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口岸传来消息，截至7月28日，美兰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今年已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突破百万人次大关，较去年同期提升18.7%，刷新了该口岸同期客流量的历史纪录。在总人数中，外国籍旅客出入境的规模达到33.9万人次以上，同比增幅高达24.7%。

眼下，美兰国际机场口岸的出入境结构日趋多元，呈现出“亲友探望、跨境观光、研学与会展活动交织、以及商贸交往”并存的立体化格局，这一趋势显著拉升了口岸跨境流动的活跃程度，为区域对外交流注入了强劲动能。

晨曦初露，校门外已排起蜿蜒长队，不少家长甚至彻夜驻守，只为给孩子争得一个中职录取名额。今年5月，北京多所中等职业学校提前招生火爆异常，原定四天的招录窗口，不少学校仅用一天便宣告满员。曾经被视作“普高淘汰者收容所”的职业教育，如今正悄然蜕变为众多家庭深思熟虑后的主动选择。

李先生的孩子今年顺利被北京市昌平职业学校提前批次录取。在他看来，这个决定绝非退而求其次，而是经过反复权衡后的理性决策。这也折射出一个愈发明显的趋势——职业教育正在撕掉“差生教育”的陈旧标签，迎来前所未有的高光时刻。据了解，5月初昌平职校等一批北京中职院校提前招生引发热潮，数千家长竞相报名，场面之火爆远超预期。

一个看似平常的招生日，却上演了令人动容的场景。林女士回忆，她在校门口足足等待了五个小时，眼巴巴地望着孩子们进进出出——“每一张面孔走出校门，或喜悦或失落，我的心都随之起伏不定。”而李先生则在早上七点抵达学校时便被告知已发放了五百个号，这让他不禁感叹：“头天夜里就有人冒雨排队，场面堪比演唱会抢票。”北京教育考试院设定的招生期为5月10日至14日，然而包括昌平职校、北京市商业学校在内的多所中职校，均在首日便基本完成了既定计划。

林女士道出了不少家长的共同心声：“孩子的模考成绩仅勉强够到普高线，与其让他硬着头皮在普高苦读三年，不如选择更适合他的中职路径。”在她看来，升学并非唯一出路，找到契合孩子特质的教育方式才是关键。根据北京市教委数据，2026年全市普高招生规模约9.5万人，较上年增加约1万人；中职招生规模则稳定在3.3万人左右。

这股中职热潮远非北京独有。广州、上海、成都、南宁、汕头等城市均涌现出类似的火爆场面。以广州为例，2025年首批“3+4”中本贯通试点仅设40个名额，竟吸引6366人报名，报录比高达159∶1；今年该试点迅速扩容至318人。成都某中职学校预报名时，深夜排队的盛况令人惊叹。

对于这一现象，二十一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分析指出，办学特色鲜明、就业前景广阔的职业院校自然会赢得家长和学生的青睐。高中阶段学生能力分化日趋明显，并非每个人都适合普高课程体系。如果强行用单一标准衡量所有学生，只会制造更多“学习困难户”。昌平职校招生办老师透露，今年提前批次主要面向“3+2”中高职衔接及五年制专科，转段考试的通过率相当可观：“以我们一个25人的班级为例，最终仅有两三人未能过关。”

升学通道的畅通是家长趋之若鹜的重要动因。目前北京中职学校普遍构建起多元立交式培养体系：七年贯通本科、五年制专科、“3+2”中高职衔接以及三年制职高并行。其中，“3+2+2”中本贯通班因直通本科文凭而备受追捧，但其录取分数线也水涨船高——2025年该校该项目的实际录取线比全市最低控制线高出约40分。据北京市商业学校招生办介绍，考生转段考试总体通过率保持在90%以上。

《北京市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2025年)》显示，中职应届毕业生升学率已达92.32%。以昌平职校为例，2025届999名毕业生中，995人成功升学，仅4人选择直接就业，升学率高达99.6%。如此亮眼的升学数据，无疑为“读中职没前途”的陈旧观念画上了句号。

然而，在职业教育蓬勃发展的背后，高技能人才缺口依然巨大。人社部2025年9月数据表明，全国专业技术人才超8000万人，技能劳动者总量逾2.2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超7200万人。但相较于8.51亿的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高技能人才占比仅约8.5%，远不能满足产业升级需求。《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更是预警：到2025年，制造业十大重点领域人才缺口接近3000万人，缺口率达48%。

熊丙奇强调，社会需求的人才八成以上为技能型人才。早在2021年的全国职业教育大会上，“建设技能型社会”的战略目标便已被首次提出——其核心内涵是“国家重视技能、社会崇尚技能、人人学习技能、人人拥有技能”。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则从另一维度阐释：“职业教育能让孩子的天性优势充分舒展，而非仅仅灌输体系化知识。当个体的潜能得到释放，社会适应性自然增强，多元需求也能得到满足——而不是让所有人挤向同一条狭窄的知识赛道。”

国家对职业教育的扶持政策可追溯至上世纪50年代工业化启动之际。1999年《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首次明确“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此后高职院校从几十所激增至1400余所。近十年政府工作报告中，职教相关内容涵盖学杂费减免、扩招、职普融通、法治完善、薪酬制度改革等诸多层面。尤为重要的是，2022年5月1日实施的新版职业教育法，首次以法律形式确认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并将高职教育延伸至本科及以上层次——这意味着职业教育的“天花板”已被彻底打破。

在实践层面，职业本科院校的快速扩容尤为引人注目。自2019年首批15所试办以来，截至2025年12月底全国已有87所，加上拟新增的34所，总量将突破120所。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原党委书记吴学敏介绍，该校作为全国首所公办职业本科学校，招生规模已从2019年的约4000人增至每年6000至7000人，且录取分数线不降反升——“2025年文理科最低录取线均为530分，比江苏省物理类特控线高出十几分。”而2025年江苏省历史类本科线为482分、物理类463分，该校录取线已明显超越普通本科水平。北京的情况同样印证这一趋势：2025年普通本科控制线为430分，北京科技职业大学最低录取分461分，民政职业大学更是达到480分——分别高出控制线31分和50分。

从“无奈之选”到“主动追求”，从“低人一等”到“分数线逆袭”，职业教育的华丽转身正在重塑无数家庭的成才观念。当技能型社会从理念照进现实，一条更为宽广、多元的人才成长之路正在铺展开来。

中新网临汾7月10日电 (任丽娜)在山西临汾尧都区县底镇东里村，麦浪掩映之下，藏着一所与众不同的学府——临汾红丝带学校，它也是全国唯一专项收治HIV（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的全日制教育机构。今年，这座校园悄然迎来了其二十岁的生日。

回溯二十载光阴，彼时“活下去”几乎是这群孩子心中唯一的渴望。而如今，他们的病毒载量持续处于检测不到的状态。这命运的逆转，既源于一批人日复一日的执着付出，更得益于HIV抗病毒药物一路走来的革命性更迭。

从“一把药片”到“一颗药丸”的故事，要追溯到2004年。彼时，担任临汾市传染病医院院长的郭小平，在医院的艾滋病病区邂逅了几个特殊的孩子——父母双亡、无人照拂。医院便为他们多添了几副碗筷，腾出一间病房，摆上几张课桌，由此，“爱心小课堂”应运而生，这就是临汾红丝带学校的雏形。

在那个年代，孩子们面临的HIV治疗方案相当繁琐。郭小平回忆道：“每天要吞下一大把药，七八片不等，有些药粒体积不小，对孩子们而言，吞咽难度极大。”传统组合药物不仅难以下咽、患者依从性差，长期服用还常伴随睡眠障碍、骨骼发育受阻及脂肪代谢紊乱等多种不良反应。受此影响，孩子们普遍显得瘦弱矮小，营养状况堪忧。

转机伴随着药剂的更新换代悄然降临。得益于HIV抗病毒药物的不断突破，以二代整合酶抑制剂为核心的创新复方单片制剂，让治疗过程变得更为便捷与安全。2022年，学校为所有符合条件的儿童全面升级了用药方案，换上了体积更小、安全性更优、副作用更低的创新药物。从“每日多次、每次数片”至“每日一片”，这场变化所触及的，远非数字本身。

换药后的效果近乎立竿见影。“服用新药大约六七天后，孩子们的食量就显著提升，增幅约三分之一。”郭小平感慨，“以往用传统药时，孩子们食欲不振，营养始终跟不上。换药之后，食堂大米消耗的速度明显加快了。”

更令郭小平感到欣慰的，是孩子们体魄上的积极转变。“过去孩子长得瘦小，甚至出现脂肪流失变形的情况，而如今用新药的孩子完全摆脱了这些困扰。”他补充道，“学校始终严格执行一年四次的病毒载量与肝肾功能检测，以及一年一次的骨密度检查。到目前为止，未发现任何肝肾功能异常，其他副作用也未曾出现。”

目前，该校HIV感染儿童的病毒载量长久稳定在检测不到的水平，CD4与CD8等免疫指标亦全部正常。“病毒载量持续检测不到”这一成果，对孩子们来说意义深远。用郭小平的话讲，这好比是“他们走出校园后，随身携带的护身符”。

二十年岁月流转，临汾红丝带学校已由当初的“爱心小课堂”蜕变，成为纳入国家义务教育体系的全日制学校，学生均因母婴垂直传播而感染HIV。这二十年间，来自全国14个省份的百余名孩子曾在此学习生活。如今，他们中许多人已毕业并走上工作岗位，有的正在高等学府深造，更有1名学生正在攻读博士学位。

2017年，该校首批16名毕业生参加了高考——这在中国历史上是首次为HIV感染者单独设立考场。那一年，15人成功考入大学本科或专科院校。

今日的校园，孩子们脸上的笑容是郭小平最为珍视的风景。“他们没有遭受歧视，没有经历伤害，长大后内心自然充满阳光。”郭小平说，“只要人的心理是明亮的，他就不会去恶意传播病毒。”

2024年，61岁的郭小平将校长之职交给了长期为孩子们进行体检的临汾市传染病医院护士长王霞，但他依旧担任着许多在校孩子的监护人。王霞接任后表示：“看到孩子们如今欢乐的笑颜，我们深感欣慰。”她指出，HIV感染儿童与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不仅离不开创新的药物治疗，更有赖于全社会的包容、尊重与持续支持。“二十年来，在教育者、医护人员及社会各方爱心力量的共同努力下，孩子们的治疗条件、生活环境和精神状态均得到了显著提升。尽管消除艾滋歧视依然任重道远，但爱的力量永远比偏见更强大。”

当下，临汾当地政府给予了坚实的财政保障，社会各界公益力量亦持续注入关爱，携手为学校构筑起多元化的支撑体系。

访谈中，郭小平反复提及“医保”一词。“各省市的医保报销比例不尽相同，”他坦言，“倘若能将创新HIV抗病毒药物的报销比例提高，让感染者个人只需承担10%或15%的费用，就能促使更多人坚持规范服药，从而降低传染率。只要不传染给下一个人，对医保整体而言反而是节省了开支。”

自1985年中国发现首例HIV感染者以来，抗艾征程已绵延四十余载。艾滋病已由昔日令人谈之色变的绝症，转变为可防、可控、可长期管理的慢性疾患。然而，要终结HIV的流行，仅凭医学进步远远不够，更需要一个公平且包容的社会土壤。

今年5月26日，第十五届“5·26国际艾滋病反歧视午餐日”活动在红丝带学校如期举行。这项由该校于2012年发起的倡议，如今已辐射至国内近80个城市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尤其是对于这些HIV感染儿童，我们理应倾注更多的目光与关怀。”郭小平语重心长地说。

在这片麦田深处的校园里，一群曾被命运遗忘的孩子，正在小小药片与无数温暖臂膀的守护下，向着阳光，蓬勃生长。(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