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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里《“安全”不能放假 这些避险知识》点请切记！
暑期来临，正值我国主汛期与“三伏天”叠加，暴雨、高温、强对流天气频繁造访，外出旅行或商务出行时，安全意识与避险技能不可或缺。在全球极端天气日益频发、强度渐增的大背景下，掌握必要的防灾知识显得尤为重要。本期我们特别邀请了四位长期奋战在防灾减灾一线的工作者，结合各自领域的实践经验，为大家梳理当前各类自然灾害的风险要点，送上实用的出行安全指南。
“预”字当先，“防”字为要——这是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副首席杨继国反复强调的理念。他认为，面对极端天气，学会看懂预警、善用预警，是规避风险的第一道防线。气象灾害预警信号是气象部门面向社会发布的警示信息，也是防御气象灾害的核心依据。暑期出行，尤其要留意暴雨、台风、高温以及雷暴大风、冰雹等对户外活动影响显著的强对流天气预警。目前，气象部门通过国家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系统，可将预警精准推送至受影响区域，公众可通过手机、广播、电视、社区显示屏、乡村大喇叭等多种途径实时获取风险提示。出行前，务必提前查阅目的地天气状况，让预警信息成为随身的“安全顾问”。
收到预警时，需重点把握四个核心要素：类别、等级、影响区域和影响时间。我国的预警信号种类涵盖暴雨、台风、暴雪、寒潮、大风等14大类，各地可根据本地灾害特点灵活增减。预警级别依据灾害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紧急程度及发展态势，划分为Ⅳ级（一般）、Ⅲ级（较重）、Ⅱ级（严重）、Ⅰ级（特别严重）四级，分别以蓝、黄、橙、红四色标示。那么，收到预警后该如何行动？首先要辨别灾害类型，明确影响时段与区域，再判断等级。蓝、黄两色属于“提前警告”，例如暴雨黄色预警意味着6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此时应调整出行计划，避免进入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橙、红两色则是“最强警示”，暴雨红色预警表明3小时内降雨量将达100毫米以上，此时非必要不外出，若身处高风险区域，必须听从指挥果断撤离。需特别留意，预警采用属地化发布机制，关注所在区县或目的地区县的预警信息，防范指导更具针对性。
暑期正值台风和强对流天气多发期，台风期间应避免涉海涉岛旅游，远离危险区域。强对流天气防御的核心在于“避”而非“抗”，及时获取预警并采取相应措施才是关键。严防溺水与山洪同样不容忽视，切勿私自前往水库、河流等水域游泳戏水。在山区活动时，若听到山谷中传来类似火车轰鸣或闷雷的声响，或发现溪水突然变浑浊、断流，这可能是山洪暴发的前兆，应立即向两侧高地转移。此外，高温作为“隐形杀手”，同样值得警惕。高温天气下，中暑和热射病风险陡增，户外活动需做好防晒、足量补水，并随身携带防暑药品。总之，暑期出行务必在出发前及行程中持续关注沿途和目的地的预报预警，特别是临近预警，遇到橙、红两色预警果断调整行程，切勿冒险涉足“野生景区”或未开发区域。安全不“放假”，警惕需“在线”，唯有将预警信息视为“护身符”，方能安然度夏。
河海大学水文水资源学院副教授李巧玲则从专业视角解答了一个常见困惑：为何降水量相近，有的地方洪水滔天，有的地方却波澜不惊？她解释道，我国地域辽阔，从湿润的东南沿海到干旱的西北内陆，水文气象、地形地貌、土壤植被等下垫面条件差异显著，使得每场洪水都有独特的“个性”，也给洪水预报预警带来巨大挑战。同样的降雨，为何形成的洪水千差万别？首先，取决于流域对雨水的再分配能力。降雨落地后，并非全部汇入河流，一部分被土壤颗粒吸附、孔隙滞留，一部分被水库塘坝和洼地拦蓄，还有一部分蒸发返回大气，剩余部分才形成径流。在湿润半湿润地区，通常要等土壤含水量达到田间持水量（即蓄满，水可在重力作用下移动）后，后续降雨才会产流；而在干旱半干旱地区，往往是降雨强度超过土壤下渗能力，雨水来不及入渗便迅速形成地表径流。产流多少、快慢，既取决于天上降下多少雨，也取决于流域能容纳多少水。
其次，流域状态同样关键。同一流域，汛期前期与主汛期对同一场降雨的响应截然不同。汛期前期，土壤偏干、库塘坑洼蓄水较少，流域蓄水空间充裕，即使降雨持续时间长、强度大，也能存得住，不易成灾。然而进入主汛期，连续降雨使土壤水分饱和、库塘坑洼蓄满，此时再遇降雨，几乎有多少降雨就有多少产流，洪水极易快速形成，内涝风险大增。这就好比一块干海绵与一块湿海绵，倒入同样多的水，结果天壤之别。流域的干湿状态直接决定了洪水的规模与速度。
再者，降雨位置与径流路径也至关重要。同一场雨，落在流域上游与中下游，洪水响应时间和过程差异显著。上游来水需经流域坡面汇流、河道传播，受流域坡度、河床阻力、传播路径、水库蓄泄等因素影响，洪峰往往滞后数小时甚至数天，这正是暴雨过后洪水不会立即到达的原因，也为预报预警和避险争取了宝贵时间。而降雨若落在中下游，汇流路径短，洪水来得快，留给人们的反应时间便短得多。因此，预报预警不仅要算准洪峰有多大、何时到，还要预判洪水可能影响的范围。我国河流众多，大江大河监测基础较好，预报方案相对成熟；中小河流源短流急、站网稀疏，预报难度较大；山洪灾害突发性强、破坏力大，对预警时效性提出极高要求。20世纪70年代初，河海大学赵人俊教授研制了我国首个流域水文模型——新安江模型，至今仍广泛用于实时洪水预报。李巧玲团队师承赵教授，几十年来从流域实际出发，建立了30余种模型方法，集成到水利部洪水预报平台以及河北、北京等地防汛业务系统，近年来还参与研发了“安澜”水灾害防御系统。
收到洪水预警或发现积水时，应立即向高处转移，严格遵守疏散命令，切勿涉水。相关研究表明，“水深及踝”（约15厘米深）的快速水流就可能将成年人冲倒并卷走，“水深及膝”（约30厘米深）时能冲走一辆小型汽车。夜间视线受限，水下路况更难判断，遇到积水路段请果断绕行，宁可多走些路，也绝不拿生命冒险。请牢记：宁绕百步远，不涉一步险。
四川省自然资源厅地质灾害防治处处长胥良则聚焦地质灾害防范。面对突如其来的地质灾害，如何做到临危不乱、科学应对？他介绍，汛期最常见的地质灾害是滑坡，其最大特点是“偷偷变形，雨后发作”。切坡建房的屋后边坡、修路开山形成的陡边坡、工地弃土堆积的坡地、山脚居民区后方山体等，都是滑坡高发区域，汛期务必多盯多巡查，发现险情第一时间上报。切坡建房、临坡居住的群众，要牢记“住上不住下、住前不住后”。屋后有高陡边坡、山体隐患的房屋，汛期坚决不靠山居住、不在坡下滞留，优先选择房前开阔、地势更高的安全区域避险。
与滑坡不同，崩塌来得极快，几秒内就会落石垮岩，尤其雨天、凌晨风险最高，是山区道路、崖下住户的头号隐患。汛期坚决不要在崖下避雨、乘凉、休息、堆放物资；雨天、夜间尽量不走临崖险路。遇到落石，千万别顺着山坡往下跑，应立即向山体两侧平坦开阔地带快速撤离；崖下住户接到预警，要第一时间转移，彻底远离危险区域。“山沟暴雨莫逗留，水浑轰鸣是洪流；不沿沟跑往高爬，远离河滩保无忧。”汛期坚决不要进入深山山沟、河滩、河道；住在沟口、河滩的群众，暴雨天气应提前转移，绝不抱侥幸心理。
胥良介绍，这些年他每次到灾害现场，都会反复勘察、找准问题症结，哪些防灾办法管用，就及时总结推广。2021年，木里县发生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经过实地复盘研判，他和专家们创新提出“上游下雨、中游吹哨、下游开跑”的联动防灾机制。这一机制简单实用，基层干部群众一听就会、一用就灵，有效打通了防灾避险的“最后一米”。针对基层地灾防治力量薄弱这一关键难点，四川在国内首创地质灾害群测群防专职监测制度，拧紧群测群防责任链条。同时，充分发挥全省地勘单位技术人才聚集优势，推动专业技术人员驻县、进乡、入村开展地灾防治技术服务。为了让防灾减灾知识走进千家万户，四川探索开展“青春志愿·守护生命”地灾志愿服务行动，精心编摄宣传警示教育片、动画视频和科普读物等，广泛推进防灾宣传培训“七进”和“小手拉大手”开学第一课等活动，多年浸润之下，群众的避险意识与实操能力不断提升。针对预案外灾害占比高、防控难的痛点，近年来，四川在全国率先推动将地质灾害风险调查成果纳入国土空间规划、加强隐患风险源头管控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开展镇村级地质灾害风险防御一张图和山洪泥石流“沟长制”建设，通过编制“一镇一村一张图”“一沟一点一预案”并加强培训演练，让基层干部群众知道身边的隐患风险在哪里、如何防。面对地质环境复杂多变、地质灾害隐蔽突发的客观现状，防灾减灾既要依靠“人技结合”夯实防治救基础，更要“烟火熏腊肉”——把防灾减灾知识“种”在百姓心间。
黑龙江省地震局宣传教育中心主任仇尚媛从事防震减灾科普工作多年，她发现很多人总觉得地震离自己很远，平时不怎么关注防震知识，这种“侥幸心理”要不得。筑牢日常防范底线，可分三步走：第一步，提前做好家庭防震准备，制定应急方案、规划疏散路线，常备饮用水、应急食品、手电筒、急救用品等家庭应急包；第二步，主动参与社区、单位、学校组织的地震疏散演练，掌握“伏地、遮挡、手抓牢”标准动作；第三步，关注中国地震局、各地地震局官网及公众号，或走进防震减灾科普馆亲身体验，认准官方渠道学知识，切莫轻信网上来历不明的“独家逃生技巧”。
近期，手机地震预警受到广泛关注。仇尚媛强调，我们首先需厘清：地震预警≠地震预报。预警无法预判地震何时发生，而是地震发生后利用电磁波快于地震波的原理，抢在破坏性波到达前发出警报，争取宝贵避险时间。只要预警来源标注“中国地震预警网”，即为官方权威信息。中国地震局已初步构建起涵盖专用终端、广播电视、手机内置程序和官方微信小程序等多渠道的地震预警信息公共服务体系，并持续免费向社会提供预警服务。当然，客观上也存在预警盲区、预估烈度与实际震感有偏差等局限。切勿下载来路不明的第三方预警App，以免误报漏报、泄露隐私。
仇尚媛推荐两种免费开通地震预警的方式：一是微信搜索“中国地震台网”小程序，点击“开启地震预警”，允许通知和位置权限，添加关注城市即可。全国各省份亦有各自官方小程序，均对接地震系统统一标准。二是一些品牌的手机内置系统预警，已接入国家地震预警网，在设置中对应开启即可。手机要打开定位和通知权限，关闭后台省电限制，以免错过预警弹窗。收到预警后，先看等级和倒计时。蓝色（预估烈度小于3度）基本无感；黄色（3至5度）有轻微震感，做好避险准备；橙色（5至7度）震时就地避险，震动停止后撤离；红色（7度及以上）优先就地防护，震后迅速转移至开阔处。除了看预警等级，还要结合预警时间的长短及自身所处空间位置等，采取不同措施。在一楼且门外空旷、倒计时充足时，可护头快速撤离；时间不充裕，处于室内中高层切勿乘电梯或跳楼，应就近躲进承重墙墙角、卫生间或结实桌下，牢记“伏地、遮挡、手抓牢”；户外远离高楼、广告牌、电线杆等，就近空旷地蹲下护头；驾车时缓慢靠边停车，避开桥梁隧道，留在车内系好安全带，待震动结束后再下车。需要注意的是，震动停止不等于危险结束，余震风险不可忽视。撤离时条件允许，可关闭电闸燃气。
防震避险，功夫在平时。仇尚媛呼吁大家从现在起就行动起来——打开手机里免费的官方预警功能，给家人多添一份安全保障；带孩子去一趟防震减灾科普馆，让避险知识不再停留在纸上；定期检查家里的应急包、熟悉疏散通道位置，把这些小事变成生活习惯。多一分准备，就少一分危险。面对自然灾害，唯有未雨绸缪、科学应对，才能守护生命财产安全，安然度过每一个假期。
功能特点
香港青少年赴江西吉安研学 沉浸式（感悟庐陵文脉）
中新网吉安7月31日电（记者付丽玲、李颖婷）“昔日只能在典籍中窥见的科举盛况，今日亲临吉安，方真正体会到古代学子求学问道的执着与胸怀天下的抱负，令人动容。”来自香港裘锦秋中学（元朗）的高二学生陈嘉欣如此感慨。
7月30日，一支由42名香港青少年及家长组成的研学队伍，在江西吉安启动了为期四天的“我的井冈行”国情研学之旅。当日下午，研学团首站抵达吉水县，探寻当地“三千进士冠华夏”的文化传奇。
吉水自隋朝设县以来，已历经1300余载岁月洗礼，这里文脉绵长、英才荟萃，素有“文章节义之邦，人文渊薮之地”的美誉，亦是庐陵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南宋诗坛巨匠杨万里、《永乐大典》总纂修官解缙、明代地理学家罗洪先——这些熠熠生辉的名字，共同织就了这座小城深厚的文化经纬。
“这是我人生中首度踏足江西吉安，指尖轻抚古建筑的木质梁柱，目光掠过复原的科举考场，恍惚间仿佛目睹了古代文人挑灯夜读、矢志报国的身影。”香港理工大学大二学生邱安儿表示，这种沉浸式的文化体验，令她对祖国深厚的历史积淀有了愈发鲜活的感知。她特别提到，解缙主持编纂《永乐大典》的故事令她久久不能忘怀，“一方水土能孕育出如此人物，仿佛整座城池都弥漫着浓郁的书香气韵。”
随后，研学团漫步于吉水县上下老街，行至一座古宅之前，一堂别具匠心的微课堂正于此开讲。以“陆上丝绸之路的友好使者”为核心主题，讲解员从吉水籍明代外交家陈诚的故事娓娓道来。陈诚曾五度出使西域，远涉撒马尔罕、哈烈等域外之地，沿途传播中华文明火种，书写了一段段穿越戈壁与黄沙的友好往来佳话，使研学团成员对中华文明交流互鉴的悠久传承有了更为切身的理解。
“吉水的文化积淀，是触手可及、真实可感的。我们期望借助这样的实地探访，让香港青少年更加深入地领悟中华历史文化，深化对祖国的归属感，助力他们拓宽视野、实现成长。”来自香港大湾区中华文化艺术协会的领队教师徐日升如是说。
据悉，此次香港青少年国情研学团后续还将奔赴吉安各地，围绕历史文化与红色教育主题展开参访交流。此番活动将进一步深化赣港两地青少年的互动往来，推动赣港同胞心手相连、血脉相通。（完）
使用说明
为救患癌母亲，医生铤而走险！他为何走上“野{路子”}？
2025年12月，上海一家三甲医院重症监护室的医生叶明，做出了一次与毕生医学信念背道而驰的选择。他乔装潜入一个充斥药贩子与“托儿”的病友交流群，潜伏了整整半个月，最终花费逾万元，向一位素不相识的药商购入二十天剂量的“抗肿瘤原料药”。所谓原料药，指药品中最核心的有效成分，既无辅料调配，也未经任何加工流程，更遑论正规批文。叶明比谁都清楚——这粉末纯度堪忧、制造工艺不明，甚至可能只是一团毫无药效的淀粉。然而，他已然没有退路。
他的母亲于2023年初被确诊为胃癌晚期，且伴随罕见的ALK基因突变。化疗未能奏效，靶向药物接连耐药，免疫治疗引发超进展，多脏器功能相继衰竭……国内所能提供的常规治疗手段全部失效，连临床试验也将她拒之门外。“一代、二代、三代靶向药均告失败，唯一的希望只剩下第四代。”身为医者，叶明能够调取的信息远超普通家属。他翻遍国内外文献，查到一款名为NVL-655的四代ALK靶向药正在美国开展临床试验。数据令人振奋：即便针对已对三代靶向药耐药的群体，有效率仍达五成。然而，该药既未在美国正式上市，更遑论进入中国市场。
于是，他开始钻研美国的同情用药机制。在美国，当某些危重患者已穷尽常规治疗手段，却又不符合参加新药试验的资格时，可向药企提出“同情用药”申请，有机会提前使用那些仍处于试验阶段、尚未获批上市的新药。他用英文撰写函件，附上母亲完整的病历与基因检测报告，发给制药公司。一周后，回复如期而至——先是程式化的关怀与慰问，紧接着是冰冷的拒绝：“本公司在中国未开展同情用药业务，无法提供药品。”
“明明有药，有效率五成，或许还能争取两三年的时光，可偏偏就是拿不到。”望着病榻上因幽门梗阻痛得蜷缩翻滚的母亲，这位见惯生死的ICU医生再也顾不得职业操守，向药贩子购入了NVL-655原料药。“无路可走的时候，狗急了尚且跳墙。”用药三天后，母亲呕吐减少，疼痛缓解，精神明显好转，甚至能进食了。叶明以为奇迹将至。然而两周过去，症状如潮水般卷土重来，病情急转直下，不久后，母亲在家中离世。
“那药确实为母亲争取了至少二十天的生命，也极大减轻了她的痛苦。可是，那是原料药，并非正规药品——精度不足，工艺粗糙，况且用药时母亲已处于多脏器衰竭、幽门梗阻的状态，药物根本无法被有效吸收。”叶明惋惜地说，“太晚了。”
在中国，像叶明母亲这样求药无门的危重症患者，何止千万。常规治疗失败之后，他们被临床试验的大门拒之门外，又卡在同情用药制度的夹缝之中，只能在绝望中摸索出一条条灰色的、危险的野路子。
被拒之门外的“不完美患者”
赵宏每天都要面对这样的病人。他是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的主任医师，专注肝癌、胰腺癌、胆管癌——这些癌种恶性度极高，预后极差。常规治疗失败后，二线治疗的有效率不足一成，中位无进展生存期仅有三四个月。而那些尚在临床试验阶段、未获批上市的新药，便成了这些患者最后的救命稻草。
作为国内顶尖肿瘤医院的医生，赵宏手中握有多个新药临床试验项目，每日慕名而来的患者络绎不绝，但真正能如愿入组的却寥寥无几。“一上午门诊五六十名患者，大约只有五六人可以考虑纳入临床研究，最终能成功入组的，可能也就两三个。”赵宏解释，临床试验的入组门槛极其严苛。为了控制变量、获得“干净”的数据，以证明药物在特定人群中的有效性，药企和科研机构需要的是“完美患者”——年龄合适、无严重合并症、身体状况良好、既往治疗史有限。
然而，真实的肿瘤世界里，更多的是“不完美的患者”。山东某地级市三甲医院呼吸科主治医生张欣，对这种无力感习以为常。“在我们这样的地市级医院，临床试验项目凤毛麟角，绝大多数被省级或区域性龙头三甲医院垄断。患者想入组，只能自己去大医院挂号、排队。”她发现，许多肺癌患者历经一二线治疗失败后，身体已是千疮百孔，PS评分（体力状况评分）极差，根本达不到临床试验的门槛。
身处辽宁抚顺的乳腺癌晚期患者王丽，正被困在类似的僵局里。自2025年1月发现乳房肿块以来，她接受了化疗和靶向药曲妥珠单抗的治疗。“效果尚可，但心脏承受不住，心跳飙到每分钟150次，还伴有绞痛。”副作用过于严重，她被迫停药。她早就听说过临床试验。“有位癌症晚期转移的同学进过组，用了新药效果特别好。”她也想去碰碰运气。在网上辗转联系了沈阳某三甲医院的一位教授，对方看了影像资料后说可以入组。她满心欢喜，岂料等待期间的一场感冒，让她被彻底排除在外。
此后，她再也没能触到临床试验的门槛。“普通医生不管入组事宜，主任的号要一两个月才能挂上。”半年间，她接触了不下二十位医药代表，对方起初满口应承，最终要么说名额已满，要么推荐一些毫无科学依据的“野鸡项目”。她还遇到过推销一万七千元一盒来历不明“进口药”的骗子。“说实话，我现在很焦急。我是晚期，时间不多了。才四十八岁，孩子还小，我想活下去。”
这样的绝望，叶明也曾深切体会。二三线靶向药全部失效后，他带着母亲在北京大学肿瘤医院附近租了房子，开始逐一筛选临床试验，试图尝试新药。筛选了一两个月，没有一个项目匹配。“她病得太重了，又有免疫副反应的病史，许多新药含有免疫成分，他们不敢收。”最终，他只能陪母亲回了家。
面对这样“无药可用”又入不了组的患者，赵宏能做的实在有限。“有的病人当场就哭了，家属陪着掉泪，问我：‘医生，难道我们只能等死吗？’我也没什么好办法，只能说再看看后面有没有其他研究项目。”
相较于求药无门的绝望，对某些血液肿瘤患者而言，眼看曾经可行的道路突然被堵死，或许是另一种残忍的折磨。顾洪飞是患者组织“淋巴瘤之家”的创始人。2010年他确诊霍奇金淋巴瘤，经治疗康复后，从一个人数仅四百多人的QQ群起步，将患者组织发展至注册用户超过十六万。这些年，让他印象最深的患者有两类：紧急危重症患者和复发难治患者；而这些患者打听最多的治疗方式，便是“同情CAR-T”。
CAR-T是一种免疫细胞疗法，对部分复发难治的淋巴瘤和白血病亚型有“奇效”。目前国内已有六款CAR-T产品获批上市，部分产品和适应症的患者十年生存率可超过五成。但CAR-T定价普遍在百万至一百三十万元之间，且未纳入医保，普通家庭根本无力承担。据顾洪飞介绍，此前国内许多顶尖血液病中心通过研究者发起的临床研究（IIT），患者仅需十几万元便可获得“同情CAR-T”治疗，而这种治疗挽救了大量危重、复发、难治患者的生命。
顾洪飞表示，2026年5月1日，国务院颁布的《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临床转化应用管理条例》（“818号令”）正式实施。出于对细胞基因治疗安全性和规范性的考量，以往相对宽松的同情用药通道迎来严格管控。多数医院因合规考量，不再轻易开展此类项目。患者想尝试非商业CAR-T疗法，只能参加正规备案的临床试验。“同情CAR-T”的通道中断，令一批“夹在中间”的患者陷入绝境。
在儿童白血病病友社群“暖白儿童”中，就有一批复发难治、亟待CAR-T治疗的患者。今年2月，华阳九岁的儿子确诊T淋巴母细胞白血病。历经五个疗程化疗，孩子的微小残留病灶（MRD）指标始终卡在0.4%，无法清零。这是一个评估白血病疗效的关键指标：MRD越低，骨髓移植后的复发风险越低；降至0.01%以下才算完全缓解，达到移植标准。“肿瘤细胞没有被彻底清除。如果MRD没转阴就强行移植，医生说基本就是百分之百复发。”华阳做过十年神经外科医生，他比一般家长更清楚，“化疗这条路，基本已经走到头了。”
他查阅了大量资料，也咨询了同行，“像这种情况最合适的就是CAR-T。”但不幸的是，儿子所患白血病对应的CD7靶点CAR-T产品尚未上市，仍在临床试验阶段。华阳听说，以前类似患儿可以通过“同情CAR-T”清除残留、桥接移植，如今这条路已然封闭。而正规的CD7 CAR-T临床试验，“要求MRD必须大于5%或骨髓不缓解才能入组。我们这种残留0.4但还没到复发标准的情况，恰好卡在中间。孩子的身体能撑多久？我不知道。”
刘方十二岁的女儿同样被CD7靶点CAR-T试验的条件困住。今年春节，女儿确诊T淋巴母细胞淋巴瘤，三个月化疗后便复发。“医生说已经耐药了，预后很差。如果能通过CAR-T实现完全缓解，再桥接移植，长期存活的机会将大大提升。”但此前化疗引发了脑血栓、脑出血，所有正规临床试验都将女儿拒之门外。刘方坦言，他们了解同情CAR-T治疗的风险，但比起强行移植后“百分之百复发”，他宁愿选择前者。“这不是一道选择题。一个是可能活，一个是肯定活不了。临床试验是免费的，我们用不上。我只想要一个合法的机会，哪怕自费，哪怕签免责协议，能不能有一条审批通道？给孩子一线生机？”
药企不敢做“好事”
当患者求药无门时，一个自然的疑问浮现：那些手里握着新药的药企，为什么不愿意把药物交给这些走投无路的人？“不是药企冷血，而是制度没有兜底。在没有明确法律框架的情况下，谁也不敢贸然把未上市的药物拿出去使用。”国内某头部药企工作人员李彬坦言。2017年，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拓展性同情使用临床试验用药物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对适用对象、申请审批程序均做了详细规定。2019年修订的《药品管理法》第二十三条，也确立了同情用药的上位法框架。然而，整整九年过去，那份征求意见稿始终没有变成正式文件。
在李彬看来，对药企而言，同情用药面临两大难题。首先是责任风险。正规临床试验入组的患者，有完备的保险保障——治疗费、不良反应治疗费，甚至死亡赔偿，均由申办方和保险公司承担。但同情用药的患者往往处于疾病晚期、合并症众多，一旦发生严重不良事件甚至死亡，责任归属如何厘清？赵宏曾与药企交流过，对方的顾虑非常现实。“不能排除这样一种情况——申请时患者信誓旦旦‘所有后果我都愿意承担’，真出了不良后果，反过来起诉公司。一旦引发媒体关注，对新药临床研究推进和上市审评都会产生不利影响。”赵宏认为，药企想做善事，却不太敢做善事。
其次是成本与收费的悖论。征求意见稿明确规定试验用药不得收费。李彬觉得这条规定是一把双刃剑。“完全没有经济回报，还要承担风险，企业参与的驱动力从何而来？”他查阅过美国FDA的法规，允许企业收取同情用药的相关成本费用，至少能收回成本。但在国内，如果允许收费，企业又担心暴露真实成本，影响未来的商业化竞争。除了风险与成本，制度落地还有更具体的堵点。赵宏举例道：“比如，病人的分级管理：病情危重到什么程度可以申请？由谁来决定？哪一级医疗机构有资格？伦理委员会设在三甲医院还是县级医院？药品使用后的不良反应如何上报？疗效如何评估？”赵宏认为，这些细则都需要明确。落地之后，从药企到医生再到患者，才能获得法律保障。
据赵宏介绍，药品研发有“三个10”的说法——10%的成功率、10亿美金的投入、10年的周期。在这漫长的流程中，患者等不起。同情用药制度缺位的直接后果，是催生了庞大而危险的灰色产业链。赵宏在调研中发现，从早期的印度仿制药，到后来的地下原料药，甚至还有黑中介拿淀粉灌装胶囊冒充药品。患者为了活命，只能拿自己的身体去试错。
以今年一款名为Daraxonrasib（研发代号RMC-6236）的胰腺癌新药为例，它已成为无数患者的“救星”。素有“癌王”之称的胰腺癌迎来治疗突破——其III期临床数据显示，该药可将患者生存期几乎翻倍，死亡风险降低60%。不过，此药尚未正式上市，美国患者可通过同情用药渠道申请。在国内社交媒体上，已有部分药商声称可以“搞到此药”。《锋面》记者以患者家属身份咨询其中一位，对方表示可以代为申请美国同情用药，药费十几万元人民币/月，另收三千元服务费。更“实惠”的方案是，他推荐记者使用“北京某生物原料实验室”生产的国产原料药，“纯度99.6%，患者吃一个月指标都下降”，月均药费三万四千元，并向记者展示了一张患者用药后“效果良好”的证明报告。
“使用‘原料药’事实上已经涉嫌违法了，原则上我们医生当然不鼓励，但当一个人没有其他选择的时候，你劝不住。”赵宏说。今年全国两会期间，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赵宏提交了一份关于加快完善拓展性同情用药制度的提案。目前，这份提案已进入全国政协的重点提案序列。
在赵宏的设想中，中国的同情用药制度应有自己的特色，最好是在已有该新药临床试验的中心来落地执行。“医生用过这个药，知道有没有输液反应、需不需要预处理，患者放心，药企也放心。”“拓展性同情用药不仅造福患者，也能助力企业研发。”赵宏强调，“对于那些被临床试验排除在外的晚期患者，他们的最佳治疗方案是什么？医生想知道，药企也想知道。如果同情用药制度能覆盖这部分人群，收集真实世界数据，对药物未来的临床应用会有更全面的认知，同时实现‘救急一人’与‘造福万人’的双赢。”
然而，制度的落地需要各方协同。作为企业方，李彬同样期待一份具有中国特色的细则出台。他建议允许企业按成本的一定比例收费，政府同时给予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明确各方责任、明确费用分担、明确风险处置。有了这些，药企才敢参与。”在制度之外，顾洪飞认为，还有一个群体的呼声不应被忽视——那些在灰色地带挣扎自救的患者和家属。他特别强调，同情用药的审批流程必须充分考虑患者的急迫性。走到最后一线的病人，生命窗口往往极短。“如果让他们等待层层审批、等待盖章、等待一个月才开一次的伦理委员会审议，等到的时候，命也没了。流程应该为生命让路。”在危重症面前，时间不是成本，时间就是生命本身。
他希望有一天，申请同情用药的流程能够真正清晰、可及，让患者觉得“这个药是我需要的”，而且我知道该怎么申请，也有信心走完流程；多中心能够铺开，让患者就近申请，不必拖着病弱之躯千里迢迢奔赴北上广。“同情用药制度，本质上不是在赋予患者某种特权，而是给那些走到悬崖边上的人，一个合法抓住绳索的机会。”赵宏说。（应受访者要求，叶明、华阳、王丽、李彬为化名）来源：央视网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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