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值暑运高峰，全国铁路客流持续高位运转，旅客遗失财物、拿错行李的情况屡有发生。近期，各地铁路警方接连处理了多起类似警情，引发公众关注。

近日，一趟从绥芬河开往哈尔滨的D8536次列车上，乘警巡视时注意到，乘客董女士正神色焦急地与乘务员交谈。经询问得知，董女士不慎遗失手机，她怀疑手机可能遗落在车站。随后，乘警依据董女士的回忆，沿着她上车后的行走路径展开搜寻，最终在其座位缝隙中寻回了这部手机。

除了随身物品遗落之外，铁路警方也接报多起错拿行李的事件。日前，由库尔勒驶往阿克苏的T4377次列车抵达终点后，旅客沙女士下车时发现装有黄金和现金的行李箱不翼而飞，随即报警求助。接警后，乘警迅速展开调查，发现行李架上仅剩一件与沙女士描述高度相似的行李箱。结合车厢内公共视频，乘警推断该行李箱很可能被同车厢旅客误拿，最终通过遗落箱中的物品联系上错拿行李的王先生，顺利将行李箱归还给沙女士。

在乘车途中，不少旅客习惯性地随手放置手机、背包等物品，转身便遗忘具体位置，从而引发财物遗失。那么，旅途中哪些区域最容易令人疏忽？又该如何有效防范物品丢失？让我们来聆听铁路民警的专业释疑。

民警提醒，暑运期间客流密集，候车室和车厢内人员众多，旅客在安检、候车、换乘等环节需频繁搬运物品，注意力易被分散。尤其是安检口、候车区、列车行李架等反复取放物品的区域，稍一疏忽，便可能遗落东西。此外，大件与小件行李混放，下车时匆忙收拾，也极易造成遗漏。

民警指出，除客流集中等客观因素外，旅客对随身物品看管不严，也是财物遗失的关键原因。部分旅客在候车或乘车时，将手机、钱包、背包等置于座椅、充电台、窗台等处，起身去接水、上洗手间或走动后便忘记取走；还有人只顾搬运大件行李，忽略了座位、行李架和充电插座周围的小件物品，等到察觉时往往已离开现场。一些旅客下车时仓促，未能仔细辨认行李架上的箱包，从而引发错拿。

在暑运出行期间，旅客应如何有效规避财物遗失风险？除了自身细致看管物品外，铁路部门还提供了哪些便民举措，以助力旅客降低遗失可能？

民警建议，出行前，旅客应核对好车票信息和行程规划，尽量提前1小时抵达车站，为安检、候车、检票留足时间。夏季衣物口袋较浅，切勿将手机、钱包等贵重物品放入外侧口袋，以免滑落丢失。手机、证件、钱包等贵重物品宜单独存放于随身小包中，与大件行李分开，便于随时查看。使用公共充电设施时，应确保手机处于视线范围。同时，建议旅客为行李箱、背包贴上彩色贴纸或悬挂醒目标识，便于快速辨认，降低错拿风险。上车后尽量将行李集中摆放，牢记存放位置，下车前预留充足时间，确认物品齐全后再离车。

除了加强自身防范，旅客也可依据实际需要，选择铁路部门推出的“轻装行”服务，以提升出行便捷性，减少行李遗失隐患。“轻装行”服务可为到达旅客提供“站到门”或“门到站”的行李搬运支持。旅客可在到站前24小时至1小时预约“站到门”，工作人员将从乘车站台或站内指定行李服务柜（服务台）接取行李，承诺在取件后5小时内送达车站周边35公里内的指定地点；已购票的出发旅客，可在开车前48小时至4小时预约“门到站”，工作人员上门收取合规行李并运送至出发站，安检通过后，按旅客要求，在开车前30分钟存入服务柜或在开车前10分钟送至站台。截至目前，该服务已覆盖全国212座车站。

“轻装行”使用教程

中新社广州7月29日电 (记者 程景伟)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9日披露，广东正计划将粤港澳大湾区内的区际司法协作范畴拓展至数字化领域，涵盖跨境电子送达、电子数据获取等新兴场景，同时加速推进刑事领域的司法互助进程，并致力于构建内地与香港之间的司法协助电子化平台，以实现大湾区区际司法协助业务的全面线上办理。

当日，广东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在广州举行，会议期间，省高级人民法院就大湾区规则衔接与机制对接的工作进展向与会代表作了专题汇报。汇报内容显示，广东将积极推动制定涉港澳诉讼程序的特别规范，旨在建立更加高效且协调一致的诉讼流程；此外，还将进一步扩大“港资港法”和“澳资澳法”在大湾区的适用范畴，并强化大湾区法律查明平台与港澳法律数据库之间的互联互通，从而打造一个高水准、专业化的域外法律查明体系。

据透露，广东已成功搭建起大湾区法律查明平台，该平台累计收录域外法律法规约3.6万部，并配套建立了域外法律查明专家智库。汇报进一步指出，未来广东将不断优化粤港澳司法协助的常态化机制，完善涉港澳民商事判决的相互认可与执行体系，细化送达、取证等全流程配套措施，确保法治保障更加充分有力；同时，创新升级跨境数字诉讼服务，拓展各类应用场景，优化大湾区跨境商事一站式解纷平台，并健全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制度框架。

数据表明，自2023年至2026年6月期间，大湾区内地九市法院累计审结各类案件886.2万件，其中涉港澳案件达8.1万件，约占全国同类案件总量的三分之二，充分彰显了大湾区在跨境司法合作领域的显著成效。

中新社香港七月二十五日电（记者邱兆翔）自今日起，“粤车南下”政策的适用版图显著扩容，粤港澳大湾区全部九座内地城市已全面纳入入境香港市区的通行范围。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当日亲临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迎接首批受益于新政的车主，并见证香港机场管理局（下称“机管局”）同期发布的“易泊游”全新服务，这一举措旨在为自驾访港旅客打造更顺畅的泊车体验。

回溯政策推进轨迹，2025年11月15日，“粤车南下”首阶段落地，获批车辆可驶入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的自动化转机停车场，并通过“易泊飞”服务便利出行；紧随其后，2025年12月23日，第二阶段正式铺开，获准的广东私家车车主经预约后可驱车进入香港市区。如今，这一政策再获突破性延伸，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交通融合迈入新阶段。

来自香港特区政府运输署的最新统计显示，“粤车南下”计划自启动以来，整体运行平稳且高效，申请热度与预约频次持续攀升。截至今年七月中旬，累计接收的入境市区申请已突破1.3万宗，其中逾1.1万宗成功获批，累计预约出行总车次超过9000辆次，数据折射出两地居民跨境往来的旺盛需求。

此次扩容的城市名单涵盖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及肇庆五地，每日入境香港市区的预约名额则由原先的100辆翻倍至200辆。尽管名额放宽，旅客在港停留天数仍维持最多三天的上限不变。陈美宝在回应中展望道，特区政府力争在2027年第一季度将“粤车南下”的适用范围扩展到广东全省21个城市，进一步织密粤港澳大湾区交通网络。

同日，机管局推出的“易泊游”服务，为经港珠澳大桥抵港的内地及澳门自驾旅客提供了革新性的口岸泊车方案。旅客只需将车辆停放在口岸，即可步行入境，随后转乘各类公共交通工具，轻松探索香港各区域的风貌。这一创新服务无疑将提升跨境自驾游的便捷性与吸引力。

首批尝鲜“易泊游”服务的广州车主唐先生向中新社记者分享了他的感受。他坦言，自驾来港对一家六口而言经济实惠且高效：“从广州开车到香港仅需两小时，省时省力，全家人能自主规划游程，免去了舟车劳顿的转乘之苦。”唐先生的话语，生动勾勒出“粤车南下”为寻常百姓带来的出行变革。

在北京市房山区，一场关于“隐形雇主”与劳动权益的司法前沿交锋引发关注。部分企业利用合同名称的巧妙转换、管理链条的层层嵌套，试图将劳动关系的责任“甩锅”给模糊地带。面对这样的隐蔽用工现象，劳动者是否还能有效维权？近日，房山区人民法院举行了一场专题新闻通报会，聚焦隐蔽用工类劳动争议的审理现状，并发布了典型案例。据《工人日报》报道，近年来该院受理的相关案件多集中在即时配送、网约出行、快递物流等新兴业态。

新闻发言人指出，一些用人单位通过缔结五花八门的协议、构建多级用工框架，将本应属于劳动法的雇佣关系精心装扮成承揽、外包或合作等民事法律关系，使得劳动者在维权之初便陷入迷茫——究竟谁是真正的雇主？该向谁主张权利？对此，法院坚持实质性审查原则，重点探究用人单位是否对劳动者实施了支配性的劳动管理。从审判结果来看，确认劳动关系或判定企业承担用工主体责任的情形占据主流。

在发布会上，燕山人民法庭庭长针对这批典型案例，剖析了隐蔽用工的常见“套路”，并提供了明确的法律指引。

第一类情形被形象地称为“自己管人、外包发钱”。2023年3月，暴某经某快递站点工作人员安排，以快递公司员工名义注册了外卖平台APP，从此担任骑手。公司为他配发了电动车和统一工装，日常调度与考勤均由公司负责，但双方既未签署劳动合同，也未缴纳社会保险。一次配送途中的车祸，让工伤认定陷入争议。暴某于2024年2月离职后诉至法院，请求确认劳动关系。

法院调查发现，快递公司与一家管理公司签有《业务外包合同》，外包费用由佣金、管理服务费、税费及返费等构成，其中管理服务费竟为零元。暴某通过平台接单，报酬由管理公司代发，但资金源头却指向快递公司。在平台显示中，暴某的身份明确为快递公司员工。法院认为，暴某所从事的配送工作属于快递公司的业务范畴，站点站长通过微信群对其进行了实质性的工作监督和考勤管理，双方关系表现出强烈的人格从属性。至于管理公司发放报酬，证据表明其仅代发工资。合同对价低、履行过程异常，明显有规避劳动关系、转嫁经营风险的嫌疑，该风险不应由劳动者承担。据此，法院认定暴某与管理公司之间不存在实质管理关系，快递公司以《业务外包合同》为由否认劳动关系的抗辩不被采纳，最终确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

法官提示，法律不会容忍借“自己管人、外包发钱”之名行规避法定责任之实。用人单位若企图以此逃避签订劳动合同、缴纳社保或承担工伤赔偿等义务，不仅徒劳无功，反而可能招致更重的法律后果和赔偿负担。

第二类情形则是“以承揽合同行用工之实”。自2021年7月起，于某在某配送站担任骑手，为A公司提供商超商品配送服务。2023年底，A公司撤出该站点，由B公司接手，于某随之被解绑并与B公司绑定，由此与A公司产生劳动争议。于某坚称自己是A公司员工，而A公司则主张双方为承揽关系，出示了《项目转包协议》，声称于某系以个体工商户身份承包配送业务，工资经由第三方平台支付。

法院审理后认定，双方均具备法定劳动关系主体资格，于某的配送工作构成A公司业务的一部分。虽然工资按单量计算，但A公司对骑手进行排班、控制接单量，甚至单独派单，显然实施了管理行为。据此，法院判定双方符合事实劳动关系成立条件，确认劳动关系存在。

法官提醒，用人单位通过要求劳动者签署承揽或合作协议来“去劳动关系化”，在司法实践中难逃穿透式审查。只要用工实质符合劳动关系特征，即使披着承揽协议的外衣，也会被认定为事实劳动关系。

第三类情形为“名为外包实为派遣”。李某与甲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后，被安排至乙公司担任销售员。甲、乙两公司间有《劳务外包合作协议》，约定甲公司派驻人员从事营销项目。因乙公司将李某退回，甲公司随即以严重违反制度为由解除合同。李某申请仲裁后起诉甲公司。

法院指出，尽管李某与甲公司签有合同，但其在乙公司工作场所接受乙公司的管理、指挥，且工资、福利由乙公司确认和结算，这暴露出两公司间是典型的假外包、真派遣关系。乙公司作为用工单位，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按约定程序处罚并退回李某，因此其以违纪为由退回的行为缺乏依据。甲公司作为用人单位，盲目依赖退回决定解除劳动关系，于法不合，最终被判支付违法解除赔偿金。

法官建议，企业必须厘清外包与派遣的界限，不可借外包协议掩盖真实用工关系。用工单位退回劳动者后，派遣单位应独立审查解除条件，依据事实和法律作出决定，而不能机械跟随用工单位的“退回”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