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权威公共卫生机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于7月30日公布的一份报告揭示，截至本月19日，该国今年因高温导致的死亡人数估计攀升至9800人，这一数字已然超越了自2016年以来任何一个完整年份的同期统计。这份来自柏林的消息指出，高温致死的规模在今年夏季呈现出异常严峻的态势。

根据该研究所披露的数据，今年6月下旬，德国广大地区遭遇了持续多日的极端炎热天气，多地的气温逼近40摄氏度大关，甚至有个别站点记录到了超过41摄氏度的极端值。值得注意的是，本年度逾半数的高温相关死亡案例均集中在这轮热浪肆虐期间，凸显出此次极端气候事件的巨大冲击力。

从受影响人群的结构来看，老年人群体承受了最为沉重的打击，其中85岁及以上的高龄者所占比例高居榜首。这一现象反映出老年人在面对极端高温时更为脆弱的生理状况与适应能力不足。

罗伯特·科赫研究所进一步解释称，高温本身鲜少被直接认定为致死原因。在绝大多数情形下，死亡发生是高温环境与个体已有的心血管系统疾病、肺部功能障碍或肾脏病变等慢性健康问题相互交织、共同触发的结果。正因如此，高温通常不会被列入官方死亡证明上的直接死因栏目。研究机构还强调，这些高温相关死亡人数的数据，是借助统计模型与方法对人口健康数据进行推算所得，而非基于直接的临床诊断记录。

近年来，“人肉搜索”、恶意造谣、群体围攻及流量绑架等网络暴力乱象频频发生，既对公民与法人的正当权益造成严重损害，也妨碍了国家安全与社会公共福祉。为有效预防、遏制及惩戒此类行为，国家网信办于本月29日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这标志着我国在反网暴治理方面即将迎来首部专项法律。究竟哪些行为可被定性为网络暴力？针对反网暴议题，网络平台应履行哪些防御与管控职责？相较于过去分散的治理规则，这一征求意见稿又有哪些创新突破和空白填补？

所谓网络暴力，其具体边界何在？正常的批评监督与恶意攻击之间又该如何划界？长期以来，由于缺乏清晰的法律界定，不少恶性攻击事件难以追责，遭网暴侵害的当事人也常常陷入维权困境。此次征求意见稿首次厘清网暴范畴，并细致划定法律红线，成为治理实践中的重要转折。

根据征求意见稿，网络暴力行为被明确定义为四类主要违法情形：其一，集中散布包含侮辱谩骂、造谣诽谤、煽动仇恨、挑起对抗、威胁逼迫或歧视偏见等内容的言论；其二，违规聚量披露他人隐私信息；其三，持续性实施网络恐吓、骚扰等不当举动；其四，其他损害合法权益的网络暴力形态。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支振锋指出，该草案对网络暴力所侵害的权益类型作了更为清晰的界定，重点保护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肖像权和个人信息等核心权益。同时，草案尝试引入量化标准，以“集中”或“持续”特征来限定网暴行为范围，将偶发性表述剔除在外。此外，制度安排上兼顾双向保障，力求在惩处网暴与保护正常表达、舆论监督之间寻求合理平衡。

有专家分析，本次明确网暴范畴的最大特色在于“具体化、可操作、可辨识”，所列举的四类行为全面覆盖人身攻击、隐私侵犯、持续骚扰和恶意中伤等主要网暴表现，极具针对性。更为关键的是，征求意见稿坚守法治原则，避免“一刀切”式治理，强调网络空间并非法外之地，言论自由亦非毫无限度。中国政法大学网络法学研究所所长李怀胜进一步解读，草案明确禁止任何组织或个人实施乃至协助网暴行为。公众在正常评论时，即便观点偏激，也应避免肆意辱骂、恶意贬损或虚构事实，否则可能面临民事赔偿、行政处罚乃至刑事追责。草案不仅严惩直接发起者，还追查协助者的连带责任，并确立失信惩戒机制。参与网暴者或将面临注册新账号或相关互联网服务的限制。

网络平台作为信息传播的主要通道，同时亦是防控网暴的关键闸门。此次征求意见稿针对平台监管短板，系统强化了网络信息服务提供者的主体责任，构建起涵盖监测、预警、干预、处置与报备的完整防控链条。具体而言，平台需制定网暴信息分类标准，建立典型案例样本库，精确识别各类网暴言论，并动态管理涉暴重点账号，对违规账号及时采取限流、禁言或封禁等举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精武认为，核心目的在于推动平台从形式性履职转向实质性履职，杜绝其以技术能力不足、信息量庞大或治理手段有限等理由规避法律责任。他强调，本次草案对平台义务的升级幅度较大，如第十六条第二款就明确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不仅要建立黑名单制度，还需履行禁止网暴者重新注册账号等具体技术处置措施。

专家指出，平台处于网暴治理的第一道关口，也是关键的前端防线。此次征求意见稿摒弃了以往笼统的原则性要求，转而确立可落实、可核查、可追责的强制义务。平台角色从被动删帖转向主动预警与提前干预；处置方式由统一化措施升级为对弱势群体的优先保护，从而全面压缩网暴生存与扩散的空间。

网络暴力的伤害具有高度隐蔽性，且受害者维权成本普遍较高，而施暴者违法代价偏低，长期构成治理难点。对此，征求意见稿构建了从严追责与多元救济相结合的完整闭环。在追责层面，草案明确聚焦打击恶意发起者、组织者及推波助澜者，破除“法不责众”的偏见；依据网暴情节轻重，匹配相应的行政、民事或刑事处罚，形成阶梯化精准惩戒。尤其是针对未成年人、残疾人等弱势群体的网暴行为，依法予以从重处罚。李怀胜指出，草案首先精准打击“关键少数”，明确对组织、策划、煽动及教唆者从重惩处，打破过往集体暴力中的侥幸心理。其次，草案推行网络暴力告诫书制度，对情节轻微而未达到行政拘留标准的案件，公安机关可出具告诫书，对行为人进行警示与教育，填补了轻微网暴行为的追责空白，构筑起“轻微有告诫、严重有惩戒”的梯度化问责体系。

专家认为，此次征求意见稿的一大突出亮点在于补齐受害者维权的短板。在救济层面，草案明确法院对网暴自诉案件优先立案，对于取证确有困难的受害者，可协调公安机关协助调查取证。同时，检察机关可依法支持特殊受害群体提起诉讼，为弱势群体提供司法层面的兜底保障。

国家网信办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意味着我国反网暴治理即将迈入专项立法时代。相比于既往零散的治理规范，这一草案实现了哪些实质性突破、填补了哪些治理空白？支振锋认为，通过国家层级的反网暴专项立法，提供了高规格的制度供给，有效整合了分散于各类法规中的相关规定，为网暴治理确立了统一且权威的法律依据。同时，该草案将过往治理经验加以提升与固化，推动网络生态治理迈向更加系统化、法治化与长效化的新阶段。

生成式人工智能正以空前之势重塑全球高等教育的版图。从学生撰写论文，到教师设计课程，再到高校教务管理，这一颠覆性技术已深入渗透到教育链条的每一个细微环节。它在显著提升效率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不容回避的隐忧——学术诚信的边界被模糊，数据安全的防线遭到挑战，伦理责任的归属变得扑朔迷离。面对这样一把利弊交织的“双刃剑”，如何在释放技术赋能潜力的同时构筑有效的风险防控屏障，从而探索出一条契合人工智能时代需求的高校治理新路，已然成为全球高等教育界共同面对且亟需破解的时代课题。

价值航向：从“严防死守”到“价值驱动”

生成式人工智能向高等教育腹地的持续挺进，绝非仅仅是引入了一件效率工具，它更深层地触发了对教育内在价值与未来人才塑造目标的根本性省思。纵观全球各大高校的治理实践，大致可梳理出三种鲜明立场：严令禁用、有界开放，以及将技术深度内嵌于教育肌理。这三种取向，既是技术扩散在不同发展阶段所留下的现实印记，也深刻折射出高校在恪守教育传统与拥抱技术变革之间所面临的价值抉择与张力。

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崭露头角的初始阶段，一批高校和教育管理机构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审慎防御的姿态，对其使用施加严格限制。这种策略的核心，在于防范新兴技术对既有教育秩序造成强烈冲击。教育界普遍弥漫着一种忧虑：学生若过度依赖智能工具，其独立思辨和创新创造等核心素养恐将日渐式微。与此同时，根深蒂固的学术诚信规范，也使得高校在面对这种可能部分替代人类认知劳动的技术时，本能地倾向于保守应对。美国纽约市教育局早期的做法便是典型注脚，其在2023年初以可能损害学习成效为由，明令禁止在校园网络和设备上使用ChatGPT。尽管该禁令因技术应用的势不可挡而在数月后取消，但这种审慎的防范姿态，却生动反映了传统教育模式在技术风暴初期的应激反应。

伴随技术能力的持续跃升及其在教育场景中的广泛落地，越来越多的高校正逐步意识到，简单粗暴的一禁了之既难以落实，也违背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治理立场开始向“有条件开放”转向。治理的重心也从“是否允许”转变为“如何规范”，普遍路径是发布详尽的使用指南，为师生提供清晰的行动框架。以英国牛津大学为例，该校于2024年发布的使用指引，明确区分了可允许与严禁使用的具体场景：它支持学生运用智能工具来提升学习技能和辅助课程理解，同时掷地有声地强调，人工智能绝不能替代人的批判性思考，更不能取代建立在证据之上的学术论证和学科知识建构。这种以规范引导为核心的治理模式，在坚守学术底线与为技术创新预留探索空间之间，努力寻求一种动态平衡。

在此基础上，一些更具前瞻性的高校已超越单纯的风险应对逻辑，转向以教育赋能为导向的积极立场，将生成式人工智能视为撬动教育范式深层变革的战略杠杆。它们通过周密的制度设计与充裕的资源投入，主动推进该技术与教学、科研及行政管理的全方位融合。2024年，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开创先河，成为全球首个与OpenAI建立深度合作伙伴关系的高校，在课堂教学、科研辅助和行政流程中系统引入智能工具，大胆探索人机协同的新型教育模式。这一重大转向，揭示了高校治理逻辑的内在演化——从“使技术适应既有教育框架”到“让教育因技术而实现跨越式发展”。当生成式人工智能被纳入制度化轨道并与教育目标同频共振时，其价值便不再局限于效率的提升，更在于对教育范式本身的重塑与再造。

规则建构：多层规范体系划清应用行为疆界

在“有界开放”与“教育赋能”这两种主流治理取向之下，负责任地使用技术是所有实践的共同前提，这必须依赖具体、可操作的行为准则来落实。总体观之，全球高校正围绕学术诚信、数据安全与责任归属等关键领域，逐步编织起一套系统化的规则网络，将宏观的治理理念细化为师生可以遵循、可以问责的具体规范，从而为技术的应用划定清晰而明确的边界。

学术诚信，无疑是高校在治理浪潮中面临的最为核心议题。由生成式人工智能辅助产出的成果，其原创性归属饱受争议。为此，国际高校普遍从三个维度着手调整学术规范：其一，扩充对学术不端的定义，将“未经明确授权的AI使用”明确纳入作弊或剽窃的范畴；其二，在具体教学情境中细化使用边界，清晰区分允许与禁止的环节，例如允许将AI用于资料收集整理等辅助性工作，而在核心观点形成和最终内容创作等关键环节则严格禁止；其三，建立强制性的披露机制，要求学生在提交成果时，必须如实说明所用AI工具的名称、应用的环节以及生成内容的占比，将过程透明作为合规的基本前提。值得注意的是，在检测手段的应用上，国际高校普遍表现出审慎态度。当前市面上主流的AI检测工具误报率依然偏高，对非母语写作者尤为不公，且潜藏着数据泄露风险。因此，包括麻省理工学院在内的众多顶尖学府，并不主张将技术检测结果作为唯一的裁决依据，而是倡导结合人工专业判断进行综合评估。

数据安全，是高校治理中带有刚性约束的领域。用户输入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信息，可能被用作模型训练的数据来源，这对学生个人隐私和高校敏感科研数据构成了现实威胁。为此，国际高校大多建立了明确的数据安全规范，明令禁止将个人隐私、敏感信息以及高校自有数据上传至未经安全认证的AI平台，同时积极鼓励师生优先选用学校官方采购或认证的安全工具。在具体的风险防控实践中，数据分级管理被证明是一条行之有效的经验。哈佛大学便是一个案例，该校将数据划分为从完全公开到高度敏感的五个层级，并严令禁止将属于机密级别的数据输入公共智能模型。与此同时，为了在安全与效率之间取得平衡，杜克大学等高校积极推动校园专属大模型的研发与部署，引导师生使用经由学校授权、更具安全保障的企业版或私有化工具。这种“堵疏结合”的治理策略表明，数据安全治理绝非单纯的消极设限，而是通过制度化的安排，为技术在可控的边界内释放活力。

此外，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人机共创模式，使得内容生产的责任归属问题变得空前复杂，这要求高校必须在制度层面给出清晰界定。在此问题上，全球高校正逐步凝聚起几项共识：第一，必须明确AI生成内容可能存在的偏见与谬误，使用者有义务进行严格核查，并对最终产出负全部责任；第二，严禁将人工智能系统列为论文或成果的作者，以维护人类在学术活动中的绝对主体地位。这一规则背后的深层逻辑不言而喻：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作为强大的辅助工具提升效率，但绝不能僭越人类的判断力，更不能转移本应由人类承担的学术与伦理责任。

能力锻造：赋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有效应用

仅依赖规则约束与事后追责，显然难以从容应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持续迭代所引发的复杂挑战。全球高校正日益深刻地认识到，治理的重心应当从设定行为规范，进一步拓展至深层次的能力建设。通过系统性的素养培育与资源支持，让师生真正具备深刻理解并娴熟驾驭人工智能的能力，才能真正实现技术对教育的赋能愿景。早在201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北京共识——人工智能与教育》便前瞻性地提出，应“采取体制化的行动，提高社会各个层面所需的基本人工智能素养”。

生成式人工智能素养，绝非等同于单纯的技术操作技能。国际研究普遍将这种素养划分为层层递进的多个维度：从最基础的技术认知与功能理解，到熟练的工具运用与任务整合，再到对AI生成内容的批判性审视与创造性再加工，直至能够在复杂多变的现实情境中做出独立的伦理判断与负责任的行为决策。这种素养观的核心，在于让技术“为我所用”而非被其牵引或奴役。在这一全新框架下，人工智能时代高校人才培养的重点，已不再局限于知识传授与技能训练，而是更加侧重于基于AI环境的批判性思维、高阶学术探究能力和创新意识的养成，以更好地适应知识生产方式与职业图景的剧烈变革。

在学生赋能层面，《北京共识》建议运用人工智能“促进学习和学习评价”。围绕这一目标，国内外高校正从课程体系重构与学习方式转型两个方向同时发力。在课程建设上，一条路径是将生成式人工智能有机嵌入专业教学之中。例如，新加坡国立大学将AI编程辅助工具引入计算机专业课程，在夯实学科理论根基的同时，帮助学生积累人机协同开发的前沿经验，从而更好地适应被AI深刻重塑的产业环境。另一条路径是开设面向全体学生的人工智能通识课程。南京大学便是先行者，该校推出了体系化的本科生AI通识课程，将技术原理、伦理规范与行业前沿应用融为一体，助力学生构建紧跟时代的知识体系。此外，一批高校还在探索将AI融入学习评价环节，通过过程性评估与个性化反馈，有效提升学生的自主学习效能。

在教师赋能方面，《北京共识》着重强调要运用人工智能“赋能教学和教师”。为此，国内外高校正积极构建系统化的支持体系：其一，提供定制化的培训项目与丰富资源，帮助教师掌握智能工具在教学场景中的应用方法，如墨尔本大学推出的“AI for Teaching and Education”系列资源，为教师提供了紧跟时代步伐的教学支持；其二，开发轻量级、易于上手的自助工具与平台，降低技术应用门槛，斯坦福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创建的人工智能共创平台，都为教师提供了简便的探究与实验空间；其三，设立专项研究基金与激励计划，鼓励教师开展基于AI的教学改革与科研创新，例如卡内基梅隆大学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教学研究计划”以及中国人民大学的“AI赋能科研创新应用”资助项目。这些举措从素养提升、工具保障到制度激励等多个维度协同并进，切实有效地提升了教师在智能化教学环境中的创新实践能力与内在驱动力。

全球高校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治理探索，正逐渐超越单一层面的技术风险防控，迈向一场关乎价值重塑、规则建构与能力培育的系统性变革。面向充满机遇与挑战的未来，我们应当继续坚守以人为本的根本原则，以更加开放、审慎和智慧的姿态，推动人工智能与高等教育的深度融合，在汹涌澎湃的技术浪潮中牢牢把握教育变革的主导权，从而培养出真正能够适应并引领未来时代发展的高素质人才。

高考志愿填报季再度来临，涉农专业以崭新的面貌走入公众视野，成为考生与家长热议的焦点。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变革，正悄然重塑着人们对这一传统领域的认知与期待。

根据教育部最新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今年新设农业机器人、盐碱地科学与工程、智慧渔业等三个涉农本科专业，为农业人才培养注入全新动能。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近期对2001名受访者展开的调研显示，在2025年至2027年参加高考的考生及其家长群体中，77.1%的人明显感到身边关注或选择涉农专业的人数在上升；84.8%的人认为社会对这一领域的看法发生了积极转变；更有83.2%的人指出，智慧农业的蓬勃发展显著提升了身边人报考涉农专业的热情。

受访者中，2025年至2027年的高考考生及家长占比达47.9%。90后王雯回忆起自己的求学选择，她曾在高中阶段被国家对食品安全的重视所触动，最终报考了一所985农林院校的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尽管毕业后未能留在本行，她始终关注着农业领域的演进。“如今，农学在无人机、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加持下，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以前聊起草叶研究，我脑海中浮现的是草原和牛羊，没想到它会在体育赛事中惊艳亮相。”王雯提到，“苏超”赛事期间，关于耐踩踏科技草坪的讨论让农业科技的魅力走进了更多人的视野。

广州的生态农场经营者郭锐也注意到，科技浪潮下，身边对农业萌生兴趣的年轻人越来越多。“我的一些朋友或客户，他们的孩子会觉得这一行既新颖又有趣，愿意到农业院校深造。”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感叹，涉农专业正从昔日的“保底选项”蜕变为如今的“心仪之选”。“去年我在一所中学做招生宣讲，现场火爆程度完全超出预期，我们的展位被围得水泄不通。”调查数据印证了这一趋势——在2025年至2027年的考生及家长中，84.8%的人感觉到社会对涉农专业的看法已有所改观，其中24.8%的人认为变化“相当显著”。

朱毅解释道：“过去提到学农，家长和学生都会担忧‘晴天一身土，雨天两脚泥’。但现在，农业既扎根大地，又紧握时代脉搏，吸引力自然大增。特别是食品营养、智慧农业、农业大数据这类交叉学科，更是备受追捧。”调查同样显示，83.2%的受访考生和家长认为，智慧农业的应用——如无人机植保、农业大数据分析、智能温室管理等——提升了身边人投身涉农领域的意愿。

王雯观察到，近年来科技赋能的农学方向颇受欢迎，“比如科技育种、无人机灌溉等。但我想提醒的是，农学永远离不开土地，部分环节能在实验室完成，可很多操作仍需走进田间地头。”朱毅也强调，不应将“锄禾日当午”视为苦差，那是学科成长中不可或缺的历练。“更重要的是，不要盲目追逐热点，只因农学当前走红便仓促选择。唯有发自内心的热爱，才能支撑自己在这条路上坚定前行。”

谈及涉农专业升温的动因，调查揭示了多重因素：66.7%的受访者认为农业科技含量提升、无人机与智能监测等新技术普及是关键；62.0%的人将其归功于高校专业设置的优化，如新增休闲农业、智慧养殖等方向；54.9%的人提到就业前景改善，包括薪资提升和“定向培养”等政策；39.5%的人感受到大众对农业刻板印象的消解；33.7%的人则将其与社交媒体上涉农话题——如农学日常、创意录取通知书、特色农产品——的走红联系起来。

郭锐回忆道：“刚接触这一行时，生态农业还很陌生，如今已被广泛认同。”他观察这20余年农业的巨变，“常规农业中，机械化普及程度大幅提升，尤其在粮食作物和单一化种植领域，无人机、无人监控等智慧手段不断融入，科技含量和现代化水平今非昔比。”在他看来，这些变化让农业对年轻人更有吸引力。“以前农业辛苦，体力消耗大；现在它展现为有前景的行业，既智能又高科技，还涉及社会、环境与人文的交织。”

王雯认为，农学走红也与短视频传播密不可分。许多农学生在社交平台上分享种地学习的日常、记录一日三餐，激起大众对学农的好奇；而李子柒等网络博主的影响，更让人们从农活中感悟到先辈的智慧与深厚的传统文化。朱毅总结道，随着乡村振兴和农业强国建设的推进，考生、家长、教师乃至全社会都目睹了农业领域的实质性飞跃。最重要的，是观念层面的转变——现代农业已摆脱“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旧标签，在人们心中既是亲近自然的所在，又是科技感十足的舞台。

本次调查的受访者分布为：一线城市占30.7%，二线城市占36.5%，三四线城市占23.1%，县城或城镇占7.2%，农村占2.5%。（闻阅对此文亦有贡献，王雯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