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港澳药械通”的实施，到“长者医疗券大湾区试点计划”“粤港养老通”的落地，再到社保体系的衔接、养老服务标准的融合、医疗资源的对接以及跨境金融服务的完善——近年来，粤港两地政府与社会各界携手推进，大湾区跨境养老服务格局持续优化，香港长者选择“北上养老”渐成潮流，多方共赢的局面已然形成。

“北上养老”开辟了多赢之路。在深圳宝安中心区的一所养老院里，年过九旬的香港长者和夫人正安坐于电视机前，神情悠闲。宽敞明亮的居室内，餐桌、茶几、沙发等陈设一应俱全，窗外的景致一览无余。搬入此地已逾一年，两位老人对眼前的生活心满意足。

“过去在香港，我住在油塘的公屋，面积不过15平方米，事事需要自理，老伴体弱，住在安老院，那时我肩上的负担很重。”朱先生向记者感叹，得益于香港特区政府的计划安排，如今住进深圳的养老机构，三餐有人细心照料，日常开支也大幅减轻。“我们现在心无挂碍，再无压力，打算就安心在这里颐养天年。”

香港是全球最长寿的地区之一，人口老龄化速度同样位居全球前列，而本地的养老资源却日渐紧缺。香港特区政府社会福利署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4月底，已有逾1.8万名长者登记轮候各类资助住宿照顾服务，平均等待期约为一年。

自2014年起，香港特区政府推出“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最初名为“广东院舍住宿照顾服务试验计划”），为轮候政府资助养老床位的香港长者增添了新的选项。符合条件的香港长者经评估后，可入住获认可的广东养老机构，相关食宿、护理及基本医疗费用均由特区政府承担。至2026年6月，获认可的广东养老机构已达29家，覆盖粤港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截至2026年2月底，特区政府已累计资助1048名香港长者入住广东养老机构。

香港特区政府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菡透露，社署根据院舍类型、服务内容及地理位置等因素，与参与“广东院舍计划”的各养老机构逐一协商并签订合同。虽然各院舍的收费水平不尽相同，但整体而言，政府向广东机构支付的床位费用仍低于本港资助床位的开支。

香港瑞伟安老集团在本港运营着4家养老院舍，同时与广东的3家机构合作开展“广东院舍计划”床位。该公司总经理朱军可向记者表示，香港本地优质院舍轮候时间长、费用高昂，而内地院舍空间宽敞、环境优美、设备先进，在同等护理条件下，内地收费仅为香港的一半左右，价格优势十分突出。

“‘广东院舍计划’为香港长者带来了更舒适的养老环境，也为特区政府节省了财政开支，同时提高了广东养老机构的入住率，真可谓一举三得。”朱军可如是说。

民政部数据表明，2024年内地养老机构的平均入住率不足50%，部分区域床位空置率甚至超过六成。

“受内地长者居家养老传统观念及消费能力的限制，大湾区许多养老机构经营艰难。”中国太平·木棉人家总经理刘行指出，香港长者“北上养老”的浪潮为广东优秀养老机构注入了新活力。

中国太平·木棉人家位于广州番禺，是太平保险集团旗下的康养社区，2026年1月正式纳入“广东院舍计划”认可名单。刘行表示，该计划对养老机构设有严格评审环节，入选后极大地提升了机构在香港的知名度。

“今年以来，前来参观考察的香港长者明显增多了。”刘行提到，早前主动出击寻找香港客户并不容易，而今香港已出现不少专业组织，专门组织长者到大湾区实地探访养老社区，行业渠道愈发成熟。究其根本，香港长者对大湾区养老的认可度与需求正大幅攀升。

香港特区立法会2025年发布的《数据透视》显示，截至2024年，已有接近10万名香港长者（65岁及以上）定居广东，较过去10年增长超40%。

“在人口老龄化加深和湾区融合提速的背景下，港人‘北上养老’顺理成章。”前海人寿幸福之家深圳康养社区院长刘景升在接受采访时指出，得益于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日渐成熟，跨境交通日益便利，香港长者赴粤养老的意愿显著增强。他介绍，该机构目前已有80多位香港籍长者入住，平均年龄约80岁。

“眼下仍有部分香港长者对跨境养老存在疑虑、了解不足，但只要亲临现场参观，许多顾虑便会打消，信任也随之建立。”刘行认为，跨境养老的势头已然起势，相信随着香港长者对内地认识的深化，未来两三年内将迎来需求集中释放。

港人“北上养老”，其实不只是居住地的变更，更折射出两地制度文化的交融与衔接。

79岁的香港长者高先生去年7月与老伴自费搬入中国太平·木棉人家一间85平方米的一室一厅。记者采访之际，他正兴致勃勃地准备次日的歌唱比赛。桌上铺满打印的简谱，鞋柜上摆着老两口的手工制作，房间里弥漫着怡然自得的氛围。

“这里处处都好——饮食可口、服务贴心，最要紧的是就医格外便捷。”高先生介绍，定居广州半年后，夫妻俩在工作人员协助下加入了本地医保，附近还有可使用长者医疗券的三甲医院。他举例说，前段时间老伴不慎摔倒，在广州住院一周，医保报销后自费仅2000多元。

香港长者选择内地养老，医疗服务始终是最大的牵挂。自2020年1月1日起，《香港澳门台湾居民在内地（大陆）参加社会保险暂行办法》正式施行，在内地居住的香港长者可依规参保当地医保。2024年起，香港特区政府逐步扩大“长者医疗券大湾区试点计划”的适用范围，让合资格长者能够在大湾区的试点医疗机构，使用医疗券支付指定科室的门诊、医疗及护理费用。

跨境养老体系的完善，既离不开两地政府的紧密协作，也得益于大湾区丰富的市场主体与灵活的市场机制，使得各项政策得以顺利跨境落地。

2025年12月底，香港特区政府推出“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医疗补贴试行安排”，参加该计划的香港长者在内地医保范围内需自付的医疗费用，可向政府申请补贴。

“在实际操作中，特区政府难以判断哪些项目属于内地医保范畴，而我们在内地的专业团队恰好能提供相应协助。”中国太平保险集团旗下太平人寿（香港）是特区政府的指定承办机构，该公司产品部总监赵瑞环受访时说，公司充分发挥跨境经营的独特优势，承担医疗费用的分类管理、双币结算及理赔服务等工作，协助政府向合资格长者精准发放门诊与住院医疗补贴。

她介绍，截至2026年5月底，该医疗补贴试行安排的申请已达1906件，门诊每件平均补贴413元，住院每件平均补贴6830元，切实减轻了长者的自付负担。

“近年来，粤港两地的政策支持日臻完善，港人‘北上养老’愈发便捷，但两地医疗体系的衔接仍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刘景升表示，目前许多长者仍习惯返港复诊取药，期盼电子健康档案共享、跨境转诊协作等机制能进一步完善，让香港长者真正无后顾之忧地在内地安享晚年。

（本报香港7月17日电）

广州7月28日电 (记者 蔡敏婕)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结直肠外科五区副主任蔡泽荣日前指出，尽管结直肠癌发病率居高不下且早期多无明显征兆，但它是少数能够有效预防和治愈的消化道恶性肿瘤。从息肉发展为肠癌，通常需历经五至十年，这一漫长过程为早筛早治创造了难得的干预契机。

那么，哪些人容易罹患结直肠癌？预防该病的关键举措究竟是什么？长期排便异常是否与肠癌存在关联？蔡泽荣直言：“不少人偶尔感到肠胃不适，却因饮食睡眠如常、无明显异常，加之家族中无患病史，便误以为肠癌遥不可及，这种认知实则潜藏巨大风险。”

他解释说，绝大多数结直肠癌源于肠道内原本无害的腺瘤性息肉。这些微小的赘生物在悄无声息间逐步演化，往往经历五至十年的漫长积累方成癌变。蔡泽荣形容道：“这一进程迟缓，犹如一根缓缓燃烧的引线，恰恰为医学干预留出了关键时间窗。”若能在息肉阶段借助肠镜及时摘除，则基本可杜绝癌变可能；反之，一旦错失良机，息肉可能进展为高级别上皮内瘤变，进而穿透肠黏膜屏障，演化为恶性肿瘤，届时治疗难度与预后将天差地别。

依据《结直肠癌筛查与早诊早治指南方案(2024年版)》，高危人群的界定主要聚焦于以下几个方面。年龄因素首当其冲：40岁被视为重要分界点，此后肠癌发病率呈陡峭上升态势。年过四旬却从未接受过肠镜检查的人，事实上已跨入“高危群体”之列。家族史同样不容忽视：若父母或亲兄弟姐妹等一级亲属曾患肠癌或肠道腺瘤，其本人患病风险较常人高出二至三倍甚至更多。

此外，个人病史与生活方式亦构成关键要素。既往查出肠息肉者，表明其肠道环境易滋生赘生物，即便手术摘除，未来仍可能在别处复发；长期罹患慢性溃疡性结肠炎者，肠黏膜在反复的炎症刺激与修复过程中，更易发生基因突变而走向癌变。而不良生活习惯更是肠癌的重要推手。

蔡泽荣将肠癌形象地称为“吃出来的病”和“懒出来的病”。饮食结构失衡——红肉与加工肉制品摄入过量，而蔬果、全谷物及膳食纤维严重不足——是重要诱因。充足的膳食纤维如同肠道“清道夫”，能裹挟毒素并促进蠕动，加速有害物质排出体外。与此同时，久坐少动、缺乏锻炼、吸烟酗酒以及肥胖等因素，均与肠癌发病密切相关。相反，增加膳食纤维摄取、坚持运动、偏好鱼肉禽肉等白肉，并适度补充钙质与维生素D，则能显著降低患病概率。

在众多筛查手段中，肠镜检查被公认为预防结直肠癌最核心、最有效的方法，堪称名副其实的“金标准”。蔡泽荣介绍，肠镜是一根配备高清摄像头的柔性软管，医生可借此直接探入大肠，细致观察每一寸肠道黏膜。无论是平坦的黏膜表面还是隆起的息肉，都难以逃脱这台“火眼金睛”的洞察。

按照指南建议，对于无症状、无高危因素的普通人群，应于40岁时进行结直肠癌风险评估，并在45岁前完成首次肠镜检查。而高危人群的筛查起始年龄则需再提前五至十年。

值得注意的是，单纯的便秘或腹泻本身并不会直接“憋”出肠癌。多数情况下，这些症状是肠易激综合征等功能性胃肠紊乱的表现，与结直肠癌并无明确的直接因果关联。然而，排便习惯的显著改变却需格外警惕。蔡泽荣提醒：“若原本规律的排便节奏（如每日一次）在近几个月突然转为严重便秘，或是便秘与腹泻交替出现，甚至出现大便变细如牙膏、便中带血等异常，这很可能提示肠道内已生长肿瘤，压迫或堵塞了肠管。”

中新社香港7月20日电 香港特区政府新闻处披露，当地时间7月20日，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于老挝首都万象，同老挝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山迪帕·丰威汉共同签订了一份谅解备忘录，旨在深化两地黄金市场及金融服务的协作。此次协议覆盖多个层面，包括为合格的老挝黄金持有者搭建便捷通道，使其能够接入香港认可的精炼网络，从而促进实物黄金的顺畅流通；同时，鼓励市场广泛采纳符合国际规范的精炼金条，在香港完成交易与交割流程，并强化专业人才培育，以及推进涵盖代币化方案在内的金融科技创新合作。

许正宇表示，香港全新的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体系已于本月初投入试运行，特区政府亦陆续推出多项精准配套举措，为黄金市场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支撑。此次与老挝财政部签署的备忘录，与香港既定的发展战略高度契合。双方将合力构建一条无缝衔接、高效运作且值得信赖的黄金走廊，为两地经济体系中的生产者、精炼商、交易商及投资者带来共同福祉。

许正宇进一步指出，凭借老挝丰富的天然黄金资源，结合香港一流的基础设施、专业能力及国际联通优势，两地能够将这些资源转化为具备高度透明度的可投资资产，进而驱动双边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他同时感谢老挝政府代表在全面性避免双重课税协定磋商中所展现的建设性态度与丰硕成果，并期待相关协定能早日落地签署，为两地商界跨境经济活动提供更为明确的税务环境。

同日，许正宇亦与老挝工业与贸易部部长玛莱通·贡玛西举行了会晤。许正宇在会面中欢迎老挝企业充分利用香港作为领先集资平台的独特优势进行融资，并鼓励老挝银行机构借助香港开展人民币贸易结算及其他人民币关联金融业务，以此促进老挝与中国内地之间的经贸往来。

身体不适家中却无药可用，这曾经令无数人头疼不已。然而在信息技术日臻成熟的当下，这一难题似乎已不再棘手——只要在手机上轻点几下，药品便能由骑手送货上门。

近年来，线上医药零售的版图持续扩张，市场规模呈现出惊人的增长态势。相关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国内药品网络零售总额已然突破八百亿元大关。打开应用软件、检索所需药品、完成在线支付、等待快递送达……这种“指尖购药”的便利性毋庸置疑，甚至连受到严格管制的处方药也未能例外。然而，便利背后潜藏的隐忧不容忽视，诸如“闪电开方”“形式化审核”等违规现象，正悄然威胁着广大患者的用药安全。

针对这一乱象，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综合司于2026年5月正式发布了《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下称《指南》），围绕处方药线上零售的各个关键节点，明确提出了“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等多项规范化销售要求，将药品安全保障的主体责任贯穿于全流程、覆盖至每一环节。随着政策体系的日趋完善和监管部门执法力度的持续强化，网络售药环境已逐步走向规范，在牢牢守住安全底线的前提下，最大程度地满足了公众对便捷购药的现实需求。不过，《法治日报》记者近日实地体验后发现，仍有部分处方药能够在互联网上轻而易举地获取，处方药的线上销售管理尚有进一步完善的余地。

一款原本用于治疗2型糖尿病的处方药物，因在网络上被传具有“神奇”的减脂效果，意外走红，成为不少爱美女性追捧的对象。家住北京市丰台区的杨蕊便是其中之一，她最近又一次在某线上平台购入数支该药品，却遭到丈夫的“截留”。其丈夫感到困惑且不满：“这是处方药，有关部门早前已公开警示过，没有对应疾病的健康人群若擅自服用，将面临极大的副作用风险，对身体造成不可逆的损害。”令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本该受到严格管控的处方药品，为何在互联网上竟能如此随随便便地买到手？

带着同样的疑问，记者亲自打开了某款提供线上售药功能的应用软件，尝试购买该款处方药。在输入药品名称后，页面上以醒目的绿色字体标注了“处方药”字样，点击购买按钮，系统随即要求进行实名认证，并需勾选线下确诊的相关疾病。值得注意的是，平台所给出的确诊疾病选项中赫然列有该药的适应证——2型糖尿病，消费者甚至无需自行填写病史，仅需在预设选项中轻轻勾选即可完成操作。实名认证流程结束后，页面自动跳转至医生在线开方对话框。一位显示已通过平台“实人认证”的执业医师，在未曾询问任何病情细节的情况下，瞬间便“秒开”出一份标明2型糖尿病的电子处方。紧接着，系统便进入付款环节，支付完成后，消费者只需在家中静候处方药送上门来。

从选药到结算，整个流程前后不过一分钟，可谓“高效”至极。一个完全不患有相应疾病的普通消费者，竟能毫无阻碍地获取处方并顺利买到处方药，这显然使人对处方审核的真实性、有效性与安全性产生严重质疑。北京中医药大学卫生健康法治研究与创新转化中心主任邓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处方药相较于普通药品具有显著特殊性，倘若网络购药渠道缺乏规范，极易诱发一系列连锁问题。邓勇进一步分析道：其一，处方药的使用必须严格遵循对症施治的基本原则，患者须谨遵医嘱，随意购买不仅容易造成误诊误治，还可能诱发药物过敏、脏器受损等突发状况；缺少专业用药指导的情况下，患者自行增减剂量、混合服用多种药物，也可能使毒副作用叠加，对身体健康构成严重威胁。其二，部分平台所采取的“先选药、后补方”模式，从根本上颠倒了“先诊断、后开药”的医疗逻辑，极易导致虚假处方的流转难以监管，扰乱正常的诊疗秩序与监管体系。此外，某些含有特殊成分的处方药在网络渠道被随意出售，存在被滥用的潜在风险，尤其增加了未成年人误服的可能性，进而滋生违法问题和社会安全隐患。

网售处方药管理失范的现状，已然引发了主管部门的高度关注。国家药监局相关负责人在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曾坦言，结合日常监测与专项检查所掌握的情况来看，部分药品网络交易第三方平台及药品网络零售企业存在合规管理制度不健全、合规运行机制不完善等突出问题，尤其是违规销售处方药的现象依然屡禁不止。

多位受访律师向记者表示，当前部分平台所呈现出的“无实质问诊”“系统自动匹配病症即迅速开方”等操作模式，不仅埋下用药安全方面的重大隐患，更已触碰法律红线。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郭昊一分析认为，依据医师法的相关规定，执业医师通过互联网提供医疗卫生服务，其范围仅限于“部分常见病、慢性病的复诊”。鉴于处方药通常具备严格的适应证与禁忌证，若医生在未能全面掌握患者既往病史、用药经历，亦未开展必要体格检查的情形下便草率开具处方，实质上已逾越“复诊”边界，涉嫌违规开展线上首诊。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孔嘉琦则补充指出，若执业医师未切实履行实质问诊义务便轻率开方，明显违反诊疗规范；倘若患者因服用此类随意开具的处方药而遭受健康损害，则可能构成医疗损害侵权。若因执业医师严重疏忽或极端不负责任，致使就诊人死亡或身体健康受到严重损害，甚至可能构成医疗事故罪，须承担相应刑事责任。

孔嘉琦进一步阐释，遭受损害的患者可依据民法典相关条款，要求开具处方的执业医师承担赔偿责任。若药品经营企业在明知处方缺乏完整诊疗记录的情况下仍予以调配发药，并与执业医师共同造成损害后果，则属于共同侵权人，应当与开方医师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孔嘉琦还强调，处方药事关消费者生命健康，若平台对医生违规开方的行为属于“已知或应知”其不符合保障人身安全之要求，却未能及时采取暂停该医生接诊权限、健全处方审核机制等必要举措，那么依据电子商务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平台同样需要与医生共同承担连带责任。

为更好规范处方药的线上销售、强化用药安全管理，《指南》已就网售处方药所涉问诊、开方、审方等全链条环节作出了细致规范，同时划定了药品网络零售企业必须确保处方审核工作由执业药师亲自把关、不得由其他岗位人员或人工智能程序替代执行等多项行为红线。在此基础上，《指南》还鼓励平台建立在线监测预警机制，重点关注含兴奋剂目录所列物质药品、含精神药品复方制剂以及其他具有药物滥用风险的药品的异常销售动态，并构建相应的阻断机制。

郭昊一指出，《指南》本身虽不能单独作为行政处罚的直接法律依据，但其作为药品管理法、《药品网络销售监督管理办法》等上位法规的配套细化标准，已成为监管部门判断平台、药品网络零售企业以及执业药师是否履行法定义务、认定其主观过错程度的核心参照尺度。各相关主体若违反《指南》中的相应规定，依然会被依据上位法追究相应责任。

“网络购药，安全始终是不可突破的底线。”邓勇强调，唯有依靠多方协同共治，方能在购药便利与用药安全之间取得平衡。他认为，平台应当严格对照《指南》要求，对入驻药店及医护人员的资质进行严格核验，坚决清退“挂证”人员；同时，重构在线问诊流程，落实实名认证与病史上传制度，严禁人工智能全权代开代审处方，处方终审必须由执业药师人工完成；系统还需对高风险药品订单进行智能预警，杜绝以营销手段诱导处方药消费的行为。

对于入驻平台的医师而言，同样亟须规范线上诊疗行为，全面询问患者病情、过敏史及在服药物，切实履行用药告知义务，明确交代禁忌事项、不良反应及复查要求，坚决拒绝依据购药需求“反向开方”，对不合理处方予以直接驳回。

在监管维度上，应推动卫生健康、药品监管及医疗机构之间的数据互联互通，搭建全国统一的电子处方流转平台，通过核验线下就诊记录从源头上杜绝虚假处方的产生；要依托大数据技术开展常态化线上巡查，加大对违规行为的惩处力度，并建立黑名单制度；还应完善覆盖全链条的药品追溯体系，细化各方法定责任清单，切实落实连带追责机制。

在行业层面，则应按照订单数量合理配置在岗执业药师，取消以开单量为主的考核方式，转而将处方合理性与用药服务质量作为核心评价指标，并增设长期用药咨询服务，切实提升药学服务水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