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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丨赵强：为何说澳门是（景德镇申遗的“海丝密码”？）
7月29日澳门电 题：澳门何以成为解码景德镇申遗的“海上丝路密钥”？——独家对话故宫博物院太和学者赵强 中新社记者 郑嘉伟
7月25日，在韩国釜山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顺利通过审议，正式跻身《世界遗产名录》。故宫博物院太和学者、澳门文物保护专家赵强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栏目独家专访时指出，此次申遗的成功，不仅让中国古代对外贸易中“丝、茶、瓷”三大文化载体在世界遗产版图上实现了圆满拼合，更以生动笔触勾勒出一幅中国手工业与早期全球化浪潮深度交融的历史长卷。在他看来，澳门作为16至17世纪串联中国内陆制造体系与全球远洋航线的关键贸易枢纽，正是展现景德镇遗产世界意义、解读中国瓷器环球传播脉络不可或缺的“海上丝路密码”。以下为访谈实录摘要：
中新社记者：为何将澳门视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海上丝路密码”？
赵强：澳门既是历史上景德镇瓷器迈向世界的流转驿站，更是今日理解、诠释其普世价值的关键文化场域。“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完整呈现了从原料开采、燃料供应到烧制成型的全产业链条，核心回应的是“瓷器如何被制造”这一命题。然而，若要满足世界遗产的评判标准——证明其对于人类价值观互通以及全球“中国风”审美潮流塑造的深远影响，景德镇就必须向世人阐明：它的器物究竟如何跨越重洋，成为早期全球化进程中的核心物质载体。
景德镇深处江西内陆，其庞大的产出能力若想转化为跨越大洋的文明对话与文化交流，势必要依靠一个能够无缝衔接全球供应链的离岸中转节点。澳门既非瓷器产地，也非唯一的外销口岸——漳州月港与广州同样扮演过重要角色——但它恰恰是西方远洋航路与东亚近海航路交汇的枢纽之地，经由海上丝绸之路，将景德镇的内陆生产体系成功嫁接到欧洲、日本乃至美洲的广阔市场。倘若缺少澳门这一“接驳口”，景德镇瓷器的全球传播链条便将缺失最直观的流转证据。
中新社记者：在景德镇瓷器走向世界的历史进程中，澳门究竟扮演了何种角色？
赵强：自1557年葡萄牙人获准在澳门定居之后，这里便逐步崛起为中国华南沿海举足轻重的国际贸易中转港。与明代隆庆年间开海后兴起的漳州月港民间海商体系、以及广州以官方管控为核心的传统外贸模式相较，澳门依托葡萄牙商人的长期扎根、外贸仓储设施以及成熟的远洋贸易网络，成功跃升为连接中国生产端与全球消费端的关键纽带，并开辟出三条辐射全球的远洋贸易主干通道，深刻重塑了中国瓷器外销的整体格局。
这三条航线具体为：其一，欧亚主通道——从澳门启程，途经印度果阿，终抵葡萄牙里斯本。景德镇瓷器自澳门装船出发，穿越马六甲海峡，横渡印度洋，绕行好望角，源源不绝地输入欧洲，最终步入王室与贵族的珍奇柜及宫廷瓷器厅；其二，东亚枢纽线——澳门与日本长崎直航，顺应了彼时日本茶道界及上层社会对青花瓷的热切追捧，景德镇瓷器经由澳门大量转口至日本，直接激发了17世纪初有田窑等本土陶瓷产业的萌芽；其三，跨太平洋线——澳门至菲律宾马尼拉，再越洋抵达墨西哥阿卡普尔科。澳门凭借其华南沿海信息与物资集散中心的优势，深度融入马尼拉大帆船贸易体系，使景德镇瓷器远销至美洲新大陆。
在这张纵横交错的全球航线网络中，来自美洲与日本的白银经由多元海上贸易渠道持续涌入中国，而景德镇庞大的瓷器产能则借由澳门等海上贸易节点进入环球供应链，由此形成了白银与瓷器双向流转的全球交换格局。
中新社记者：从贸易体量观之，月港与广州同为明代举足轻重的对外港口，澳门在这一全球贸易版图中的不可替代性究竟体现在何处？
赵强：澳门的独特价值核心在于“转换”二字。第一重是空间层面的转换——景德镇窑场烧制的器物，经由昌江、鄱阳湖、赣江汇入长江水系，再抵达东南沿海，由澳门接入印度洋贸易体系，从而由内陆手工业品蜕变为全球流通商品。
第二重是文化层面的转换——自16世纪50年代起，葡萄牙、日本、东南亚及欧洲各国商人汇聚澳门，罗明坚、利玛窦等耶稣会士亦以此为进入中国内陆的基地，欧洲铜版画与宗教图像由此渗透到晚明的视觉环境之中。明代万历至崇祯年间出产的克拉克瓷，虽仍以中国传统的散点透视为根基，但其开光布局与边饰层次已明显融入了全球市场的审美逻辑。澳门虽未让中国瓷绘立即转向西方绘画语言，却为中西视觉资源的交汇与融合提供了开放包容的场域，为清三代外销瓷及广彩中“中西合璧”装饰体系的成型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三重是意义层面的转换——瓷器流入欧洲后成为贵族珍藏，抵达日本后推动有田窑对中国克拉克瓷器造型与纹饰体系的竞相模仿，进入美洲后又为当地社会重新定义并赋予其新的用途，甚至被改制为佩饰。器物在流通、典藏、仿制与再演绎的循环中，逐渐超越“中国出口货”的单一标签，升华为世界物质文化交流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中新社记者：澳门为景德镇瓷器的世界性传播提供了哪些实证“物证”？
赵强：2010年至2012年间，联合考古团队在澳门圣保禄学院遗址东侧展开系统发掘，发现了一处规模宏大的竖井式圆形坑遗迹，深达约9.9米。坑内出土了大量明末清初的陶瓷残片，其中涵盖了丰富的外销瓷与克拉克瓷品类。经科学检测与比对分析，此处出土的克拉克瓷多数为江西景德镇民窑产品，这为澳门作为海上丝路关键中转港的地位提供了坚实的考古佐证。
尤为引人注目的是，遗址中还出土了带有象首形流部的克拉克瓷“军持”。这类兼具特殊宗教与文化属性的器物现身于圣保禄学院遗址，表明中国瓷器贸易网络不仅贯通了不同地域的市场，也跨越了宗教与族群的屏障，生动展现了16至17世纪海上贸易体系中的文化交流与互动图景。
时至今日，圣保禄学院遗址的重要遗存——大三巴牌坊上，仍可见双手合十的圣母像浮雕，既传达着天主教祈祷与庇佑的寓意，也与澳门港口城市的航海文化遥相呼应，见证了海上贸易、宗教传播与中国物资流通在此交汇的厚重历史。
中新社记者：应当如何理解澳门作为“海上丝路密码”的当代意涵？
赵强：历史上的澳门，是中国通向世界的桥梁，助力景德镇瓷器循着海洋航线走向全球；而今日的澳门，则借助博物馆馆藏、学术探索与数字传播，让这些跨越海洋的文明记忆重新焕发光彩。
近年来，澳门城市大学克拉克瓷展区的设立、“千年瓷都·莲通天下”主题展览的举办，以及“海通镜鉴：16至19世纪中葡文化交流展”等一系列文化实践，正将数百年前的贸易航路转化为当代文明互鉴的沟通纽带。
景德镇申遗的成功，开启了重新审视中国陶瓷文明全球传播历程的新篇章。从景德镇千年窑火孕育的创造伟力，到澳门海洋网络的传播与链接，“景德镇—澳门—世界”这一文明链条，让每一件瓷器背后的交流故事从历史档案、考古发掘和学术论著走向公众视野。“瓷都”象征着中国陶瓷文明持续创新的不竭活力，澳门则见证了中华文化融入世界交流体系的开放胸襟，二者的交汇共同注解了“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的深邃哲理。
赵强，管理学博士(DBA)、艺术学博士，澳门特区政府科技发展基金资助博士后，研究员。故宫博物院太和学者、沈阳故宫博物院文物征集专家组成员，荣膺故宫“景仁榜”题名捐献者。现任澳门文物保护学会理事长，其传略已入编《中国当代文博专家志》。目前受聘为吉林大学艺术学院兼职教授、吉林艺术学院客座教授、广州大学客座研究员，任教于澳门城市大学与澳门理工大学，担任研究生导师。自2010年起，在中央电视台及各省市电视台鉴宝类节目中担任专家，并出任香港凤凰卫视《投资收藏》栏目市场评论人。已出版《中国艺术品收藏鉴赏百科》等专业著作18部，近年来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身份在SSCI、A&HCl、SCI及CSSCI期刊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
功能特点
（雨季室内高湿，）警惕呼吸之患
前不久，浙江宁波有户三口之家因长期身处室内高浓度霉菌环境，肺部不幸受到感染，这一消息迅速引发社会各界广泛关注。而眼下，全国多地正遭遇持续强降雨，湿气与闷热交替，让墙面返潮、地板凝水、家电缝隙悄然变黑……这些看似稀松平常的日常细节，背后却潜藏着肉眼难以察觉的健康隐患。霉菌究竟从何而来？我们又能采取怎样的科学策略来防范？科技日报记者为此专访了相关领域专家。
高湿度催化霉菌滋生。联勤保障部队第985医院感染科主任、副主任医师郝月明介绍，霉菌作为一个庞大的丝状真菌家族，已知种类已达数万之众，其中与人类生活休戚相关的，主要集中在曲霉、青霉、根霉、毛霉、枝孢菌、镰刀菌以及链格孢这七大类。郝月明指出，霉菌的“潜伏”转“活跃”需同时满足温度、湿度、营养源与时序四大要素，而湿度在其中扮演着最为关键的角色。霉菌以孢子繁衍后代，这些肉眼难觅的微小“种子”，在适宜条件下仅需一天到两天便能完成萌发与生长。
具体而言，当温度超过20摄氏度，且环境中存在灰尘、食物残渣、木材、纸张、衣物纤维等有机营养时，空气湿度便成为决定霉菌兴衰的核心变量。湿度倘若低于60%，多数霉菌的生长便会受到明显遏制；而一旦升至65%以上，繁殖速率便急剧提升；当湿度攀升至75%至95%的区间，霉菌便进入爆发式的增长阶段，孢子释放量呈几何级数跃升，墙面、衣物、地板等处往往在数日之内便浮现出肉眼可辨的霉斑。“进入汛期后，室外湿度经常突破80%，若室内除湿举措滞后，霉菌便获得了得天独厚的生长温床。”郝月明如是提醒。
更令人警惕的是，霉菌的藏匿之处往往极为隐秘。山西白求恩医院感染病科主治医师刘晓璇列举了家中几处典型高危地带：淋浴房玻璃胶条、马桶底座边沿、紧贴墙面的衣柜背板、床垫底层、沙发角落、久未通风的鞋柜，以及水槽下方的橱柜——这些皆是霉菌暗自滋生的“秘密据点”。
并非所有霉菌都会对人体构成威胁，但曲霉菌却是其中最具致病潜力的代表之一。郝月明介绍，在已知的数百种曲霉菌中，约有40种具备致病能力，其中烟曲霉威胁最大，黄曲霉、土曲霉与黑曲霉亦不容忽视。人类通过吸入空气中所悬浮的孢子，便可能触发霉菌感染。郝月明解释，霉菌孢子直径仅为2微米至5微米，可于空气中悬浮数日不落。高湿条件下，霉菌在24至48小时内便会释放大量孢子，而日常行走、整理衣物、打扫卫生等行为都能搅动气流，生成富含孢子的气溶胶，普通人在自然呼吸之间便可能吸入数十乃至上百个孢子。
对于免疫系统健全的人群，体内中性粒细胞与巨噬细胞通常能够迅速清除少量入侵的孢子。然而，若长期暴露于高浓度孢子环境，或自身免疫功能存在缺陷，孢子便可能悄然在肺泡深处“安家”，萌发成菌丝并侵蚀周边组织，继而引发感染。刘晓璇特别强调，免疫功能低下者、慢性肺病患者以及重症感染恢复期人群，属于霉菌感染的高危群体。她指出，霉菌感染诊治的最大瓶颈在于早期症状极不典型，极易与普通呼吸道疾病混淆。肺曲霉菌感染的早期信号包括：持续发热且常规抗生素治疗无效、干咳不断加剧、呼吸相关的胸痛、痰中带血丝、气短乏力等。刘晓璇建议，高危人群若在雨季出现发热伴咳嗽超过一周，或发觉痰中带血，务必主动向医生说明家中霉菌暴露史，这对尽早确诊至关重要。
事实上，霉菌的危害远不止局限于肺部。吸入孢子可诱发或加重过敏性鼻炎、支气管哮喘；皮肤接触潮湿环境中的霉菌，容易引发手足癣、体癣；潮湿衣物与洁具上滋生的霉菌孢子，亦可能扰乱私处菌群平衡，诱发霉菌性阴道炎；而误食霉变食品，则可能引发急性胃肠炎。
针对公众关心的防护课题，专家们提出“控湿、清洁、防护”三位一体的综合应对方案。首先是控湿，这被视为阻断霉菌的首要屏障。家庭可配备湿度计，将室内相对湿度严控在50%至60%之间，一旦湿度超过70%，便应及时启动除湿机或空调除湿功能。雨季期间，建议家中有敏感人群者仅在雨歇间隙、正午较为干燥之时短时开窗通风，其余时段紧闭门窗以隔绝室外潮气。其次，清洁亦需讲究策略。清理霉斑时，务必佩戴N95或KN95口罩、橡胶手套及护目镜，以湿布擦拭而非干扫，防止孢子飞散形成气溶胶。坚硬表面可用稀释后的含氯消毒液或75%酒精擦拭去除；对于布料、板材等多孔材料，若已发生深层霉变，则建议直接弃用更换，因为表面清洁无法彻底清除内部菌丝。最后，防护手段不可或缺。当室内霉菌较为密集时，可在卧室、书房等长时间停留区域，配备带有HEPA滤网的空气净化设备，持续过滤悬浮于空气中的霉菌孢子，为健康筑牢最后一道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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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手曾比特谈港乐新编：做出属于自己》的表达-中新网视频
7月23日，出生于90年代的香港歌手曾比特亮相上海“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汇”活动，在参观香港唱片足印展期间接受中新社专访，分享了他对港乐传承与创新的独特见解，以及投身音乐事业的初衷。
“粤语歌曲伴随我一路成长，如今音乐已成为我毕生追求的方向。”曾比特坦言，重新演绎经典港乐时，最重要的并非刻意模仿原唱，而是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原唱的表现手法未必契合我的风格，改编的空间其实相当宽广，核心在于传递我对歌曲的独到感悟，用我的方式赋予作品新的生命。”
谈及如何让经典港乐在新时代持续绽放光彩，曾比特表示，不必刻意追求“为经典注入新鲜感”，真正能流传至今的经典，本身便蕴藏着足以打动人心的力量，早已深深烙印在听众的记忆中。“创作者应当汲取经典作品中的优秀创作与演绎精髓，将其融入当下的新作品，这才是港乐永葆生命力的根本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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