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7月29日电 源自“吴起融媒”微信公众号的官方消息，陕西吴起县联合调查组近日发布情况说明称，近期，部分网友及媒体在短视频平台、微信朋友圈和群聊中散布有关“吴起境内惊现豹子”的视频，引发社会公众广泛关注。县委、县政府对此高度重视，迅速部署，由县公安局、林业局等相关部门组成联合调查组，对视频内容进行精准溯源核查。经调查确认，该视频拍摄地点并不在吴起县行政管辖范围之内。现将具体情况公布如下：

根据县公安局的溯源调查：2026年7月26日，吴起县居民康某（系某油气技术公司员工）自富县前往“上1154平4”井场途中，行至距上畛子林场检查站约5公里处，偶然发现路边玉米地中出现豹子身影。康某当即用手机拍摄视频，并首先发送至家族微信群中，随后由其父转发至亲友群，最终通过层层转发流传至网络空间。县林业局已及时将相关情况告知视频拍摄所在地的林业主管部门，同时，针对吴起县境内山林及农田区域进行了全面排查，未发现豹子或其他大型野生猫科动物的活动痕迹，亦未收到牲畜损伤或人员遇袭的报告。

在此，提醒广大网民和公众，请以官方权威发布的信息为准，理性甄别真伪，自觉做到不制造谣言、不信谣、不散谣，保持冷静，无需过度忧虑。

今年以来，我国多个重大水运工程建设明显提速，一批标志性项目正迎来关键节点。在长江干线，三峡水运新通道已正式开工，先行开挖区进度过半，预计今年10月可完成全部开挖任务；在广西，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全线通水，正全力冲刺今年9月通航目标；在东海之滨，长江口南槽航道治理二期工程已启动建设，完工后5000吨级船舶可实现全潮通航。

目光转向琼岛西北部，海南洋浦区域国际集装箱枢纽港扩建工程码头主体已全面完工，年内将实现分区投产。与此同时，众多水运通道项目相继进入规划建设阶段，水运工程整体呈现多点开花、密集推进的态势。在公路、铁路网络日益发达的当下，为何还要如此大规模投入水运建设、大力发展水路运输？其背后有着深刻的战略考量和现实需求。

从短期看，重大水运工程的投资建设是扩内需、稳增长的重要引擎。以三峡水运新通道为例，该工程作为继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流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多重功能于一体的大型项目，静态总投资超过770亿元。施工过程中大量土石方开挖和混凝土浇筑，将带动原材料、机电设备等上下游产业链形成投资乘数效应，同时催生大量就业岗位。

这样的乘数效应在平陆运河项目中已显现得十分明显。广西北部湾港运河沿线，30个江海联运泊位新建与改造项目正加速推进；南宁伶俐工业园内，一栋栋崭新厂房拔地而起，运河的“磁吸效应”使沿线投资热度持续升温。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水运所运输经济室主任袁子文指出，重大水运工程通过直接基建拉动上下游产业需求，并依托航运要素集聚能力吸引关联产业落地，已成为交通领域稳投资、促增长的重要阵地。

从长远视角审视，加大水运工程投入，是打通内河堵点卡点、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的必由之路。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高速铁路网和高速公路网，但现代化水运体系仍存在短板，货运量在综合运输结构中占比偏低，成为综合交通网络中的相对薄弱环节。袁子文认为，一系列内河重大水运项目加速推进，正是为了推动国家高等级航道加快成网，充分发挥水运大运量、低成本、低能耗的独特优势，切实压降全社会物流成本。

放眼国家水网布局：在长江水系，三峡水运新通道与长江口南槽航道治理二期工程相继开工，将有效破解干线大通道待闸船舶长期拥堵、繁忙航段通航能力不足等痛点；在珠江水系，平陆运河、右江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工程加快建设，有望化解内陆腹地大宗原材料及产成品运输成本高企的难题；在沿海港口，浙江宁波舟山港六横港区佛渡集装箱码头项目、广东广州港南沙港区五期工程正火热推进，将从物理空间上破解港口“吞吐之困”，让货物运转更加高效顺畅。

从内河到沿海，从航道到港口，一个个水运重大项目加速落地，折射出我国货物贸易蓬勃发展的态势，也回应了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带来的新需求。袁子文表示，这正是近年来水运建设持续升温的重要驱动力。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6.9%，其中机电产品出口增长20.1%，占出口总值的63.5%。出口势头持续向好，带动沿海大型集装箱干线港作业日趋繁忙。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表明，今年上半年，全国港口日均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6.7%。

当前，水运工程建设已形成“开工一批、建设一批、储备一批”的梯次推进格局，未来仍有众多重大项目值得期待。在山东，总投资超200亿元的日照港转型升级工程即将动工，将新改建8个10万吨级至30万吨级大型散货泊位，显著提升港口作业能力；在广西，西江航运干线南宁至贵港一级航道工程有望年内完工，届时西江黄金水道通行能力将大幅跃升。

着眼更长远的发展，浙赣、赣粤、湘桂运河等一批跨省份运河工程正在加快推进前期研究和论证工作。交通运输部水运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按照“国家战略有需要、地方有积极性、投资有效益、资金有保障、不触碰安全稳定底线、不过度超前引发债务风险、不破坏生态环境”的总体要求，下一步重大水运工程将重点聚焦三方面建设：一是围绕跨区域大通道，推动长江干线、西江航运干线、京杭运河等重大项目建设；二是着眼基础设施更新和数智化改造，推进长三角、珠三角等重点区域水运设施升级；三是立足安全化提升，加强国境国际通航河流、海峡运输等重大设施建设。

通江达海，水网纵横。随着一个个重大水运工程逐步落地见效，一个便捷顺畅、经济高效、绿色集约、智能先进、安全可靠的现代化水运体系将加速成形，为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提供有力支撑，成为促进内外经济循环相互交融的重要纽带。

2025年12月，上海一家三甲医院重症监护室的医生叶明，做出了一次与毕生医学信念背道而驰的选择。他乔装潜入一个充斥药贩子与“托儿”的病友交流群，潜伏了整整半个月，最终花费逾万元，向一位素不相识的药商购入二十天剂量的“抗肿瘤原料药”。所谓原料药，指药品中最核心的有效成分，既无辅料调配，也未经任何加工流程，更遑论正规批文。叶明比谁都清楚——这粉末纯度堪忧、制造工艺不明，甚至可能只是一团毫无药效的淀粉。然而，他已然没有退路。

他的母亲于2023年初被确诊为胃癌晚期，且伴随罕见的ALK基因突变。化疗未能奏效，靶向药物接连耐药，免疫治疗引发超进展，多脏器功能相继衰竭……国内所能提供的常规治疗手段全部失效，连临床试验也将她拒之门外。“一代、二代、三代靶向药均告失败，唯一的希望只剩下第四代。”身为医者，叶明能够调取的信息远超普通家属。他翻遍国内外文献，查到一款名为NVL-655的四代ALK靶向药正在美国开展临床试验。数据令人振奋：即便针对已对三代靶向药耐药的群体，有效率仍达五成。然而，该药既未在美国正式上市，更遑论进入中国市场。

于是，他开始钻研美国的同情用药机制。在美国，当某些危重患者已穷尽常规治疗手段，却又不符合参加新药试验的资格时，可向药企提出“同情用药”申请，有机会提前使用那些仍处于试验阶段、尚未获批上市的新药。他用英文撰写函件，附上母亲完整的病历与基因检测报告，发给制药公司。一周后，回复如期而至——先是程式化的关怀与慰问，紧接着是冰冷的拒绝：“本公司在中国未开展同情用药业务，无法提供药品。”

“明明有药，有效率五成，或许还能争取两三年的时光，可偏偏就是拿不到。”望着病榻上因幽门梗阻痛得蜷缩翻滚的母亲，这位见惯生死的ICU医生再也顾不得职业操守，向药贩子购入了NVL-655原料药。“无路可走的时候，狗急了尚且跳墙。”用药三天后，母亲呕吐减少，疼痛缓解，精神明显好转，甚至能进食了。叶明以为奇迹将至。然而两周过去，症状如潮水般卷土重来，病情急转直下，不久后，母亲在家中离世。

“那药确实为母亲争取了至少二十天的生命，也极大减轻了她的痛苦。可是，那是原料药，并非正规药品——精度不足，工艺粗糙，况且用药时母亲已处于多脏器衰竭、幽门梗阻的状态，药物根本无法被有效吸收。”叶明惋惜地说，“太晚了。”

在中国，像叶明母亲这样求药无门的危重症患者，何止千万。常规治疗失败之后，他们被临床试验的大门拒之门外，又卡在同情用药制度的夹缝之中，只能在绝望中摸索出一条条灰色的、危险的野路子。

被拒之门外的“不完美患者”

赵宏每天都要面对这样的病人。他是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的主任医师，专注肝癌、胰腺癌、胆管癌——这些癌种恶性度极高，预后极差。常规治疗失败后，二线治疗的有效率不足一成，中位无进展生存期仅有三四个月。而那些尚在临床试验阶段、未获批上市的新药，便成了这些患者最后的救命稻草。

作为国内顶尖肿瘤医院的医生，赵宏手中握有多个新药临床试验项目，每日慕名而来的患者络绎不绝，但真正能如愿入组的却寥寥无几。“一上午门诊五六十名患者，大约只有五六人可以考虑纳入临床研究，最终能成功入组的，可能也就两三个。”赵宏解释，临床试验的入组门槛极其严苛。为了控制变量、获得“干净”的数据，以证明药物在特定人群中的有效性，药企和科研机构需要的是“完美患者”——年龄合适、无严重合并症、身体状况良好、既往治疗史有限。

然而，真实的肿瘤世界里，更多的是“不完美的患者”。山东某地级市三甲医院呼吸科主治医生张欣，对这种无力感习以为常。“在我们这样的地市级医院，临床试验项目凤毛麟角，绝大多数被省级或区域性龙头三甲医院垄断。患者想入组，只能自己去大医院挂号、排队。”她发现，许多肺癌患者历经一二线治疗失败后，身体已是千疮百孔，PS评分（体力状况评分）极差，根本达不到临床试验的门槛。

身处辽宁抚顺的乳腺癌晚期患者王丽，正被困在类似的僵局里。自2025年1月发现乳房肿块以来，她接受了化疗和靶向药曲妥珠单抗的治疗。“效果尚可，但心脏承受不住，心跳飙到每分钟150次，还伴有绞痛。”副作用过于严重，她被迫停药。她早就听说过临床试验。“有位癌症晚期转移的同学进过组，用了新药效果特别好。”她也想去碰碰运气。在网上辗转联系了沈阳某三甲医院的一位教授，对方看了影像资料后说可以入组。她满心欢喜，岂料等待期间的一场感冒，让她被彻底排除在外。

此后，她再也没能触到临床试验的门槛。“普通医生不管入组事宜，主任的号要一两个月才能挂上。”半年间，她接触了不下二十位医药代表，对方起初满口应承，最终要么说名额已满，要么推荐一些毫无科学依据的“野鸡项目”。她还遇到过推销一万七千元一盒来历不明“进口药”的骗子。“说实话，我现在很焦急。我是晚期，时间不多了。才四十八岁，孩子还小，我想活下去。”

这样的绝望，叶明也曾深切体会。二三线靶向药全部失效后，他带着母亲在北京大学肿瘤医院附近租了房子，开始逐一筛选临床试验，试图尝试新药。筛选了一两个月，没有一个项目匹配。“她病得太重了，又有免疫副反应的病史，许多新药含有免疫成分，他们不敢收。”最终，他只能陪母亲回了家。

面对这样“无药可用”又入不了组的患者，赵宏能做的实在有限。“有的病人当场就哭了，家属陪着掉泪，问我：‘医生，难道我们只能等死吗？’我也没什么好办法，只能说再看看后面有没有其他研究项目。”

相较于求药无门的绝望，对某些血液肿瘤患者而言，眼看曾经可行的道路突然被堵死，或许是另一种残忍的折磨。顾洪飞是患者组织“淋巴瘤之家”的创始人。2010年他确诊霍奇金淋巴瘤，经治疗康复后，从一个人数仅四百多人的QQ群起步，将患者组织发展至注册用户超过十六万。这些年，让他印象最深的患者有两类：紧急危重症患者和复发难治患者；而这些患者打听最多的治疗方式，便是“同情CAR-T”。

CAR-T是一种免疫细胞疗法，对部分复发难治的淋巴瘤和白血病亚型有“奇效”。目前国内已有六款CAR-T产品获批上市，部分产品和适应症的患者十年生存率可超过五成。但CAR-T定价普遍在百万至一百三十万元之间，且未纳入医保，普通家庭根本无力承担。据顾洪飞介绍，此前国内许多顶尖血液病中心通过研究者发起的临床研究（IIT），患者仅需十几万元便可获得“同情CAR-T”治疗，而这种治疗挽救了大量危重、复发、难治患者的生命。

顾洪飞表示，2026年5月1日，国务院颁布的《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临床转化应用管理条例》（“818号令”）正式实施。出于对细胞基因治疗安全性和规范性的考量，以往相对宽松的同情用药通道迎来严格管控。多数医院因合规考量，不再轻易开展此类项目。患者想尝试非商业CAR-T疗法，只能参加正规备案的临床试验。“同情CAR-T”的通道中断，令一批“夹在中间”的患者陷入绝境。

在儿童白血病病友社群“暖白儿童”中，就有一批复发难治、亟待CAR-T治疗的患者。今年2月，华阳九岁的儿子确诊T淋巴母细胞白血病。历经五个疗程化疗，孩子的微小残留病灶（MRD）指标始终卡在0.4%，无法清零。这是一个评估白血病疗效的关键指标：MRD越低，骨髓移植后的复发风险越低；降至0.01%以下才算完全缓解，达到移植标准。“肿瘤细胞没有被彻底清除。如果MRD没转阴就强行移植，医生说基本就是百分之百复发。”华阳做过十年神经外科医生，他比一般家长更清楚，“化疗这条路，基本已经走到头了。”

他查阅了大量资料，也咨询了同行，“像这种情况最合适的就是CAR-T。”但不幸的是，儿子所患白血病对应的CD7靶点CAR-T产品尚未上市，仍在临床试验阶段。华阳听说，以前类似患儿可以通过“同情CAR-T”清除残留、桥接移植，如今这条路已然封闭。而正规的CD7 CAR-T临床试验，“要求MRD必须大于5%或骨髓不缓解才能入组。我们这种残留0.4但还没到复发标准的情况，恰好卡在中间。孩子的身体能撑多久？我不知道。”

刘方十二岁的女儿同样被CD7靶点CAR-T试验的条件困住。今年春节，女儿确诊T淋巴母细胞淋巴瘤，三个月化疗后便复发。“医生说已经耐药了，预后很差。如果能通过CAR-T实现完全缓解，再桥接移植，长期存活的机会将大大提升。”但此前化疗引发了脑血栓、脑出血，所有正规临床试验都将女儿拒之门外。刘方坦言，他们了解同情CAR-T治疗的风险，但比起强行移植后“百分之百复发”，他宁愿选择前者。“这不是一道选择题。一个是可能活，一个是肯定活不了。临床试验是免费的，我们用不上。我只想要一个合法的机会，哪怕自费，哪怕签免责协议，能不能有一条审批通道？给孩子一线生机？”

药企不敢做“好事”

当患者求药无门时，一个自然的疑问浮现：那些手里握着新药的药企，为什么不愿意把药物交给这些走投无路的人？“不是药企冷血，而是制度没有兜底。在没有明确法律框架的情况下，谁也不敢贸然把未上市的药物拿出去使用。”国内某头部药企工作人员李彬坦言。2017年，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拓展性同情使用临床试验用药物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对适用对象、申请审批程序均做了详细规定。2019年修订的《药品管理法》第二十三条，也确立了同情用药的上位法框架。然而，整整九年过去，那份征求意见稿始终没有变成正式文件。

在李彬看来，对药企而言，同情用药面临两大难题。首先是责任风险。正规临床试验入组的患者，有完备的保险保障——治疗费、不良反应治疗费，甚至死亡赔偿，均由申办方和保险公司承担。但同情用药的患者往往处于疾病晚期、合并症众多，一旦发生严重不良事件甚至死亡，责任归属如何厘清？赵宏曾与药企交流过，对方的顾虑非常现实。“不能排除这样一种情况——申请时患者信誓旦旦‘所有后果我都愿意承担’，真出了不良后果，反过来起诉公司。一旦引发媒体关注，对新药临床研究推进和上市审评都会产生不利影响。”赵宏认为，药企想做善事，却不太敢做善事。

其次是成本与收费的悖论。征求意见稿明确规定试验用药不得收费。李彬觉得这条规定是一把双刃剑。“完全没有经济回报，还要承担风险，企业参与的驱动力从何而来？”他查阅过美国FDA的法规，允许企业收取同情用药的相关成本费用，至少能收回成本。但在国内，如果允许收费，企业又担心暴露真实成本，影响未来的商业化竞争。除了风险与成本，制度落地还有更具体的堵点。赵宏举例道：“比如，病人的分级管理：病情危重到什么程度可以申请？由谁来决定？哪一级医疗机构有资格？伦理委员会设在三甲医院还是县级医院？药品使用后的不良反应如何上报？疗效如何评估？”赵宏认为，这些细则都需要明确。落地之后，从药企到医生再到患者，才能获得法律保障。

据赵宏介绍，药品研发有“三个10”的说法——10%的成功率、10亿美金的投入、10年的周期。在这漫长的流程中，患者等不起。同情用药制度缺位的直接后果，是催生了庞大而危险的灰色产业链。赵宏在调研中发现，从早期的印度仿制药，到后来的地下原料药，甚至还有黑中介拿淀粉灌装胶囊冒充药品。患者为了活命，只能拿自己的身体去试错。

以今年一款名为Daraxonrasib（研发代号RMC-6236）的胰腺癌新药为例，它已成为无数患者的“救星”。素有“癌王”之称的胰腺癌迎来治疗突破——其III期临床数据显示，该药可将患者生存期几乎翻倍，死亡风险降低60%。不过，此药尚未正式上市，美国患者可通过同情用药渠道申请。在国内社交媒体上，已有部分药商声称可以“搞到此药”。《锋面》记者以患者家属身份咨询其中一位，对方表示可以代为申请美国同情用药，药费十几万元人民币/月，另收三千元服务费。更“实惠”的方案是，他推荐记者使用“北京某生物原料实验室”生产的国产原料药，“纯度99.6%，患者吃一个月指标都下降”，月均药费三万四千元，并向记者展示了一张患者用药后“效果良好”的证明报告。

“使用‘原料药’事实上已经涉嫌违法了，原则上我们医生当然不鼓励，但当一个人没有其他选择的时候，你劝不住。”赵宏说。今年全国两会期间，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赵宏提交了一份关于加快完善拓展性同情用药制度的提案。目前，这份提案已进入全国政协的重点提案序列。

在赵宏的设想中，中国的同情用药制度应有自己的特色，最好是在已有该新药临床试验的中心来落地执行。“医生用过这个药，知道有没有输液反应、需不需要预处理，患者放心，药企也放心。”“拓展性同情用药不仅造福患者，也能助力企业研发。”赵宏强调，“对于那些被临床试验排除在外的晚期患者，他们的最佳治疗方案是什么？医生想知道，药企也想知道。如果同情用药制度能覆盖这部分人群，收集真实世界数据，对药物未来的临床应用会有更全面的认知，同时实现‘救急一人’与‘造福万人’的双赢。”

然而，制度的落地需要各方协同。作为企业方，李彬同样期待一份具有中国特色的细则出台。他建议允许企业按成本的一定比例收费，政府同时给予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明确各方责任、明确费用分担、明确风险处置。有了这些，药企才敢参与。”在制度之外，顾洪飞认为，还有一个群体的呼声不应被忽视——那些在灰色地带挣扎自救的患者和家属。他特别强调，同情用药的审批流程必须充分考虑患者的急迫性。走到最后一线的病人，生命窗口往往极短。“如果让他们等待层层审批、等待盖章、等待一个月才开一次的伦理委员会审议，等到的时候，命也没了。流程应该为生命让路。”在危重症面前，时间不是成本，时间就是生命本身。

他希望有一天，申请同情用药的流程能够真正清晰、可及，让患者觉得“这个药是我需要的”，而且我知道该怎么申请，也有信心走完流程；多中心能够铺开，让患者就近申请，不必拖着病弱之躯千里迢迢奔赴北上广。“同情用药制度，本质上不是在赋予患者某种特权，而是给那些走到悬崖边上的人，一个合法抓住绳索的机会。”赵宏说。（应受访者要求，叶明、华阳、王丽、李彬为化名）来源：央视网微信公众号

中新网北京7月30日电(记者 任思雨)在都柏林静谧的凌晨时分，一场突如其来的摩托车意外，让世界乐坛失去了一位才华横溢的灵魂歌者。当地时间7月29日，爱尔兰知名音乐人、电影《曾经》的男主角格伦·汉塞德不幸离世，年仅56岁，这一噩耗迅速引发全球影迷与乐迷的深切哀悼。

据海外媒体报道，这起悲剧发生在当天拂晓4时30分左右，当时急救人员迅速抵达现场展开抢救，无奈汉塞德伤情过重，最终回天乏术。其经纪团队在官方声明中表示，都柏林警方目前正就事故详情展开调查，而汉塞德的家人则陷入难以言表的震惊与悲痛之中，恳请公众给予他们足够的私人空间。

回顾2007年，一部低成本音乐剧情片《曾经》横空出世，由汉塞德携手捷克创作歌手玛可塔·伊尔格洛娃联袂主演。影片讲述了一段因音乐而结缘的都市际遇——两个在生活中磕绊前行的陌生人，借由旋律彼此靠近，温情脉脉的叙事打动了全球无数观众。片中每一首原创曲目均出自两人之手，其中的主题曲《Falling Slowly》更是摘得第80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原创歌曲殊荣，成为影史经典。

这部作品的深远影响不止于银幕。它随后被改编为百老汇音乐剧，忠实延续了两位原创者的音乐精髓，并一举揽获包括最佳音乐剧与最佳音乐剧剧本在内的八项托尼奖大奖，书写了从独立电影到舞台艺术的传奇篇章。

与片中那个落魄街头艺人的人生轨迹颇为相似，汉塞德的成长经历充满草根色彩。他在都柏林土生土长，年仅13岁便告别课堂，早早投身街头卖艺的生活。1990年，他组建起乐队The Frames，逐步在乐坛崭露头角，其作品《Burn the Maps》更是登顶2004年爱尔兰唱片排行榜冠军。而在1991年，他还曾以吉他手身份亮相电影《追梦者》，完成了自己的银幕首秀。

自《曾经》热映之后，汉塞德逐渐将创作重心转向个人项目，陆续推出多张个人专辑。2016年，其作品《Didn't He Ramble》获得格莱美最佳民谣专辑提名，彰显了他在音乐领域的持续探索。就在2026年，他更发行了名为《Don't Settle》的两张专辑，收录了职业生涯中多个现场演出的珍贵片段。

值得一提的是，银幕上的浪漫情愫同样在现实中延续。汉塞德与伊尔格洛娃曾携手组成民谣组合Swell Season，尽管两人于2009年结束了恋情，却始终保持着音乐上的默契与协作。2025年，这对昔日搭档再度联手，推出合作专辑《Forward》。伊尔格洛娃曾动情言道：“银幕上我和格伦之间的友谊与默契绝非虚构，那份情感后来也确实升华为更深层的爱意。”

即便未再主演故事长片，汉塞德在影视领域的足迹从未停歇。他曾在电影《我不在那儿》中翻唱鲍勃·迪伦的作品，为动画剧集《辛普森一家》中的爱尔兰街头艺人献声，并在《最后一个男人》中客串出演——该集标题恰巧取自他的名曲《Falling Slowly》。不久前，他还在《曾经》导演约翰·卡尼的新作中友情亮相，展现了与老友的深厚情谊。

噩耗传出后，音乐界多位重量级人物纷纷发文悼念。美国摇滚巨星布鲁斯·斯普林斯汀在社交媒体上深情写道：“多年前我们在爱尔兰相识，他始终是一位了不起的音乐家、一位挚友，更是一位慷慨热忱、平易近人的伙伴。他总是带着灿烂笑容，充满活力，随时准备引吭高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