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昆明7月31日电　题：乌蒙磅礴处，碧水自东流——云南镇雄县司法守护赤水河源纪实

“乌蒙深处涌碧波，蜿蜒东去汇长江。”位于云南昭通市镇雄县赤水源镇银厂村，一眼清泉自岩隙间汩汩而出，就此拉开赤水河的源起序幕。六年光阴流转，法槌声一次次回响于河畔与村舍之间，让这条大江源头的碧水，获得了愈发坚实的司法屏障。

赤水河蜿蜒穿越云贵川三省，在巍峨乌蒙山脉间奔腾不息。作为长江上游唯一未受人工干预、保持自然流态的一级支流，这里亦是诸多珍稀鱼类的天然栖息家园。守住源头，便守住了整个流域生态治理的第一道关隘。

2020年9月，镇雄县人民法院赤水河源头环境保护法庭在银厂村正式揭牌。六载春秋，一支扎根于源头腹地的司法力量，持续探索构建预防为先、保护为本、打击为要、修复为基的“四位一体”生态司法模式。以专业审判划定生态红线，以恢复性司法抚平环境创伤，以跨域协作凝聚共治合力，为赤水河源头铸就了一道坚不可摧的法治长城。

一纸裁判，既严惩违法，更着眼修复

镇雄县地处源头要冲，当仁不让地肩负起赤水河生态保护的“第一棒”重任。

环保法庭锐意革新，打破了以往环境资源案件分散审理的格局，将涉环境资源的刑事、民事、行政案件统一收归“三合一”归口审理，并锻造了一支专业化的审判团队。镇雄县人民法院更将镇雄、威信、彝良三县的环境资源一审刑事案件集中管辖，一跃成为赤水河流域上游举足轻重的环境资源审判重镇。

“生态保护绝无‘下不为例’之说，任何损害生态的行为都必须依法追责。”这既是法庭法官们挂在嘴边的铮铮誓言，也是他们始终恪守的行动圭臬。

六年来，从打击流域内非法捕捞，到严惩危害野生动物行为，再到整治企业违法采矿，环保法庭累计受理各类环境资源案件234宗，涉及416人，以司法之力清晰勾勒出生态保护不可逾越的红线。在法官们眼中，环境资源案件绝非“一判了之”那么简单。生态司法的终极追求，不仅在于惩戒违法者，更在于促使被破坏的生态得以复原。

为此，当地积极探索并实践增殖放流、补植复绿、劳务代偿、巡河值守等多元化的生态修复路径。针对非法捕捞案件，法庭普遍责令违法者实施增殖放流；而对于无力承担生态赔偿的当事人，则组织其投身河道巡查、垃圾清理或山林养护等公益劳动。

以2021年一案为例，童某某等5人使用禁用渔具在赤水河非法捕捞，造成生态损失逾3.7万元。法庭在依法追究五人刑事责任的同时，判令其赔偿生态损失，并投放1.25万尾昆明裂腹鱼苗进行增殖放流，以修复水域生态。六年间，法庭已推动43起案件、107名被告人切实履行生态修复义务，累计向赤水河流域投放本土鱼苗超过17万尾。不少曾经的生态破坏者，如今已转变为河流的忠诚“守护人”。

一脉清流，织就跨省协同防护网

生态保护不能“各人自扫门前雪”，更不能让司法力量孤军奋战。

鉴于赤水河系跨省界河流，上下游生态状况休戚相关。为破除地域壁垒，镇雄县人民法院积极推动构建跨区域司法协作体系，于2021年联合云贵川三省共7家基层法院，共同签署《赤水河流域环境保护跨区域司法协作意见》，建立起涵盖跨域立案、协同取证、执行联动、生态修复等多方面的协作机制。

自此，赤水河跨区域保护的“盟友圈”持续扩容。2024年，镇雄县人民法院与重庆市江津区等地7家法院再度签约，将协作版图拓展至长江上游更广阔的区域；2026年6月，该院又加入云贵川三省七地共同发起的长江上游珍稀濒危水生物种保护合作框架，将协作范畴延伸至珍稀水生物种保育、流域生态系统整体修复等更深层次领域。从一条河流到整个流域，从单一的司法审判到多地的协同守护，跨区域司法协作使生态保护彻底摆脱了行政区划的窠臼。

法庭“搬”到河岸边，法治扎根百姓间

生态保护最深厚的根基，在基层沃土，在亿万民众。环保法庭并未将审判工作囿于高堂之内，而是主动将庭审现场移至乡村广场、河滩林地，把环保法律知识送到群众家门口。

多年来，环保法庭干警的身影时常出现在镇雄县果珠乡的山林边，公开宣判失火案件；在母享镇的河滩上，公开审理非法采伐国家重点保护植物案；同时，还在银厂村的人大代表工作站设立了固定的巡回审判点。“人大代表最懂民情、最知民意，有他们参与，不仅纠纷化解更顺畅，更能带动广大群众投身保护行动。”环保法庭法官介绍，法庭定期邀请人大代表参与联合巡河、监督增殖放流，使司法审判与人大监督同频共振，形成强大保护合力。

六年来，环保法庭已组织大型公开巡回审判12场次。每一次庭审结束后，法官都会就地以案释法，用鲜活案例向群众阐明生态保护的法律责任与重要意义。

如今，漫步于赤水河源头，河道中难觅非法渔网踪迹，山林间私设猎套也已绝迹。越来越多的村民从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守护者，踊跃加入护河、护林队伍。生态保护的理念，正悄然融入当地民众的日常起居，让他们深切领悟到：“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完）

（中国互联网发展基金会中国正能量网络传播专项基金支持项目）

在中国西南边陲，一条大江从青藏高原奔涌而下，绵延万里，它的源头清流正是云南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自2016年《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落地实施以来，云南省始终肩负起上游屏障的神圣使命，秉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坚定导向，在生态修复、绿色转型、通道建设和民生改善等多个维度协同发力。十载光阴流转，从赤水河畔重现游鱼穿梭的生机景象，到水富港跻身千万吨级枢纽行列、实现通江达海的宏伟愿景；从层峦叠嶂间日渐浓郁的生态底色，到开放走廊不断拓宽的发展疆域——云南正将丰厚的生态禀赋转化为强劲的发展动能，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壮阔画卷上，用绿色笔触勾勒出一份独具特色的时代答卷。

赤水河，这条发源于昭通市镇雄县赤水源镇的河流，是长江上游唯一保持着原始自然流态的一级支流，如今正重新焕发出它应有的生命光彩。曾几何时，粗放式的开发模式让这条母亲河不堪重负，生态警钟频频敲响。而改变的火种，源自对生态红线的执着坚守——截至2020年底，赤水河流域云南段17座小水电站全部有序退出历史舞台。镇雄县在治理征程中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成绩单：累计清理历史遗留硫磺矿渣728万吨，封停矿山73座，沿流域栽植生态防护林带绵延434.54公里。最新监测数据令人振奋，流域内鱼类资源从2020年的36种攀升至59种，出境水质常年稳定保持在Ⅱ类以上。2023年，赤水河云南段更是凭借卓越的治理成效，成功入选全国美丽河湖优秀案例，成为全国水生态修复的标杆样本。

生态修复的累累硕果，也催生了可观的经济回馈。在赤水源镇，7800亩方竹林不仅构筑起坚固的绿色屏障，更成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绿色银行”。镇雄县充分利用赤水河生态优势，精心打造了3个精品示范村和66个美丽村庄，年接待游客量突破10万人次。放眼全省，滇池、星云湖等湖泊已成功摆脱劣V类水质的困扰，大理市更是荣膺“国际湿地城市”称号。云南严格落实长江十年禁渔政策，累计向水域投放各类鱼苗8185万尾，水生生物完整性指数较禁渔前跃升了整整2个等级，一幅鱼翔浅底、水清岸绿的生态图景正徐徐展开。

再把目光投向水富港——这是云南唯一能够常年接纳3000吨级船舶、实现江海直达的深水良港，它的蜕变堪称一个时代的缩影。短短数年间，这座港口完成了从籍籍无名到举足轻重的华丽转身：货物吞吐量从2020年的30万吨激增至2025年的突破1000万吨，集装箱作业量由1239标箱飙升至6.88万标箱，营业收入实现了令人瞠目的1645倍增长，正式昂首迈入长江上游千万吨级枢纽港口之列。港口基础设施日趋完善，现已建成3个散货泊位和2个多用途泊位，配套建设的进港公路与铁路专用线纵横交错，确保了3000吨级船舶全年通航、万吨级船舶季节性通航的运输能力。2022年，水富港入选国家第四批多式联运示范工程创建项目，次年更被明确定位为长江上游骨干港口，其战略地位日益凸显。

与此同时，智慧化改造为这座港口注入了全新活力。水富港智慧码头控制中心实现了3个作业区域的远程调度全覆盖，散货装船效率从过去的每小时200吨飙升至1000吨，效率提升令人惊叹。货源结构也在悄然转型，从过去依赖磷矿、砂石料的单一模式，向煤炭、化肥、铁矿石、铝锭等多元品类齐头并进的方向演进。自2021年以来，水富港陆续开辟了至重庆、荆州、宜昌、九江、武汉等地的6条班轮航线，编织起一张辐射广泛的黄金水道网络。

放眼云南全省的交通版图，变化同样翻天覆地。高速公路里程已达11184千米，在全国的排位从第20位跃升至第2位；铁路运营里程延伸至5222千米；民用运输机场数量达到15个，位居全国第四；中老铁路累计发送旅客超过6400万人次、运送货物逾7400万吨。云南正在完成从交通末梢到辐射南亚东南亚前沿枢纽的历史性跨越，区位优势正加速转化为发展胜势。

交通格局的突破性进展，也为产业升级打开了广阔空间。全省电力总装机突破1.7亿千瓦，较2015年实现了翻番目标，其中清洁能源装机占比超过90%。绿色铝产业方兴未艾，2025年产业链产值已突破2000亿元大关。滇中稀贵金属集群更是创建了行业内独一无二的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025年总产值超过1300亿元。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十年累计下降28.91%，绿色低碳的发展路径愈发清晰。

发展的最终落脚点始终是民生福祉。十年间，云南累计投入就业补助资金225亿元，建成就业“幸福里”社区106个，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端稳了“饭碗”。2025年，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3万元、实现翻番目标，城乡居民收入比由3.2∶1缩小至2.52∶1，共同富裕的步伐更加坚实有力。全省已建成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示范单位137个，各民族团结一心、共谋发展的生动局面正在云岭大地不断巩固深化。

7月28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就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中的中医药专项工作举行了专题新闻发布会。会上，该局医政司司长孟庆彬透露，为持续增强基层中医药服务效能，更充分地满足城乡居民对中医药健康服务的需求，并助力分级诊疗制度的落地，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相关部委，正式启动了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中的中医药行动。根据《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中医药行动方案》的规划，到2030年，将重点在县级中医医院医疗能力、基层卫生机构的中医药服务水准、基层中医药人力资源配置、基层中医适宜技术的推广运用，以及中医药健康文化的普及宣传这五大领域实现显著升级，从而让中医药事业的进步成果更广泛地惠及民众健康。

为确保该行动的顺利实施，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在方案中已将该工程细化为七大具体行动，共涵盖二十五项核心任务。第一项行动聚焦于服务网络的优化与完善，具体包含四项任务：明确县级中医医院的功能定位，改进中医馆和中医阁的服务设施，强化非中医类医疗机构中的中医科室建设，同时鼓励并规范社会力量在基层开办中医服务，通过多方协同，使群众能便捷地在居住地附近获取中医药服务。

第二项行动旨在推动服务能力的提质增效，涉及五大任务。具体措施包括：在县域内打造具有特色的中医优势专科，增强县级中医机构的急诊急救水平，提升基层中药药事服务质量，促进中医药深度融入基本公共卫生体系，并充分发挥中医药在基础医疗和重点人群健康维护中的独特作用。这些举措将全方位提升中医药服务的品质，使群众在基层使用中医和中药时感到更加有效与安心。

第三项行动着眼于基层人才的扩容与培优，同样包含五项任务。方案提出，将扩大人才供给规模，实施分层分类的培养培训，优化人才使用与管理机制，完善人才发展的激励政策，并推动以人员为核心的中医药资源向基层下沉。遵循基层中医药人才的成长规律，采取“输血”与“造血”相结合的模式，旨在为基层打造一支能够长期留在当地、服务当地的中医药人才队伍。

第四项行动专注于适宜技术的深耕推广，包含三项任务。建立健全技术推广体系，加强师资队伍的建设，提升临床应用能力。通过扎实有效的推广工作，力求使80%的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能够熟练运用6类15项以上的中医适宜技术，而村卫生室和社区卫生服务站则普遍掌握4类6项以上。这将充分发挥中医药“简便验廉”的独特优势，满足群众在基层防治、康复及健康管理全链条上的中医药服务需求。

第五项行动涉及综合管理的创新与提升，包括三项任务。强化中医医疗质量管理，提升数字化、智能化服务与管理水平，并开展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市（县）的创建。通过严格的质量监管规范服务行为，借助数字技术释放服务潜力，以示范引领带动区域整体进步，进而树立更多基层中医药服务的优秀品牌。

第六项行动聚焦于健康科普与文化产业的融合振兴，包含两项任务。提升基层中医药文化的传播能力，促进中医药文化与健康产业的协同发展。通过让中医药更深入地融入百姓日常生活，推动文化与产业的良性互动，既带动地方经济增长，又实现中医药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在基层的双重提升。

一度闹得沸沸扬扬的“天价退票费”风波，近日终于画上句号——那位因退票仅得432元而愤懑不已的消费者，已于7月28日全额拿回了票款。涉事企业携程亦对外宣告，自2026年7月31日起，将全面升级风险预警体系。与此同时，法律界人士呼吁，航空公司与销售平台应携手打造更为公允的交易规范，切实捍卫消费者的知情、平等交易及索赔权益。

7月30日傍晚，携程对外发布了一则详尽的说明，系统梳理了事件脉络。回溯至2026年7月4日，一位用户预订了当月16日北京飞往纽约的国航CA981航班，订单总价高达15159元。依照航司的退票条款，平台已将该规则公开展示，并以醒目的感叹号加以强调，告知仅能退还部分税费。7月13日，用户在携程App上自助发起了退票申请，系统依据航司既定规则完成了自动化处理。至7月14日至17日，退票与退款流程全部尘埃落定后，用户方才致电客服，抱怨退票扣费过重，恳请平台介入以挽回损失。客服随即联系国航，尝试申请退款追回或改签，然而因客票早已完成退票退款流程，相关诉求未能如愿。7月27日，经多方深入沟通，事件真相浮出水面——用户此前的退票行为背后，隐藏着未向客服提及的私人突发因素，这一情形恰巧落入“携程六重服务保障”的庇护范畴。平台随即启动该保障机制，并于7月28日完成特殊处理，向用户补偿了退票损失共计14727元。

携程强调，此次全额退款并非通用退票政策的松动，亦非对个案的破例青睐，而是严格依据“六重服务保障”条款执行的规范化个案处理。经7月28日的进一步核实，林先生所遭遇的突发出行变故，完全符合特殊退订保障的适用条件。据悉，这一保障体系涵盖一站式售后、旅行预警、重大灾害体验保障金、特殊原因退订、应急援助及先行赔付等六大维度。

针对此次事件暴露出的信息提示短板，携程承诺将进一步强化风险提示机制：当订单可退金额不足票款两成之际，系统将自动弹出专属警示窗，以醒目方式告知用户扣费比例畸高、可退金额微薄，并二次征询退票意愿，以防用户因信息盲区而蒙受损失。该功能定于2026年7月31日正式落地。

回顾事件源头，据央视财经报道，消费者林先生此前花费15217元在购票平台购入一张北京至纽约的机票，却在航班起飞前三天因行程有变申请退票，最终仅拿回432元，扣费比率高达97%。林先生回忆，操作界面虽标注“仅部分税费可退”，但他起初误以为这意味着只需承担400余元的手续费。他认为，平台的界面设计存在严重缺陷——机票信息赫然陈列于App显眼之处，而退票提示却以细碎小字草草带过，毫无明晰告知之效。更令他费解的是，页面下方推荐的同航线可退改机票，票价仅相差400元左右，如此悬殊的退改规则差异，实在有失公允。

在与平台交涉时，客服曾表示退改规则由航司单方制定，扣款亦非平台收取。事件经媒体发酵后引发轩然大波，林先生最终于7月28日收到全额退款。河南泽槿律师事务所主任付建对此评论道，平台以小字号标注退票规则，未尽到显著提示义务，已然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加之提前三天退票却遭扣费超九成，这远超航司的实际损失，该格式条款涉嫌无效，消费者完全有理由向携程及国航同时追责。即便国航确有此政策，携程作为销售平台及买卖合同相对方，亦有义务完整、醒目地告知消费者，若未履行职责，则须承担相应法律后果。

付建进一步阐释，自愿退票费的法律本质乃是违约金，理应以航司的实际损失为合理上限。此案中，消费者提前三日退票，航司有充裕时间再度售卖该座位，而扣费比例竟超过97%，显然超出实际损失范畴，属于不合理地加重消费者负担的“霸王条款”。中国法学会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音江则强调，要让消费者安心消费、无后顾之忧，航司与平台必须秉持诚信守法之道，制定公正透明的交易规则，全方位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公平交易权及求偿权。本报道综合自北京日报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