匙，这座民营经济发祥地正凭借蓬勃的创新动能，绘就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注脚。7月30日，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浙江主题采访活动走进台州一线。在这片由山魂海魄铸就的土地上，一幅多维立体的活力画卷正徐徐铺展：从夯实工业根基的“制器之器”，到“像造车一样造卫星”的空天突破；从“点绿成金”的乡村振兴，到获联合国赞誉的海洋生态治理。台州的活力，不仅体现在产业集群的跃升，更彰显于人与城、经济与生态、传统与现代的“共生共长”。

“制器之器”焕发“新智脑”

步入浙江省高档数控机床技术创新中心，一排排智能数控机床装备整齐列队，格外引人注目。这里的“智造”堪称“硬核”。由该中心投资建设的智能数控机床装备中试平台，将科技成果产业化成功率从30%大幅提升至80%以上；其自主研发的多模态大模型，更能在0.1秒内动态优化加工参数，赋予普通机床以高端效能。作为驱动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引擎，该中心深度整合浙江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高校资源，汇聚国家级人才领衔的科研团队220余人，集中攻关数控机床数字化设计与优化、高性能数控系统等关键核心技术，构建起“平台+高校+企业+产业链”的协同创新范式。

一边是传统机床产业的深厚积淀，一边是人工智能与高端装备的前沿赛道，台州架起了一座跨界融合的“科技桥梁”。据透露，机床是“制器之器”，更是产业“自强之基”。当前，高端数控机床的国产化率仅约6%，突破这一瓶颈已成为行业迫切需求。“我们并非为论文而研，而是为填补那6%的高端空白。”该中心副主任武建伟表示，通过“企业出题、中心答题”的大兵团作战模式，科研与生产实现了同频共振。目前，中心已成功突破九轴五联动工具磨床等多项关键技术，在牙科刀具等精密加工领域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超级工厂的“造星之路”

浩瀚星空中，商业航天的爆发正催生批量化柔性生产的需求。在这一历史性节点，台州的空天产业突围同样引人注目。在星空智联的超级“造星”工厂内，AGV智能运输机器人搭载卫星星体有序穿梭，充满未来想象的卫星产品在此实现规模化量产。作为全球首个深度融合航天与汽车制造能力的卫星量产工厂，这里打破了传统卫星定制化、小批量、长周期的行业桎梏。“我们将卫星制造从‘单件手工’转变为‘汽车式量产’，这是国内首次实践。”星空智联总经理刘勇介绍，工厂借鉴汽车行业平台化研发、流水线量产的思路，打造出深度融合航天与汽车制造能力的量产AIT全新生产模式，将卫星生产周期压缩至最快28天，生产成本下降约45%，年产能达到500颗。

技术突破只是起点，造星工厂的真正价值在于应用。与传统航天制造相比，模块化量产持续降低了卫星应用门槛，让航天技术走出实验室，落地各类民生场景。在北方草原牧区，牲畜佩戴卫星项圈，牧民借助平板远程掌握畜群位置，实现大范围智慧放牧；在低空经济领域，搭载卫星通信链路的无人机常态化运营多条物流航线，为海岛居民配送包裹与急救药品，大幅提升跨海飞行安全性能。如今，由星空智联量产制造的卫星已广泛应用于智能网联、海洋渔业、工程机械等领域，可服务全球客户。

打通创新链跑出“加速度”

山海赋予了台州丰饶的资源与厚重的制造基座，但面对旧赛道饱和等发展瓶颈，台州何以交出亮眼的“跃迁答卷”？答案，藏在打破壁垒的创新生态里。在这里，科研的“第一现场”不在校园，而在轰鸣的生产线上。一项名为“科技副总”的制度正重塑产学研关系：高校研究员直接嵌入企业战略，将百人喷涂线改造为不足十人的智能产线。这种“国企搭台、民企出力、高校攻关”的混合架构，让科研精准对接产业痛点，直接站在产业链最前线。

一家企业的“磁力”，折射出一座城市的“智慧”。近年来，台州立足民营经济优势，在科创平台与金融生态上多点发力。依托独有的城商行金融生态，台州推出“科创保”“研发费用损失险”等产品，叠加超200亿元的产业基金，为初创企业提供从研发到扩张的全周期保障。这套隐形的托举体系，让创新创业不再是孤注一掷，而是一场可持续的长期主义。随着创新链与资本链的深度融合，贴合台州产业特点的优质创新生态稳步成形。而在这片热土上，经济的澎湃活力，更离不开“和合”文化的内在滋养。

这种“和合”之道，正不断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在仙居，“梅－茶－鸡－蜂”四位一体山地农业系统让山村日子越过越甜；在浩瀚东海，“蓝色循环”模式荣获联合国“地球卫士奖”，实现生态与经济双赢。与此同时，在天台，“和合调解”以情法交融化解纠纷；在温岭，“民主恳谈”升华为“参与式预算”，让民意直通法治殿堂。从人情味的“茶”到制度力量的“票”，“和合”文化已演进为一套刚性的现代基层治理体系。

人生海海，山山而川。这座“和合之城”，正把“向未来跃迁”的雄心写在每一次技术突破里，融进每一朵奔涌的浪花中。(完)

中新社香港7月22日电（记者 陈然）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于21日至22日赴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展开访问行程，此行旨在向当地政商界重点推介香港在金融及黄金市场领域的独特优势，并介绍近期推出的多项新政策措施。据悉，此番交流覆盖了资本市场互联互通、人民币国际化、贵金属交易机制等多个核心主题。

21日当天，许正宇与马来西亚财政部副部长刘镇东举行双边会谈。会谈期间，双方围绕资本形成效率、伊斯兰金融合作、人民币业务拓展及黄金市场发展等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许正宇在会谈中详细阐述了香港近期为促进离岸人民币业务所采取的一系列新举措，其中包括进一步优化并扩大债券通“南向通”的运作安排，完善香港金融管理局的人民币资金支持机制，以及推动建立离岸人民币与印尼盾之间的双边货币交易框架。

22日，许正宇与马来西亚中央银行副行长阿德南·扎伊兰·穆罕默德·扎希德会晤时指出，香港资本市场具备高度多元化的特征，银行体系资本充足率亦保持稳健，这使其成为马来西亚央行在黄金市场开发、资产代币化创新、人民币业务推进以及伊斯兰债券发行等潜在合作领域中的可靠伙伴。他还强调，香港能够为马方提供与国际标准接轨的金融基础设施和服务支持。

在与马来西亚金钻珠宝商公会联合总会会长彭岸圃的会面中，许正宇透露，香港黄金市场的试营运阶段已获得主要市场参与者的广泛认可与支持，美元黄金期货合约交易量持续刷新历史纪录，且指定仓库中的黄金存储规模已达相当水平。他进一步表示，马来西亚黄金业界完全有条件借助香港推出的这些新政策，探索并拓展双方在黄金仓储、交易及结算等环节的合作空间，共享区域市场发展带来的机遇。

建设教育强国，根基在于基础教育。据统计，我国基础教育水平已与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值持平。从规模的拓展转向品质的跃升，由机会的均等迈向卓越的追求，每一阶段皆踏出稳健而铿锵的足印。本期《关注基础教育·筑基兴教》专栏，将聚焦《半月谈》文章《办好基础教育，中国有自信》。

展望2025年，学前教育毛入园率攀升至92.9%，五岁幼童入园比例近乎全覆盖；小学与初中净入学率常年稳居近乎满额，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持续高悬于95%以上，高中阶段毛入学率亦达92%……这些硬核数字，映照出一个发展中人口大国在基础教育领域多年来奋力耕耘的累累硕果。若按国际通用标尺横向审视，我国基础教育已迈入世界高收入国家均线；纵向回溯，则从体量扩张跨入内涵提升，从公平守护走向卓越攀登，每一程皆留下扎实而深刻的足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独具优势，我国基础教育在国际舞台上亦占有一席之地。面对这份成就，我们理当满怀自信——此信心根植于对中国教育路径、制度框架与文化底蕴的深厚底气。

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在神州大地，不论性别差异、身体条件或地域背景，每个孩子皆有机会借助教育之光点亮希望、改写人生轨迹。河北省石家庄市的辛集特殊教育学校里，一支由残障学子组成的“逆风乐队”格外亮眼。创办者孙士姹老师动情道：“校内任何学生皆可入队，我会依据每人特质给予量身指导。乐队助孩子们渐生自信，未来能顺畅融入社会，便是我最大的心愿。”

“我国基础教育尤其重视基本权利保障与弱势群体托底，在教育公平层面展现出高水平。诸如国际社会聚焦的女童与残障儿童入学议题，我们可以自豪地宣称，我国在这两方面的保障成绩斐然。”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常务副主任邓友超如是说。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维持在97%以上，女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则高达99%以上，双双超越世界高收入国家水准。

2026年3月，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在全国两会新闻发布会上宣告：基础教育普及程度与核心指标全面超越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尤其学前教育与义务教育已达到高收入国家标准。此结论源于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机构的对标分析。据悉，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综合世界银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机构评估基础教育的62项指标中，我国有28项“达到”、23项“超过”、11项“接近”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作为一个发展中人口大国，我国破解了超大规模人群的教育普及难题，展现出远超同类国情国家的制度效能与普惠广度，同时在质量内涵上实质跨越了中等收入国家的发展阶段。”教育部基础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师范大学国家高端智库教育国情调查中心主任张志勇教授指出，经测算，中国基础教育对标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的综合指数为104（以高收入国家均值100为基准）。“与发达国家相较，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各项入学率指标与美国、英国、日本等国齐平。”

在早期教育领域，凭借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与供给，中国成功实现对世界高收入国家的“弯道超车”，相关举措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收录为早期教育发展的典范案例。统计表明，2025年我国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92.9%，显著领先于OECD国家84.7%的平均水平。

国际评价体系是对中国基础教育质量最客观的试金石。在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测试中，中国学子尤其在数学、阅读、科学等基础学力领域展现出强劲竞争力，长期稳居世界前列。PISA负责人安德烈亚斯·施莱歇尔评价道，中国学生不仅知识掌握扎实，更擅长在新情境中灵活迁移与应用所学。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李政涛补充说，全球教育强国指数显示，自2012年以来，中国从第49位跃升至第21位，成为全球进步最快的国家，其中教育质量维度已跻身全球第8名。

这一切无不印证：中国基础教育已在世界坐标系中稳占领先高地。

创造三大“中国奇迹”

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人口中文盲比例高达80%，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仅为0.26%。文化素养的低迷，成为民族腾飞的重大桎梏。历经数十年奋斗，尤以1986年义务教育法颁布后的四十年为关键，中国基础教育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百余年的普及之路，铸就了一系列扎实的“中国奇迹”。

奇迹一：构建了全球规模最庞大且运行高效的的教育基座。数据显示，当前我国基础教育拥有各级各类学校43万所、在校生2.2亿人、教师1577万名。“能在如此宏大体量下实现有序运转与质量保障，这本身就是中国教育奇迹的最大底气，亦是制度优势的集中彰显。”李政涛强调。教育部最新数据表明，2025年中国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92.9%，5岁儿童入园率近乎全覆盖。“我国几乎每一个孩子都能在人生起步阶段享受有质量的学前教育，为其终身学习与全面发展夯实根基。”张志勇表示。九年义务教育阶段，中国在校生达1.57亿人，2025年巩固率升至96.1%，真正实现了“应学尽学、一个不落”。同年，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92%，普通高中在校生规模首度突破3000万人大关，标志着高中阶段教育普及目标基本告成。

奇迹二：完成了从“普及攻坚”到“优质均衡”的华丽转身。“孩子下半年就要上幼儿园大班了，老师说大班免学费。”山东菏泽的李女士向半月谈记者分享道。自2025年秋季学期起，学前一年免费教育政策正式施行，当年惠及逾1400万名儿童，学前教育正由稀缺资源蜕变为普惠公共服务。义务教育领域，我国已实现2895个县域“基本均衡”全盘覆盖，正加速向“优质均衡”阶段迈进；阳光招生行动使免试就近入学比例超过99.5%，“上好学”的机遇更为公平地呈现在每个家庭眼前。此外，2025年国家出台《县域普通高中振兴行动计划》，着力扶持占全国普通高中半壁江山的县中，推动城乡普通高中教育协同并进。李政涛指出，这些政策突破系统性地推动教育公平从机会均等深化至质量公平。

奇迹三：由“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跨越，实现国际地位跃升。在中国，越来越多的城乡学校携手开展“同步课堂”，众多师生共享“一张网”资源、“一块屏”互动教学。“我国已建成世界最高标准的数字教育基础设施，并在应用模式与生态建设上确立了全球创新引领优势。”张志勇称。早在2020年，中国中小学互联网接入率便已达100%，而部分高收入国家该比例仅为96%至98%。在网络覆盖质量、终端配备水平等硬指标上，中国已完全对标甚至超越世界高收入国家标准。目前，中国教育的国际影响力显著增强，从“跟跑”到“并跑”乃至部分领域“领跑”，已与183个国家和地区开展教育合作，90个国家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

不妄自菲薄，亦不固步自封

基础教育作为整个国民教育体系的起点，具有鲜明的先导性与预备性，其发展大幅提升了国民素质，有效助推社会经济进步。“我们以相对有限的教育投入，为全球六分之一的人口提供了扎实的基础知识训练，培育了规模庞大的科学、技术、工程与数学人才大军，这正是中国四十余年经济腾飞与产业升级的最核心动力。”李政涛如是说。无论横向还是纵向比较，中国基础教育的成就皆举世瞩目。面对网络上的种种质疑与吐槽，多位受访者认为，不能妄自菲薄，更不能脱离国情空谈教育。

网络上，不少人推崇某些西方国家的“快乐教育”与“个性发展”。多位受访者指出，真实的西方大国基础教育实为“双轨制”——许多公立学校深陷资金匮乏、纪律松散、校园安全等困境，底层家庭的孩子在所谓的“快乐教育”中虚掷时光，最终失去阶层跃升的机会；而精英阶层则将子女送入私立学校，那儿虽有优良的办学条件与师资力量，但学费高昂，普通家庭往往难以企及。

多位业内人士强调，中国基础教育的最大优势在于超大规模条件下实现的高水平普及与底线公平，这是许多发达国家亦难以企及的。若有人主张全盘否定自身、生搬硬套国外模式，这本质上是一种脱离国情的教育浪漫主义，不仅难以落地，更可能动摇教育公平的根基。“我国作为正处于现代化转型期的发展中大国，高考等标准化考试仍是当前最能保障社会公平、促进阶层流动的适宜制度设计。”李政涛表示。受访专家一致认为，若盲目移植西方“快乐教育”，大幅削减课程难度、取消统一选拔，结果必然是普通家庭的孩子在宽松中丧失竞争力，而富裕家庭则可通过高价课外辅导、海外游学等途径完成精英教育，这无疑违背了中国教育的社会主义属性与公平底线。他们同时强调，反对全盘西化绝不意味着故步自封。比如，一些国家对创新精神、批判性思维与实践能力的培育方式，另一些国家对教师极高准入门槛及全社会尊师重教氛围的营造，都值得借鉴与学习。

受访者普遍表示，应坚定文化自信，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将中国的“扎实基础”与现代的“创新素养”相互融合，走出一条兼具中国特色与世界水平的基础教育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