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7月17日电(记者赵方园)在近日召开的“第一届胃癌围术期免疫治疗创新大会”上，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消化肿瘤内科主任沈琳透露，到2030年总体癌症五年生存率达到46.6%的战略目标，胃癌领域的进展将不再成为短板。这一表态令在场与会者备受鼓舞。

放眼各类恶性肿瘤，乳腺癌的五年生存率已突破90%，血液肿瘤亦超过50%，而胃癌的生存数据长期徘徊在较低区间。根据国家癌症中心最新统计，我国每年新增胃癌病例逾35万，在全部恶性肿瘤中高居第五位；每年因胃癌离世的患者超过26万，位列恶性肿瘤死因第三。令人忧虑的是，绝大多数患者在初诊时便已进入中晚期阶段，超过七成的确诊病例一经发现即处于进展期，即便接受了根治性手术，术后复发概率仍高达40%至70%。

对于可切除的胃癌病例，根治性手术始终是核心治疗路径。然而，手术仅能移除肉眼可见的肿瘤组织，体内潜藏的微小病灶却可能埋下日后复发的隐患。正因如此，围术期治疗愈发受到临床关注——这种覆盖手术前后的系统性治疗策略，既可在术前促使肿瘤缩小，又能在术后清除残余风险，从而为患者争取最大的治愈可能。

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国内胃癌临床实践多以国际指南为蓝本。“十多年前，我们的治疗方案几乎完全照搬国际标准，缺乏基于中国患者特征的循证研究。但中国胃癌患者占全球总数的45%以上——我们不能永远甘做‘跟随者’。”沈琳如是说。北京大学国际医院陈凛教授亦强调：“胃癌在我国属高发恶性肿瘤，近年来该领域治疗革新与临床突破令人振奋。然而，进展期胃癌术后的复发转移率依旧居高不下，挑战依然严峻。”

这一局面在今年迎来转折点。今年6月，在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年会上，沈琳公布了名为ASTRUM-006的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III期多中心研究结果，相关成果同步发表于国际顶级期刊《柳叶刀》。最新一版《CSCO胃癌诊疗指南(2026版)》也已将这一创新方案收录其中。依托ASTRUM-006的突破性发现，斯鲁利单抗于今年6月在中国获批胃癌围术期适应症，由此成为全球首个且唯一获此适应症批准的抗PD-1单抗药物。

沈琳解释，该研究采用了“术前联合用药、术后维持治疗”的革新策略——术前以免疫联合化疗实施新辅助治疗，术后则改用免疫单药进行辅助治疗，真正实现了“去化疗”目标。“这一成果让术后‘去化疗’从愿景变为现实：患者的生存质量显著提升，治愈希望也随之增大。”

此次突破填补了中国胃癌围术期免疫治疗缺乏本土化高级别循证证据的空白，同时也标志着胃癌治疗理念的深刻转型。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梁寒教授指出：“2026年，中国胃癌围术期治疗正式跨入免疫治疗时代——从单纯手术到围术期化疗，再到免疫联合治疗，五年生存率有望实现质的飞跃。随着围术期新适应症的获批，期盼免疫治疗能够规范落地，切实推动局部进展期胃癌的诊疗水平提升，为‘健康中国2030’目标的实现添砖加瓦。”

2026年，被业内视为OPC发展的元年。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加速落地、商业模式的闭环日益成熟、以及各级政府密集出台扶持政策，“一人公司”正从概念走向规模化实践。作为数字经济强省的浙江，已然站在这一浪潮的最前沿：从播撒梦想的种子，到量身定制“孵化器”，再到打造创新创业的“热带雨林”，个体智慧的光芒，正在系统性生态支撑下汇聚成新质生产力的燎原之火。

AI正在重构创业的基本逻辑，让更多怀揣创意的人得以“造梦”。建筑行业出身的沈明珠，从未预料到自己会跨界闯入人工智能领域。没有编程背景的她，通过与AI对话、在无代码平台上持续摸索，开发出一款针对“自恋型人格障碍”困扰人群的心理疏导智能体，并由此走上了OPC创业之路。“过去做一款产品，需要搭建团队、筹措资金；如今一个人加上一套AI工具，就能把想法落地为现实。”像沈明珠这样的新型创业者正在快速涌现。截至今年6月底，杭州已集聚“AI+OPC”企业超过2000家。

然而，创业并非坦途，许多初创者手握技术或创意，却常因找不准赛道而绕远路。针对这一痛点，杭州发布了“AI+OPC”场景创新平台及首批场景清单，涵盖54个来自政府、国企的真实需求。“无论是智能导览讲解，还是实时客流预测与引导，一个场景就能孵化出一家公司。”OPCxCity爱创社主理人谷雨仔细审视清单后感慨，这种实打实的供需对接，犹如为“摸着石头过河”的创业者点亮了一盏航标灯。杭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审批处处长傅国伟透露，当地还为OPC定制“陪伴式”服务，从登记注册、合规经营到专利申请，均实行提前介入、全程指导、跟踪帮扶，切实助其轻装上阵、大胆尝试。

在全生命周期的托举之下，轻量化项目也能释放出强劲的发展动能。OPC社区Y/OUR SPACE主理人小熊回忆，有位创业者初来时只租用一个工位，随着订单增长升级为两间独立办公室，如今已走出社区，租下了500多平方米的经营场地。这样的成长故事源源不断，印证着浙江护航梦想的坚定决心与行动。

单个创业者的力量固然有限，但聚沙成塔，便能催生意想不到的化学反应。随着OPC群体不断扩容，创业社区正日益成为纽带，推动创业者从“各自为战”走向“抱团共赢”。以Y/OUR SPACE为例，一位做跨境电商的创业者希望搭建一套AI选品与客服工作流，苦于找不到合适的技术伙伴。社区运营方了解情况后，迅速为其对接了社区内专注AI工具开发的团队，双方仅用一周便敲定了合作方案。“社区不仅是租工位的物理空间，更像一个资源链接器。”小熊介绍，从技术需求对接到海外商标注册、财税合规等配套服务，创业者足不出社区即可一站式解决。

立足不同地区的产业禀赋，许多创业社区找准特色，实现了垂直化布局。例如，杭州拱墅区的大运河设计师OPC社区深耕文创及空间设计赛道，宁波超链接创谷OPC社区则聚焦智能驾驶、汽车电子等领域。差异化格局有效规避了同质竞争，也让创业者得以精准链接上下游合作伙伴。更大范围的协同力量正在凝聚。今年上半年，浙江OPC创新生态服务联合体正式成立，首批39家成员单位涵盖高校科研院所、产业园区、大模型企业、数据服务商、专业服务机构等多元主体。据透露，联合体将聚力破解OPC成长的共性难题，整合各方资源、打通对接渠道，推动创新成果的价值转化。目前，联合体还正编制人工智能OPC系列团体标准，以促进行业规范化发展。“对OPC生态而言，建立标准就像装上了统一的操作系统，大家跑在同一条赛道、遵循同一套规则，能够使资源高效匹配、创新主体有序生长。”浙江省数字经济发展中心主任徐招玺如是表示。

枝繁叶茂的创新生态，离不开阳光雨露与肥沃土壤。浙江正以系统性政策布局，为OPC创业者构筑一片“热带雨林”。今年6月底，首届“AI+OPC”创新发展大会在杭州钱塘江畔召开，会上发布的《杭州市打造全国“AI+OPC”创业新高地行动计划(2026—2028年)》，勾勒出清晰的三年发展路线图。当地将实施社区引领、要素融通、人才舒心、金融护航、服务助跑五大工程，并推出15条具体举措。其中诸多政策直击OPC创业者核心痛点，如探索设立“AI产品体验券”、对采购智能算力和模型服务的OPC提供算力券补贴等。作为国内首批专注OPC创业孵化的社区，鸿鹄汇陪伴着许多“一人公司”成长。在合伙人王家豪看来，这套体系跳出了传统扶持“重硬件、轻服务”的思维，切实降低了OPC创业的隐性成本与试错门槛。

放眼各地市，更多探索同步推进：温州打造东南Token运营中心，统一调度普惠算力；宁波推出“甬创9条”，为OPC提供创业保险……省级层面，浙江正统筹算力、场景等核心要素，构建全省一体化创业生态。回望来路，浙江何以成为OPC创业热土？这里拥有全国领先的数字经济产业基础、活跃的民营经济基因，以及敢为人先的制度创新勇气。更重要的是，从鼓励个体探索到培育社区载体，再到完善创新生态，其“投资于人”的底层逻辑始终贯穿其中，让每一种创造力都能找到生根发芽的土壤。无数微光在此汇聚、碰撞、生长，也正集聚起浙江创新创业的全新势能。

中新网香港7月28日电（记者 刘玥晴 温孟馨 孙悦 陈子彦）正值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六十周年之际，港澳两地作为这位伟大先驱革命思想萌芽与家国情怀孕育的沃土，承载着深厚的历史记忆。日前，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孙中山先生家族后人、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常务副会长孙伟勇做客中新网“港澳会客厅”栏目，围绕中山先生与港澳的深厚渊源展开深度对话，追忆其人生轨迹，剖析中山精神的核心要义与当代启示，并探讨香港如何在大国崛起进程中发挥独特作用，以及依托民间纽带增进两岸同胞的情感联结。以下为访谈内容摘录。

中新网记者：作为中山先生的后裔，您能否描绘一下亲人心目中的他？在您看来，他留下的最珍贵遗产是什么？

孙伟勇：有两重品格让我们这些后辈尤为敬仰，其一是中山先生炽热的爱国情怀，其二是他对民族复兴的执着追寻。这两份信念贯穿一生、毫不动摇，身为家族后人，我们深感荣耀。他曾言，虽然历次革命尝试皆未如愿，但愈挫愈勇、百折不回。他追求理想从不轻言放弃，无论遭遇多少挫败，都立志要把事业推向成功，这份精神我想值得与大家共勉。

中山先生留给我们的精神宝库，不管是他对祖国的赤诚，还是处事时那种坚韧不拔的风骨，方方面面都深深触动着我。如今我担任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怎样助力国家走向繁荣，如何扎根基层倾听民声，怎样把民众福祉置于优先位置，皆是我每日萦绕心头的课题。

中新网记者：孙中山先生与港澳渊源甚深，既在香港求学并酝酿革命，又成为澳门历史上首位华人西医。请您分别阐述他在两地的事迹。

孙伟勇：中山先生的教育背景扎根香港，他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这所学院正是今日香港大学医学院的前身。求学期间，他尤其热衷结交志同道合之友，最广为人知的便是“四大寇”这一群体。当时，尤列、陈少白等热血青年与他抱有相近的革命抱负，各自以不同方式投身其中。中山先生在香港的学业阶段极为勤奋，成绩亦名列前茅。他以优异表现完成学业后，便赴澳门悬壶济世。在澳门，此前从未有华人涉足西医领域，他是破天荒的第一人。行医一段时间后，他逐渐意识到“治病救人”远不及“拯救国家”，由此萌生了全力投身革命的念头，这是一个关键的思想转折。在港澳生活的岁月里，他持续汲取中西文化养分，对其影响极为深远。因此，他曾多次强调，香港时光是他一生中最具分量的一段经历。香港至今保留着众多他的足迹，这实际上也是对中山先生毕生功绩的绝佳传承。

中新网记者：您如何解读中山精神的内涵？又怎样看待它在强化港澳青年国家认同中所扮演的角色？

孙伟勇：最为核心的精神便是他对国家的深爱，这份情感延续至今。身处香港，当务之急是引导年轻一代提升对祖国的归属感，以及对中华文化的认知度。期望能承袭中山先生的遗志，讲好他的故事，也讲好中国故事，让后世子孙受到他不屈不挠精神的感召。作为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我们每年都会深入校园基层，而我打算今年投入更多心力，走进课堂，向学子们讲述中山先生的生平事迹，同时唤起大家对伟人精神的关注，进而激励他们思索如何更好地回馈社会。

中新网记者：香港社会对孙中山的认知与印象如何？您认为他的哪些理念可为香港自身发展及融入国家大局提供启示？

孙伟勇：孙中山先生被尊为伟大的民族英雄与爱国主义者，他的功勋在于领导革命，终结了绵延数千年的封建帝制，在香港自然激起广泛共鸣。他诸如“天下为公”的思想，基本上已在香港社会得到延续。香港如今繁荣昌盛，我认为中山先生留下的众多精神遗产，当代人皆有所承接。以实例为证，香港今年将首次制定五年发展规划，这体现出香港与国家发展同步、融入国家整体布局的意愿，既发挥自身所长，也为国家贡献力量。

中新网记者：今年适逢孙中山诞辰一百六十周年，您是否筹划参与相关两岸交流项目？

孙伟勇：据我所知，国家今年将推出系列纪念活动，港澳以及海外华侨聚居较多的城市均会举办相应庆典。就两岸交流而言，今年是一个绝佳契机。可从民间层面组织台湾同胞访问港澳或大陆各地。我个人亦计划今年率领台湾青年学生团体赴若干省份进行学术互动，同时筹办研讨会，聚焦中山先生的精神遗产或缅怀其事迹。在这两方面，我不仅希望亲身参与，更想主动牵头，善用这一契机，强化民间往来。我打算带团前往一些台湾朋友较少涉足的地方，开展深入交流，譬如甘肃。那里如今发展迅猛、日新月异，期待更多台湾青年或学者能实地走访。兰州有条中山路，其实大陆诸多城市都建有纪念中山先生的建筑或街道，像青岛、广州也是如此，完全可以串联成特色文旅线路，推介给台湾友人。

中新网记者：中山先生当年构想的诸多蓝图现已化为现实。您觉得台湾同胞可通过哪些具体成就感知“振兴中华”的落地？

孙伟勇：我国如今的经济地位已大幅跃升，稳居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民众生活水准显著改善。从曾经的积贫积弱走到今天，方方面面都已超越中山先生当年的期待。中山先生对铁路建设尤为热衷。我曾参观他在上海的故居，二楼书房里，他曾将一幅巨型中国地图铺展在地，俯身趴在上面，逐一勾勒出心目中铁路网应有的站点布局。令人欣慰的是，如今国家高铁线路已远远超出他当年的手绘设想，“八纵八横”的高铁网络，不仅我们自身感受到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后，对我国高铁成就无不啧啧称奇。许多台湾的网络红人或普通民众亲身体验过后，都惊叹连连。我们的高铁发展可谓日新月异，台湾同胞应多来走走，我们会陪着他们一同乘坐。

中新网记者：倘若中山先生能看到今日中国之貌，您最想带他参观何处？

孙伟勇：今天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规模、高铁网的延伸、主要港口的吞吐能力，对当年而言简直是奢望。我们不仅要达成他的心愿，更要超越他昔日的设想。因此，若有机会，我真想带他实实在在体验一次高铁，驶过国家纵横交错的高速公路，我相信他定会倍感欣慰。“振兴中华”的豪言如今已化为现实，他秉持的理念也正逐步落地，这便是我最想告慰他的事。（完）

中新网南宁7月30日电（林浩）7月30日，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透露，为贯彻党政机关厉行节约、过紧日子的政策导向，该厅近日与广西壮族自治区机关事务管理局联手，对《广西壮族自治区本级会议费管理办法》（下文简称《办法》）展开系统性修订，在承袭既有管理架构的同时，注入多项刚性约束，为规范会议经费管理、优化财政资源配置筑牢制度屏障。

《办法》推崇精简高效的办会理念，倡导简化会议形式，强化对议题相近或参与人员重叠会议的归并整合，凡可合并召开或压缩日程者，应果断精简，剔除冗余环节。同时，鼓励优先采用线上模式，在确保保密义务与网络安全合规的前提下，尽可能以视频形式举行会议，原则上不邀请外地人员赴主会场现场参与。此外，文件强调充分挖掘现有资源潜力，若单位自有办公设施齐备，线下活动应首选内部场地，线上会议则优先依托内部电视电话系统、政务内网视频平台等既有技术手段。

针对基层负担问题，《办法》着力削减会议频次，已通过文件部署的事项不再重复开会，杜绝“传达不过夜”的形式主义，各系统各领域的年度综合性会议原则上限制为一次。会期控制亦更加严格，二类会议的时长由原先的“最多两天”缩短至“不超过一天半”，不设分组讨论的会议则压缩至“半天以内”，报到与离会时间也由“两天”上限降至“一天半”。

在预算管控层面，《办法》明令禁止发放公文包、记事本等用品及纪念品、赠礼，不提供茶歇服务，严禁借助外部机构代办的途径虚增会议支出，同城住宿审批亦从严把关。文件进一步细化了各类会议的预算编报要求与开支标准，线下费用实行分类型、分档次的综合定额管控，报销结算须严格遵守定额上限，未发生支出的项目应从定额中剔除，且不得随意调整预算。

对于临时性会议，《办法》规定了审批流程与资金渠道，此类会议须依规报批后纳入整体计划，若年初未列入部门预算，则应优先在单位既有会议费预算中调剂解决。同时，文件首次厘清了线上会议的界定、费用范围与报销规范，相关支出涵盖设备租借、网络传输等项，不纳入综合定额核算，在年度预算内按实列支，此举填补了线上办会管理的制度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