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市房山区，一场关于“隐形雇主”与劳动权益的司法前沿交锋引发关注。部分企业利用合同名称的巧妙转换、管理链条的层层嵌套，试图将劳动关系的责任“甩锅”给模糊地带。面对这样的隐蔽用工现象，劳动者是否还能有效维权？近日，房山区人民法院举行了一场专题新闻通报会，聚焦隐蔽用工类劳动争议的审理现状，并发布了典型案例。据《工人日报》报道，近年来该院受理的相关案件多集中在即时配送、网约出行、快递物流等新兴业态。

新闻发言人指出，一些用人单位通过缔结五花八门的协议、构建多级用工框架，将本应属于劳动法的雇佣关系精心装扮成承揽、外包或合作等民事法律关系，使得劳动者在维权之初便陷入迷茫——究竟谁是真正的雇主？该向谁主张权利？对此，法院坚持实质性审查原则，重点探究用人单位是否对劳动者实施了支配性的劳动管理。从审判结果来看，确认劳动关系或判定企业承担用工主体责任的情形占据主流。

在发布会上，燕山人民法庭庭长针对这批典型案例，剖析了隐蔽用工的常见“套路”，并提供了明确的法律指引。

第一类情形被形象地称为“自己管人、外包发钱”。2023年3月，暴某经某快递站点工作人员安排，以快递公司员工名义注册了外卖平台APP，从此担任骑手。公司为他配发了电动车和统一工装，日常调度与考勤均由公司负责，但双方既未签署劳动合同，也未缴纳社会保险。一次配送途中的车祸，让工伤认定陷入争议。暴某于2024年2月离职后诉至法院，请求确认劳动关系。

法院调查发现，快递公司与一家管理公司签有《业务外包合同》，外包费用由佣金、管理服务费、税费及返费等构成，其中管理服务费竟为零元。暴某通过平台接单，报酬由管理公司代发，但资金源头却指向快递公司。在平台显示中，暴某的身份明确为快递公司员工。法院认为，暴某所从事的配送工作属于快递公司的业务范畴，站点站长通过微信群对其进行了实质性的工作监督和考勤管理，双方关系表现出强烈的人格从属性。至于管理公司发放报酬，证据表明其仅代发工资。合同对价低、履行过程异常，明显有规避劳动关系、转嫁经营风险的嫌疑，该风险不应由劳动者承担。据此，法院认定暴某与管理公司之间不存在实质管理关系，快递公司以《业务外包合同》为由否认劳动关系的抗辩不被采纳，最终确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

法官提示，法律不会容忍借“自己管人、外包发钱”之名行规避法定责任之实。用人单位若企图以此逃避签订劳动合同、缴纳社保或承担工伤赔偿等义务，不仅徒劳无功，反而可能招致更重的法律后果和赔偿负担。

第二类情形则是“以承揽合同行用工之实”。自2021年7月起，于某在某配送站担任骑手，为A公司提供商超商品配送服务。2023年底，A公司撤出该站点，由B公司接手，于某随之被解绑并与B公司绑定，由此与A公司产生劳动争议。于某坚称自己是A公司员工，而A公司则主张双方为承揽关系，出示了《项目转包协议》，声称于某系以个体工商户身份承包配送业务，工资经由第三方平台支付。

法院审理后认定，双方均具备法定劳动关系主体资格，于某的配送工作构成A公司业务的一部分。虽然工资按单量计算，但A公司对骑手进行排班、控制接单量，甚至单独派单，显然实施了管理行为。据此，法院判定双方符合事实劳动关系成立条件，确认劳动关系存在。

法官提醒，用人单位通过要求劳动者签署承揽或合作协议来“去劳动关系化”，在司法实践中难逃穿透式审查。只要用工实质符合劳动关系特征，即使披着承揽协议的外衣，也会被认定为事实劳动关系。

第三类情形为“名为外包实为派遣”。李某与甲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后，被安排至乙公司担任销售员。甲、乙两公司间有《劳务外包合作协议》，约定甲公司派驻人员从事营销项目。因乙公司将李某退回，甲公司随即以严重违反制度为由解除合同。李某申请仲裁后起诉甲公司。

法院指出，尽管李某与甲公司签有合同，但其在乙公司工作场所接受乙公司的管理、指挥，且工资、福利由乙公司确认和结算，这暴露出两公司间是典型的假外包、真派遣关系。乙公司作为用工单位，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按约定程序处罚并退回李某，因此其以违纪为由退回的行为缺乏依据。甲公司作为用人单位，盲目依赖退回决定解除劳动关系，于法不合，最终被判支付违法解除赔偿金。

法官建议，企业必须厘清外包与派遣的界限，不可借外包协议掩盖真实用工关系。用工单位退回劳动者后，派遣单位应独立审查解除条件，依据事实和法律作出决定，而不能机械跟随用工单位的“退回”指令。

眼睛瘙痒难忍、喷嚏接连不断、鼻塞如同灌了水泥、全身红疹此起彼伏——这些恼人的过敏症状不分季节、不论场合纷至沓来，许多人抱着“咬咬牙撑过去”的心态，却不料被拖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放眼全球，约有三成至四成半的人口正被过敏性疾病所困扰，中国过敏人群的规模同样不可小觑。究竟是何种原因导致过敏者与日俱增？是否存在一款“包治百病”的抗过敏神药？我们又该以何种策略彻底摆脱过敏的“泥沼”？日前，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治医师李彬在接受采访时，围绕这些公众普遍关心的话题进行了系统解答。

多重因素相互交织，共同推动了过敏性疾病的高发态势。现代人长期蜗居于都市“钢筋水泥”之中，呼吸道黏膜屏障因此受损，气道及鼻腔黏膜的通透性明显上升；久坐不动、熬夜成习等不良生活方式，再加上室内密闭生活时间大幅延长，空调长时间运转、空气流通受阻，使得原本正常的免疫系统被“过度激活”，变得异常敏感。与此同时，人们的膳食结构也悄然发生变迁——精加工食品、防腐剂、各类添加剂的摄入与日俱增，全身过敏易感水平随之水涨船高。童年阶段接触微生物、泥土等自然元素的机会愈发稀少，免疫系统缺少“实战锻炼”，调节性T细胞发育不够健全，这亦令体质逐渐滑向过敏倾向。

在山东省立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及呼吸慢病亚专科门诊中，常见过敏性疾病涵盖如下几种类型：过敏性鼻炎表现为反复发作的喷嚏、清涕流淌、鼻塞鼻痒，每逢春季花粉弥漫、杨柳飞絮时节，众多患者还常合并过敏性结膜炎，此病是诱发哮喘最关键的前驱疾患。过敏性哮喘及咳嗽变异性哮喘，则以干咳为主、夜间或凌晨症状加剧，遭冷空气或油烟刺激时咳喘显著加重，临床上极易被误诊为支气管炎或咽炎，实则属于呼吸科重点盯防的过敏范畴。特应性皮炎与慢性荨麻疹亦不在少数，患者往往经历反复瘙痒、红斑、风团以及湿疹样皮疹，部分与尘螨、特定食物或接触性过敏原密切相关；花粉症、食物过敏、药物过敏等情形同样不能掉以轻心。

尽管过敏性疾病多发且常见，但公众对其认知仍存在诸多盲区。误区一：过度清洁被视为过敏“祸首”。事实上，过度讲究卫生、频繁使用消毒产品，确实会抬高过敏易感风险——例如家中全天候喷洒消毒剂、反复对手部进行灭菌处理、长期隔绝泥土与花草等自然接触，但这些仅仅是过敏发生的诱因之一，真正的“元凶”始终是各类过敏原本身。误区二：氯雷他定被奉为“万能”抗过敏药。真相是，氯雷他定属于第二代抗组胺药物，只适用于缓解打喷嚏、瘙痒、皮疹等过敏症状的对症处理，长期使用还可能出现耐药、嗜睡、口干等不良反应。误区三：过敏“忍忍就过去了”的想法大错特错。过敏绝非无关痛痒的“小毛病”，它可能诱发过敏性哮喘、鼻窦炎、鼻息肉，而哮喘反复发作将导致气道不可逆损伤；儿童食物过敏若延误诊治，会直接影响睡眠与营养摄入；严重过敏者在接触过敏原后，甚至可能发生心律失常、休克乃至死亡。误区四：将感冒久治不愈归咎于体质虚弱，却忽略了两周以上反复喷嚏、清涕不断，或夜间凌晨刺激性干咳为主的情况，此时应排查咳嗽变异性哮喘，可通过血清IgE检测、呼出气一氧化氮测定等检查手段予以鉴别。误区五：认为脱敏治疗适合所有患者。实际上，脱敏治疗具有严格的适应证范围，仅适用于致敏原明确且可控的患者，如尘螨过敏、花粉过敏等；无论采用皮下注射还是舌下含服方式，对于顽固且难以根治的过敏性疾病，不妨尝试“缓兵之计”以控制病情。

在居家防护方面，应做好防螨除螨功课，每1至2周便以55℃以上的热水烫洗床上用品，同时尽量减少地毯、毛绒玩具、布艺家具的购置；室内相对湿度宜控制在40%至55%之间，并注意霉菌清理与宠物管理，卫生间、阳台等易潮湿区域需及时除湿。外出时佩戴好口罩与护目镜，归家后立即洗脸、冲洗鼻腔并更换外套。饮食层面，应严格规避已知的致敏食物；若未明确食物过敏，则须保持营养均衡，少吃高添加剂及深度加工食品。鼻用糖皮质激素喷剂与鼻用抗组胺喷剂是临床上一线治疗过敏性鼻炎的基础用药，可遵医嘱配合口服抗组胺制剂；哮喘患者需长期按需维持吸入药物，荨麻疹或皮肤过敏者则口服抗组胺药。一旦因食用特殊食物或蚊虫叮咬诱发重症过敏，有条件者应尽快肌注肾上腺素，切忌仅靠自行服用抗过敏药消极等待。与其终日惶恐、过度忧心，不如科学防范、规范施治，方能真正走出过敏的困境。

科技日报北京7月21日电（记者刘霞）日本金泽大学的科研团队近日研发出一种名为“Panregza”的革命性血液基因筛查技术，该技术能够以高达90%的准确率捕捉到早期胰腺癌的踪迹，为显著改善患者生存预后开辟了新路径。这项突破性成果已在最新一期的《科学报告》期刊上发表。

胰腺癌因其极高的致命性而被医学界誉为“癌症之王”，堪称恶性肿瘤中最具威胁性的类型。根据日本国家癌症中心的统计数据，这种疾病的五年相对存活率仅为8.5%。根治的可能性几乎完全依赖于早期诊断和及时的外科手术干预。然而，早期胰腺癌的侦测极为困难，在已确诊的病例中，处于早期阶段的仅占2%至3%，这正是患者预后普遍不佳的核心症结所在。为了突破这一临床瓶颈，医学界亟需一种非侵入性、操作简便的诊断工具，尤其是能够灵敏识别早期病变的血液标记物。

研究团队先前的研究发现，胰腺癌患者外周血中的基因表达谱与健康个体存在显著差异。基于这一观察，他们巧妙地将外周血基因表达特征与血清肿瘤标志物CA19-9的检测相结合，成功开发出这一创新的诊断模型。尽管该方法的有效性在晚期癌症中已得到验证，但其对早期病变的探测能力此前一直缺乏有力证据。

为了验证这一点，研究人员精心设计了一项试验，招募了10名处于0至I期的胰腺癌患者以及104名健康志愿者作为对照组，全面评估了外周血基因表达、CA19-9水平及两者联合应用的诊断性能。研究结果令人振奋，为胰腺癌的早期筛查和精准治疗带来了新的曙光。

　　数据成为论文：重新定义“科学成果”

　　——对话中国科学院院士于贵瑞

　　在人类科学发展的漫长历程中，科研成果的表达与传播方式始终在演化。从口头传授到手稿传抄，从正式期刊的诞生到如今数字化的即时传播，每一次载体的变革都深刻重塑了科学发现的路径与科学合作的模式。

　　日前，我国首本英文数据期刊《数据快报(英文)》正式创刊发布。该科技期刊定位为顶级综合性数据出版平台，由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主办，中国科学院院士、生态领域战略科学家于贵瑞担任主编。此外，2026年中国科学院还将创办一系列不同领域的数据期刊，它们将与《数据快报(英文)》共同组成数据期刊集群，为科学家提供快速分享数据成果的渠道，搭建起连接国内外的一流科学数据交流与传播桥梁。

　　《数据快报(英文)》的创刊，并非仅是期刊方阵的简单扩容。它指向一个更深层的时代命题：当科学数据从科研“副产品”跃升为与论文同等重要的战略性成果，学术表达体系又该如何变革？围绕这一命题，记者与于贵瑞院士展开对话，请他深入阐释“论文或论著”与“数据论文或产品”并行发展的时代必然。如于贵瑞所言：“如果说过去一个世纪论文是记录人类科学发现的重要载体，那么未来一个世纪，人类将必然用数据与论文共同书写科学史的新篇章。”

　　论文不再是唯一终点，科学成果需要多条腿走路

　　数百年来，科学家竞相追求发表论文，学术优先权、职称晋升、学科评价锚定于此。然而，当科学数据被赋予“成果”地位，能够像论文一样发布、共享、引用时，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浮出水面：我们是否正在经历对科学成果定义权的重新定义？从“论文为王”到“数据并举”，这究竟是一次边界的延展，还是一次内核的重塑？

　　记者：您提出科研成果正从“论文唯一载体”走向“论文与数据并行”的新时代。对科研人员而言，最直接的一个焦虑是：如果数据也能作为独立成果发布，这是否意味着传统论文的地位将被稀释？两种成果之间是什么关系？

　　于贵瑞：这不是地位稀释，而是内涵扩容。论文传播的是“发现了什么”与“认知了什么”，它承载着人类对世界的解释与理论建构；数据论文或数据产品则精准传播的是科学观测的确切结果、可供挖掘新知的“原始材料”，以及系统整编的科技信息。两者承担不同使命：论文提供认知结论，数据提供可复用的证据链。并行发展意味着科学成果从“结论发布”延伸到“证据发布”，让知识生产的全链条都能被看见、被检验、被复用。这不是谁取代谁的问题，而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终于同时获得了学术承认。

　　记者：现代科学数百年形成了一套高度制度化的模式——“提出问题—实验观测—分析论证—发表论文或专著”。在这个链条中，数据长期处于“幕后”。现在要把数据从幕后推向台前，最大的观念障碍是什么？

　　于贵瑞：最大的观念障碍，恰恰在于这个经典模式太成功了。数百年来，无数学者的思想光辉通过论文体系汇聚成璀璨星河，照亮了人类认知世界的道路，这使得人们下意识地将“成果”等同于“论文”。但过去一个世纪，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这幅图景正在发生深刻改变：科学数据与科学论文双重爆炸式增长，还原论、整体论、系统论、实践论等多元科学思维走向大融合，自然科学已从“象牙塔”走向服务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伟大实践”前沿。在这种变革中，继续将数据视为论文的附属品，无异于用旧地图寻找新大陆。

　　记者：“数据论文”这个概念，让很多一线科研人员既兴奋又困惑。大家比较关心的是：发布数据论文能否像传统论文一样，获得切实的学术认可？在职称评审、项目申请中，它能成为“硬通货”吗？

　　于贵瑞：这正是我们推动新型数据出版生态系统的核心关切之一。科学数据长期以来被视为“初级产品”或“副产品”，正是因为它缺乏独立的成果身份和规范的引用评价通道。Data Express期刊群的创建，目标之一就是让数据成果如同重磅学术论文一样，通过国家级平台获得应有的学术显示度与国际传播力。当数据论文拥有了规范的标识注册、标准引用和影响力评价体系，它在学术评价中的“硬通货”属性自然会建立起来。这不是某个机构的一纸文件能解决的事，而是需要基础设施、评价标准、学术共同体共识三者协同推进的系统工程。我们正在铺设的就是这条轨道。

　　数据用不起来，再多的投入也是沉没成本

　　任何一场深刻的学术变革，都不是凭空发生的。从国家战略资源的全球竞争，到人工智能对“算料”的饥渴需求，再到开放科学对“可重现性”的严苛要求，三股力量正在从不同方向挤压传统的成果表达体系。问题在于：这些驱动力究竟是口号，还是已经让科研人员感受到切肤之痛的现实压力？

　　记者：您谈到国家层面需要高水平的数据成果发布平台。现实是，我国大科学装置、野外台站网络产出的海量数据，大部分仍处于“存得下来，但发不出去；发得出去，但影响力不够”的困境。这个困境的症结究竟在哪里？

　　于贵瑞：三者皆有，但核心是缺一套完整的、与国际接轨的数据出版与传播基础设施。缺平台，意味着高质量数据没有匹配其价值的展示窗口；缺标准，意味着数据成果的规范描述、质量控制和同行评议尚未形成公认范式；缺意愿则是前两者的必然结果——当科学家的数据贡献无法被有效记录、引用和回报时，共享动力自然会衰减。这恰恰是我们启动Data Express的关键动因：为国家级战略数据资源提供与之匹配的出版渠道，让数据贡献者获得应有的学术回报，形成“生产—出版—复用—再创造”的良性循环。

　　记者：您刚才提到一个更深层的概念——我们不仅需要数据出版平台，更需要对“数据”本身正本清源。在推进这项工作时，重新厘清“数据是什么”为何如此重要？

　　于贵瑞：因为如果不厘清这一点，讨论就容易滑入“数据就是计算机里的0和1”这种技术化、窄化的理解。在更广阔的科学语境中，“Data”一词源于拉丁语“datum”，意为“被给予的事物”。其核心含义是“为参考、分析或决策而收集起来的事实、信息或统计资料”。它可以呈现为数字、文字、度量值、观测结果乃至对事物的描述——简而言之，数据是我们用来分析研究，并从中获取新认知的原始材料。当这些经过科学设计、严谨采集与系统整编的“原始材料”本身被赋予成果地位，能够像论文一样被发布、共享、引用和评价时，我们谈论的就不是一个技术升级问题，而是一个崭新的学术交流纪元的到来。正本清源，是为了让学界意识到：数据出版不是“多了一种出版物”，而是科学成果内涵与外延的一次重新定义。

　　记者：“AI-Ready数据”是当下热门词，但一线科研人员更想知道一个实在的问题：我的数据如果不做成“可机读”的形式，会在多大程度上失去价值？这种压力是真实的，还是被夸大了？

　　于贵瑞：这是真实且正在加速的压力。未来人工智能的国际竞争，本质上也是高质量数据资源的竞争。再先进的大模型，若无大规模、高标准、可计算的数据作为“燃料”，也无法产生可靠的科学发现。“AI for Science”的核心路径是“高维数据+物理模型+神经网络”深度融合，实现从传统模拟预测到智能生成创造的飞跃。传统论文中的数据描述，机器难以直接读取和计算，如同让一个高速引擎去烧未经提炼的原矿。数据论文的使命，恰恰是把科学数据高效转化为可计算、可复用、可机器理解与训练的“AI-Ready”资源，让它成为“机器可读的科学知识载体”。如果你的数据无法被机器高效获取和理解，在AI驱动的科学发现流程中，它很可能会被绕过、被忽略。这不是未来威胁，这是当下正在发生的筛选机制。

　　建平台易，建生态难，关键在于让数据“活”起来

　　建设一个数据出版平台相对容易，构建一个让数据真正流动、复用、增值的全球知识生态，则是完全不同的挑战。Data Express提出了三个核心定位和“四个一体化”的蓝图，从刊群矩阵到技术平台，从专家网络到学术共同体。但理想丰满，落地几何？科研人员更关心的是：这个生态系统最终能给我的研究带来什么实际的便利和回报？

　　记者：Data Express的愿景中，有三个核心定位：国家重大数据成果的首发平台、驱动开放科学运转的关键枢纽、国际学术交流与数据外交的重要窗口。这三个定位之间是什么关系？

　　于贵瑞：这三个定位是递进且互补的。首发与汇聚平台解决的是“数据有处可发”的问题，这是基础；驱动开放科学运转解决的是“数据发了有用”的问题，这是核心——我们致力于推动科学数据从“保存”走向“共享”，再从“共享”迈向“复用”，促成“数据生产者—数据出版者—数据使用者”三方协同共赢的良性循环；国际交流窗口解决的是“数据有全球影响力”的问题，这是目标——坚持国内与国际稿源并重，让世界看到中国不仅是科学数据资源大国，更将坚定不移地迈向科学数据出版强国。三者缺一不可。只做首发而不激活复用，就是静态仓库；只谈共享而没有国际话语权，就难以吸引全球优质稿源和合作。这是一个系统工程。

　　记者：过去，论文发表后，数据不可得、代码不可见、模型不可验证，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可重现性危机”。Data Express明确要构建“数据—软件—模型—论文一体化”的新型立体化传播体系，那么，如何从制度设计上确保这种一体化不是“拼盘式”的简单捆绑？

　　于贵瑞：关键在于平台一体化的技术贯通。我们依托数字出版引擎、科学数据银行、国家科技资源标识等基础设施，把数据存储、标识注册、开放出版、国际传播与学术评价的技术全流程打通。这意味着，一篇数据论文的发表，不是孤立地上传一个文件，而是连带其背后的数据产品、分析软件标识、算法模型链接，共同构成一个可追溯、可验证的完整支撑链条。这不是事后拼凑，而是从提交流程的一开始就被作为整体单元来处理和评议。评审者可以同步审视数据质量、方法逻辑和结论之间的自洽性，这在制度层面就为“可重现性”提供了保障。这是确保科学严谨性、缩短创新周期的关键制度设计。

　　记者：当前，很多科学家对数据共享仍心存顾虑——怕被抢发、怕被滥用、怕投入巨大心血的数据库被“搭便车”。Data Express在保护数据生产者利益和激励开放共享之间，如何找到平衡点？

　　于贵瑞：这个顾虑非常真实。我们的设计逻辑是“以确权促共享”。首先，数据论文的发表本身就确立了学术优先权——你的数据集通过同行评议正式出版，带有时间戳和数字对象标识符，这就是你作为数据创造者的学术身份证。其次，我们致力促成“数据生产者—数据出版者—数据使用者”三方协同共赢的良性循环：使用者必须规范引用，引用将被追踪记录，记录将转化为可量化的学术影响力。当数据贡献能被看见、被计量、被回报时，共享就不再是单向的付出，而是一种能带来持续学术回报的战略行为。

　　我们期待实现的愿景是：让每一份凝结着智慧与心血的高价值科学数据，都能被发现、被共享、被引用、被传承，让数据论文与产品成为连接科学家、连接学科、连接世界的新语言和新纽带。这既是应对范式变革的必然选择，也是为开放科学与人工智能赋能的科学发现、技术发明与工程创新，贡献中国力量、中国产品与中国智慧的必由之路。

　　(本报记者 崔兴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