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周游

　　发于2026.7.6总第1242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6月，白蕊拿着高考成绩，感觉自己站在了人生最大的十字路口。

　　这位山东考生在查分之前，就知道自己考砸了，估分520分。“考完那会儿全家人坐一起沉默，按照往年分数线，211院校基本没戏，好一点的‘双非’一本院校也悬了。”白蕊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近日，山东省公布了各类别分数线，其中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以下简称“特控线”)为525分，和白蕊的最终分数一模一样。

　　特控线是教育部为“强基计划”、综合评价、高校专项等特殊类型招生划定的最低分数线，也是中外合作办学录取的普遍参考线。“要不要试一下？”白蕊母亲提议。

　　她算了下账，直接出国读本科，四年上百万元花销少不了，而中外合作办学的“4+0”本科，可全程在国内就读，费用直接砍半甚至更低。“网上也有报考专家说，中外合作办学毕业生在海外申研方面有天然优势，更容易冲进世界前100的硕士项目。”白蕊很心动。

　　一头扎进中外合作办学圈子，白蕊发现，自己进入了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今年高考前夕，教育部公布了最新一批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审批结果，174所高校新增设立的86家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133个项目获得批准。在此之前，全国已有253个机构和1100余个项目。新批准本科项目中，不乏“4+0”模式，即4年在国内读完本科，获中外双方或外方院校的学位。号称“不出国的留学”的“4+0”模式，真如想象般美好吗？

　　来自海南的孙晨皓是宁波诺丁汉大学金融与财务管理专业2026届本科毕业生，他当年的报考之路显然比白蕊有准备得多。

　　高二时，孙晨皓就关注到了宁波诺丁汉大学、上海纽约大学、西交利物浦大学等中外合作办学院校。这些学校的特点很鲜明：全英文授课，引进海外教育模式和师资，丰富的出国交换机会和第二课堂资源。

　　孙晨皓提到的几所大学，都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目前，国内共有11所这样的中外合作大学，统称S11院校。报考这些院校的本科需经高考统招，本科毕业可获三证：国内院校毕业证、学位证以及海外合作院校的学位证。

　　宁波诺丁汉大学党委书记沈伟其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中外合作办学有三种形式：中外合作办学项目，非独立法人机构，独立法人机构。他称独立法人机构为最高形态，代表着整体机制的引进，非独立法人机构通常指大学内的二级学院，属于学科层面的引进。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一般指某专业的联合培养项目。“从探索办学生态的角度，独立法人的中外合作办学形态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孙晨皓的高考成绩是621分，而那年宁波诺丁汉大学在海南的录取分数线也是621。他回忆，宁波诺丁汉大学每年在海南招生12—15名，高分考生之间竞争非常激烈。2023年宁波诺丁汉大学在海南的最低录取分数线达到658分。

　　孙晨皓当年的成绩可以进入头部211或是尾部985院校，但他最终选择中外合作办学，最直接的原因是不想浪费英语优势。“我不希望一门语言只停留在纸面上，在宁波诺丁汉大学，英语是‘生存语言’，如果上课都听不懂，就毕不了业。”孙晨皓说。

　　宁波诺丁汉大学要求报考考生的外语单科成绩不低于115分，其他S11院校也都有类似要求。招考方式除了全国统招，宁波诺丁汉大学在浙江省有“三位一体”综合评价招生，部分院校还有文书要求。孙晨皓也曾报考上海纽约大学，交过申请文书，该校施行自主招生，高考成绩、校园开放日表现和校考成绩共同决定考生排名，比例为6:3:1。

　　上海纽约大学校长童世骏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该校中国学生以自主招生为主。中国学生参加高考是必要条件，高考成绩是优选条件。一般每年4月就会完成自主招生环节的选拔，考生会被分为ABC三档：预录取、待录取和不录取。A档意味着考生高考成绩只要不低于特控线，便可录取。B档则要看A档招生剩余的名额，再择优录取。每年招生规模是500人，其中中国学生251人。“一般我们吸引的考生，能拿到A档通知的，都不会有高考分数的问题。但今年也发现，有学生拿到A档以后，完全放飞自我，高考成绩出来后发现没过特控线，就录不了。”童世骏说。

　　多位受访者提到，校园开放日就像饭店的“试吃大会”，对于考生和院校的双向选择非常重要。童世骏表示，上海纽约大学的校园开放日活动相当于面试，还有试听课，他和美方常务副校长每次都会参加，看考生表现出来的好奇心、探索力、英语能力、自主安排学习的能力。在他看来，高考成绩顶尖的考生也不一定进得了上海纽约大学，有的考生习惯了一切都被安排，或者不太在乎自己的兴趣是否得以实现，或者不适应纯英文授课，这样的学生即使进了学校也并不适合，因为他们的需求和学校所供给的东西不匹配。

　　从去年起，教育部审批通过了大批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审批潮”似乎已经来临。沈伟其认为，这说明中外合作办学模式经过多年沉淀，越来越被大众接受。实践表明，中外合作办学确实提供了一条高水平建设学科、办大学的捷径，也就是“站在巨人肩膀上办学”，能让大学很快切入世界最前沿。而“4+0”模式最大的价值就是，学生可以把自己放在一个国际化平台上，打造传统大学难以快速培养的竞争力。

　　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学术委员陈志文一直关注中外合作办学的集中爆发，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34年前后，高校生源会迎来快速下跌。而当下还在增长期，同时国家需要本科教育的优质扩容，这时中外合作办学就成了一种消纳扩招的渠道。它的好处是，学校能有更多收入，也可以通过定期合作来应对暂时的生源高峰，等到波谷时也能及时退出。

　　“但千万不要把中外合作办学看作是所有学校都要努力的方向。”童世骏强调，中外合作办学不会成为主流办学模式，而是满足教育多样性需求的一种补充和探索。

　　近期新获批的中外合办机构中，有6家机构由985高校合作设立，在田力看来，这是个喜忧参半的消息。

　　“未来985高校可能还会扎堆入局，中外合作办学的质量整体有所提升，但985、211高校并不一定是中外合办的金字招牌。”田力在上海从事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多年，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未经教育部审批的、由学校委培机构开设的各种国际本科项目，不论“4+0”“3+1”还是“2+2”，大概率是“坑”。就算是现行的获批项目，里面也不乏质量低下的案例。

　　赵信认为自己就是进了一个“坑”。他是北方某985高校与美国某州立大学合办的“4+0”项目的大三学生。他的高考分数只比当地特控线高不到20分。看到前述项目时，赵信被“一本线读985、四年不出国拿美国学位”的宣传吸引，再加上只要求高考英语成绩超90分，学费四年不到40万元，全家都觉得是“捡漏了”。

　　然而，赵信所就读的“4+0”项目是所谓计划外项目，也就是不经过高考统招，绕过高考志愿填报体系，毕业后只颁发海外合作高校学位证的项目，外方学位可以申请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这些项目的招生标准中有的要求高考成绩不低于特控线，有的只需满足校测或英语水平考试成绩要求。

　　入学后赵信才发现，现实远没有这么美好。“校园卡和统招生长得一样，但后台权限不同，图书馆部分数据库用不了。我们用独立的选课系统，连宿舍都是单独一栋楼，和统招生分开住。”赵信说。此外，大一时的专业课基本是中方老师中文教学，偶尔夹杂些英文术语。大二开始，美方教授“空降”全英文教学，“全班没几个人能跟得上节奏”。

　　孙晨皓身边也有这样的同学。据他了解，有同届生被类似的计划外“4+0”项目录取，体验很差。田力指出，外教授课比例不低于40%是“计划内”项目的普遍标准，但“计划外”项目没有任何硬性要求，师资质量全靠项目方自觉，自然质量堪忧。赵信入学后才注意到，该校海外合作院校的QS世界大学排名在数百名开外。

　　沈伟其是教育部中外合作办学评估专家。他坦言，中外合作办学仍良莠不齐，办得好的真正引进了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但也有一批项目无非多收点学费，成为学校创收渠道。甚至在最近一次全国性中外合作办学交流会上，沈伟其仍看到有国内名校在“挂羊头卖狗肉”。

　　在他看来，一所高校里相同的专业，比如工商管理，同时有中外和非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时，若前者高考录取分数线更高，才是正常的。而目前不少合作办学项目的分数线却可能低出数十分。

　　多位受访者注意到，近年来，计划外“4+0”项目在逐渐缩紧，武汉理工大学、中国农业大学的项目都已停办，目前经过教育部审批的只剩5所，其中的“顶流”是上海大学悉尼工商学院的“4+0”项目。该项目海外合作院校悉尼科技大学的QS世界大学排名常年位列前100。但田力表示，该院实际录取门槛较上海大学统招低100多分，却能与高考600多分的统招生共享嘉定校区的全部教学与生活资源，实现了“低分高就”。而且，该校报考竞争仍很激烈，“英语低于130分的考生基本不用想了”。

　　沈伟其将分数倒置称为“市场面临的系统性挑战”。“劣币驱逐良币，如果一大批‘只创收不办学’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持续存在，会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不管计划内外，我们不能卖文凭。”

　　中外合作办学的收费都显著高于普通本科。宁波诺丁汉大学每年学费11万元，上海纽约大学则超过20万元。沈伟其指出，学校为了吸引国外师资要提供有竞争力的薪资，教师完全按照英国诺丁汉大学的标准进行全球招聘。他坦言，算上学费和市政府补贴，学校的营收只能算是勉强持平。

　　在沈伟其看来，某些中外合作办学的项目看上去学费低至几万元一学年，是因为在国家生均经费照常拨款的情况下，多年来投入到这所大学中的校舍、仪器、师资都可以共享。目前，中外合作办学的收费标准仍未统一，浙江和江苏仍需审批，宁诺如果要涨学费，需向省发展改革委、财政厅、教育厅三个部门申请。但据沈伟其了解，大多数省市是备案制，基本等于自主定价。

　　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退出机制早已建立。近年来，每年都有不合格或生源不够、办不下去的项目退出。沈伟其指出，教育部每年都有针对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质量评估，“放管服”理应配套，否则市场将持续混乱。

　　孙晨皓毕业后决定入职宝洁公司，担任品牌增长部经理。“工资开得很高，可能毕业后两年就可以把大学学费赚回来。”他说。

　　毕业时，孙晨皓一口气拿到了宝洁、字节跳动、美团、欧莱雅等9家名企的工作邀约，同时也手握伦敦大学学院、纽约大学、墨尔本大学等院校的硕士录取通知。选择就业是因为宝洁提供的这一岗位几乎不招本科生，机会难得。

　　赵信未来的毕业出路也许不会这么美好。他入学时听到的宣传是“毕业生深造率70%”“出国读研优势巨大”，但目前全年级120人，在大三结束时成功申请到QS排名前100硕士项目的不到10人。“我们大部分人毕业后还是会拿着一张外方学位证直接找工作。”田力指出，在进行学历认证后，计划外“4+0”模式的毕业生可报考国内硕士，也可考公考编，但很多岗位在资格审查时会注明“要求国内普通高等学校毕业证书”。很多时候，中外合作办学毕业的身份不会给就业带来正面帮助。

　　相比宁波诺丁汉大学毕业生的身份，孙晨皓认为，学校四年带给他的是一些更深层次的收获。应聘过程中，有一个评价令他印象深刻。“面试官说我更加成熟，更加脱离学生思维。”他对此的理解是，大部分应试者会保持低姿态，但他认为跟面试官的交流是完全对等的，应试者不是为了高薪或者公司的名头而来，而是谈论双方在一起可以共同实现什么。

　　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孙晨皓回忆，学校的课堂里学生是主角，一个知识点不再是被讲授，而是被讨论和分享。题目拿分没那么重要，更多是在实践中学习。课堂上，学生会模拟公司运作，讨论通过哪些数据可以判断财务状况，判断公司发展有没有可持续性。此外，校内资源非常多，提升简历的工作坊，面试模拟，暑期实习项目，不一而足。合理运用资源的能力也许成了同学之间的重要分水岭。

　　“宁波诺丁汉大学让我意识到，我不再是一个只会在试卷上写答案的考生，而是社会上独立且完整的人。我有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孙晨皓说。

　　谈起中外合作办学给学生带来的最特别的优势，童世骏认为是自由度。他分析，上海纽约大学在法律上属于中国学校，但学术上完全按照纽约大学的学术管理规范施行管理，课程、培养方案、评价标准都根据外方标准设计和构建。班级规模小、师生比达1:8，外教比例达70%。学生能获得的学术支持密度高，每个同学都会匹配单独的学术顾问老师。支持多了，学生自由度和自主性随之提升。学校招生不分文理科，最晚可以大二下学期才确定专业，大一基本是通识教育。“我认为最好的专业是在学生兴趣专长、学校的学术资源以及社会需求之间的结合点，这样学生能够更从容地探索自我。”

　　多位受访者提到，S11院校通常不会硬性要求学生有海外交换经历，但非常鼓励。童世骏表示，上海纽约大学学生在本科期间，有至多两个学期会在上海以外的纽大校区或全球的课程点学习。因此从形式上讲，上海纽约大学本科更像“3+1”，但和一般“3+1”不同，国内三年更具在地留学的味道。中外学生培养完全打通，甚至强制要求宿舍混住，不能出现两个中国学生同住的情况。

　　宁波诺丁汉大学学生本科毕业以后90%会读研究生，而其中90%以上会选择出国深造。在沈伟其看来，走完全“4+0”路径，是一种理性且经济的选择，并且近年选择这条路的考生越来越多。

　　是否要选择中外合作办学，白蕊仍没有拿定主意。她还站在十字路口上，觉得自己很难在高三毕业时就想清楚未来自己想要什么。田力希望所有考生都擦亮眼睛，仔细查询项目是否获批，以及中外合办双方的办学水平。孙晨皓的建议则是，勇敢尝试，给自己一个看到别样风景的机会。

　　(文中白蕊、田力、赵信为化名)

　　《中国新闻周刊》2026年第24期

中新社香港七月十七日电（记者 邱兆翔）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赛事正如火如荼地推进。七月十六日凌晨三时，本届大赛的半决赛舞台上，阿根廷与英格兰展开了一场万众瞩目的巅峰对决。记者踏入香港百年老字号茶楼莲香楼，眼前景象令人动容——店内座无虚席，球迷们三五成群围坐于圆桌旁，一边细细品味热气腾腾的虾饺、烧卖等港式经典点心，一边目不转睛地锁定悬挂于餐厅内的大屏幕，沉浸于赛事的每一帧画面。每当绿茵场上出现精妙绝伦的攻防转换抑或雷霆万钧的射门时刻，茶楼内便骤然爆发出此起彼伏的欢呼声与惊叹声，气氛热烈至极。

为了牢牢把握世界杯带来的巨大人气、充分挖掘赛事衍生的消费潜力，香港本地餐饮与零售商户在赛事期间纷纷策划特色推广方案，率先抢占“晨间消费经济”这一新兴赛道。以记者实地探访的百年茶楼莲香楼为例，该店紧贴世界杯赛程安排，以超大高清屏幕全程直播盛况，匠心独运地拓展出“早茶睇波”的消费新形态——这一粤语俚语意指“饮茶观赛”的巧妙融合。

莲香楼设计及市场推广部总监王智贤向中新社记者透露，清晨时段的观赛席位预订态势异常火爆，尤其是明星球队出场的焦点场次，可谓一席难求。“许多赛事的开球时间恰好与香港人‘饮早茶’的传统时段不谋而合，我们便为球迷量身打造了观赛专属套餐，覆盖了多样点心、香茗与酒水搭配。”王智贤预估，世界杯期间，门店营业额有望较平日实现10%至20%的显著攀升。

香港浸会大学会计、经济及金融学系副教授麦萃才分析指出，业内热议的“晨间消费经济”，实为一种在凌晨或上午时段，将世界杯观赛流量有效转化为餐饮及零售消费的商业模式。他进一步表示，本届世界杯对香港本地餐饮及零售行业的整体提振效应，将在零售领域，尤其是体育用品销售方面得到尤为充分的体现。

香港批发及零售界立法会议员邵家辉预测，世界杯热潮将持续推高香港各大商场的人流与业绩水平。信和集团旗下奥海城、屯门市广场及荃新天地三大核心商场，均已配备大型高清LED屏幕，全程转播全部104场赛事。与此同时，商场携手餐饮及零售商户，推出多种观赛专享优惠，吸引市民于清晨纷至沓来。信和集团首席商务总裁蔡碧林预计，直播赛事期间，上述三处商场的客流量相较去年同期将录得超过10%的增长。

位于沙田区的新城市广场此番斥资1000万港元，倾力打造全方位足球主题体验区，不仅搭建了规模宏大的观赛专区、设置了趣味十足的互动足球打卡装置，还推出多款餐饮观赛套餐及运动商品折扣。新鸿基地产代理租务部副总经理许嘉雯表示，世界杯的溢出效应已带动商场整体人流同比上升一成，总营业额亦同步跃升12%；其中，运动服饰、电子产品、美妆、餐饮及超市百货等各类商户均受益匪浅，营业额同比实现双位数增长。（完）

生成式人工智能正以空前之势重塑全球高等教育的版图。从学生撰写论文，到教师设计课程，再到高校教务管理，这一颠覆性技术已深入渗透到教育链条的每一个细微环节。它在显著提升效率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不容回避的隐忧——学术诚信的边界被模糊，数据安全的防线遭到挑战，伦理责任的归属变得扑朔迷离。面对这样一把利弊交织的“双刃剑”，如何在释放技术赋能潜力的同时构筑有效的风险防控屏障，从而探索出一条契合人工智能时代需求的高校治理新路，已然成为全球高等教育界共同面对且亟需破解的时代课题。

价值航向：从“严防死守”到“价值驱动”

生成式人工智能向高等教育腹地的持续挺进，绝非仅仅是引入了一件效率工具，它更深层地触发了对教育内在价值与未来人才塑造目标的根本性省思。纵观全球各大高校的治理实践，大致可梳理出三种鲜明立场：严令禁用、有界开放，以及将技术深度内嵌于教育肌理。这三种取向，既是技术扩散在不同发展阶段所留下的现实印记，也深刻折射出高校在恪守教育传统与拥抱技术变革之间所面临的价值抉择与张力。

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崭露头角的初始阶段，一批高校和教育管理机构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审慎防御的姿态，对其使用施加严格限制。这种策略的核心，在于防范新兴技术对既有教育秩序造成强烈冲击。教育界普遍弥漫着一种忧虑：学生若过度依赖智能工具，其独立思辨和创新创造等核心素养恐将日渐式微。与此同时，根深蒂固的学术诚信规范，也使得高校在面对这种可能部分替代人类认知劳动的技术时，本能地倾向于保守应对。美国纽约市教育局早期的做法便是典型注脚，其在2023年初以可能损害学习成效为由，明令禁止在校园网络和设备上使用ChatGPT。尽管该禁令因技术应用的势不可挡而在数月后取消，但这种审慎的防范姿态，却生动反映了传统教育模式在技术风暴初期的应激反应。

伴随技术能力的持续跃升及其在教育场景中的广泛落地，越来越多的高校正逐步意识到，简单粗暴的一禁了之既难以落实，也违背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治理立场开始向“有条件开放”转向。治理的重心也从“是否允许”转变为“如何规范”，普遍路径是发布详尽的使用指南，为师生提供清晰的行动框架。以英国牛津大学为例，该校于2024年发布的使用指引，明确区分了可允许与严禁使用的具体场景：它支持学生运用智能工具来提升学习技能和辅助课程理解，同时掷地有声地强调，人工智能绝不能替代人的批判性思考，更不能取代建立在证据之上的学术论证和学科知识建构。这种以规范引导为核心的治理模式，在坚守学术底线与为技术创新预留探索空间之间，努力寻求一种动态平衡。

在此基础上，一些更具前瞻性的高校已超越单纯的风险应对逻辑，转向以教育赋能为导向的积极立场，将生成式人工智能视为撬动教育范式深层变革的战略杠杆。它们通过周密的制度设计与充裕的资源投入，主动推进该技术与教学、科研及行政管理的全方位融合。2024年，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开创先河，成为全球首个与OpenAI建立深度合作伙伴关系的高校，在课堂教学、科研辅助和行政流程中系统引入智能工具，大胆探索人机协同的新型教育模式。这一重大转向，揭示了高校治理逻辑的内在演化——从“使技术适应既有教育框架”到“让教育因技术而实现跨越式发展”。当生成式人工智能被纳入制度化轨道并与教育目标同频共振时，其价值便不再局限于效率的提升，更在于对教育范式本身的重塑与再造。

规则建构：多层规范体系划清应用行为疆界

在“有界开放”与“教育赋能”这两种主流治理取向之下，负责任地使用技术是所有实践的共同前提，这必须依赖具体、可操作的行为准则来落实。总体观之，全球高校正围绕学术诚信、数据安全与责任归属等关键领域，逐步编织起一套系统化的规则网络，将宏观的治理理念细化为师生可以遵循、可以问责的具体规范，从而为技术的应用划定清晰而明确的边界。

学术诚信，无疑是高校在治理浪潮中面临的最为核心议题。由生成式人工智能辅助产出的成果，其原创性归属饱受争议。为此，国际高校普遍从三个维度着手调整学术规范：其一，扩充对学术不端的定义，将“未经明确授权的AI使用”明确纳入作弊或剽窃的范畴；其二，在具体教学情境中细化使用边界，清晰区分允许与禁止的环节，例如允许将AI用于资料收集整理等辅助性工作，而在核心观点形成和最终内容创作等关键环节则严格禁止；其三，建立强制性的披露机制，要求学生在提交成果时，必须如实说明所用AI工具的名称、应用的环节以及生成内容的占比，将过程透明作为合规的基本前提。值得注意的是，在检测手段的应用上，国际高校普遍表现出审慎态度。当前市面上主流的AI检测工具误报率依然偏高，对非母语写作者尤为不公，且潜藏着数据泄露风险。因此，包括麻省理工学院在内的众多顶尖学府，并不主张将技术检测结果作为唯一的裁决依据，而是倡导结合人工专业判断进行综合评估。

数据安全，是高校治理中带有刚性约束的领域。用户输入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信息，可能被用作模型训练的数据来源，这对学生个人隐私和高校敏感科研数据构成了现实威胁。为此，国际高校大多建立了明确的数据安全规范，明令禁止将个人隐私、敏感信息以及高校自有数据上传至未经安全认证的AI平台，同时积极鼓励师生优先选用学校官方采购或认证的安全工具。在具体的风险防控实践中，数据分级管理被证明是一条行之有效的经验。哈佛大学便是一个案例，该校将数据划分为从完全公开到高度敏感的五个层级，并严令禁止将属于机密级别的数据输入公共智能模型。与此同时，为了在安全与效率之间取得平衡，杜克大学等高校积极推动校园专属大模型的研发与部署，引导师生使用经由学校授权、更具安全保障的企业版或私有化工具。这种“堵疏结合”的治理策略表明，数据安全治理绝非单纯的消极设限，而是通过制度化的安排，为技术在可控的边界内释放活力。

此外，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人机共创模式，使得内容生产的责任归属问题变得空前复杂，这要求高校必须在制度层面给出清晰界定。在此问题上，全球高校正逐步凝聚起几项共识：第一，必须明确AI生成内容可能存在的偏见与谬误，使用者有义务进行严格核查，并对最终产出负全部责任；第二，严禁将人工智能系统列为论文或成果的作者，以维护人类在学术活动中的绝对主体地位。这一规则背后的深层逻辑不言而喻：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作为强大的辅助工具提升效率，但绝不能僭越人类的判断力，更不能转移本应由人类承担的学术与伦理责任。

能力锻造：赋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有效应用

仅依赖规则约束与事后追责，显然难以从容应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持续迭代所引发的复杂挑战。全球高校正日益深刻地认识到，治理的重心应当从设定行为规范，进一步拓展至深层次的能力建设。通过系统性的素养培育与资源支持，让师生真正具备深刻理解并娴熟驾驭人工智能的能力，才能真正实现技术对教育的赋能愿景。早在201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北京共识——人工智能与教育》便前瞻性地提出，应“采取体制化的行动，提高社会各个层面所需的基本人工智能素养”。

生成式人工智能素养，绝非等同于单纯的技术操作技能。国际研究普遍将这种素养划分为层层递进的多个维度：从最基础的技术认知与功能理解，到熟练的工具运用与任务整合，再到对AI生成内容的批判性审视与创造性再加工，直至能够在复杂多变的现实情境中做出独立的伦理判断与负责任的行为决策。这种素养观的核心，在于让技术“为我所用”而非被其牵引或奴役。在这一全新框架下，人工智能时代高校人才培养的重点，已不再局限于知识传授与技能训练，而是更加侧重于基于AI环境的批判性思维、高阶学术探究能力和创新意识的养成，以更好地适应知识生产方式与职业图景的剧烈变革。

在学生赋能层面，《北京共识》建议运用人工智能“促进学习和学习评价”。围绕这一目标，国内外高校正从课程体系重构与学习方式转型两个方向同时发力。在课程建设上，一条路径是将生成式人工智能有机嵌入专业教学之中。例如，新加坡国立大学将AI编程辅助工具引入计算机专业课程，在夯实学科理论根基的同时，帮助学生积累人机协同开发的前沿经验，从而更好地适应被AI深刻重塑的产业环境。另一条路径是开设面向全体学生的人工智能通识课程。南京大学便是先行者，该校推出了体系化的本科生AI通识课程，将技术原理、伦理规范与行业前沿应用融为一体，助力学生构建紧跟时代的知识体系。此外，一批高校还在探索将AI融入学习评价环节，通过过程性评估与个性化反馈，有效提升学生的自主学习效能。

在教师赋能方面，《北京共识》着重强调要运用人工智能“赋能教学和教师”。为此，国内外高校正积极构建系统化的支持体系：其一，提供定制化的培训项目与丰富资源，帮助教师掌握智能工具在教学场景中的应用方法，如墨尔本大学推出的“AI for Teaching and Education”系列资源，为教师提供了紧跟时代步伐的教学支持；其二，开发轻量级、易于上手的自助工具与平台，降低技术应用门槛，斯坦福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创建的人工智能共创平台，都为教师提供了简便的探究与实验空间；其三，设立专项研究基金与激励计划，鼓励教师开展基于AI的教学改革与科研创新，例如卡内基梅隆大学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教学研究计划”以及中国人民大学的“AI赋能科研创新应用”资助项目。这些举措从素养提升、工具保障到制度激励等多个维度协同并进，切实有效地提升了教师在智能化教学环境中的创新实践能力与内在驱动力。

全球高校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治理探索，正逐渐超越单一层面的技术风险防控，迈向一场关乎价值重塑、规则建构与能力培育的系统性变革。面向充满机遇与挑战的未来，我们应当继续坚守以人为本的根本原则，以更加开放、审慎和智慧的姿态，推动人工智能与高等教育的深度融合，在汹涌澎湃的技术浪潮中牢牢把握教育变革的主导权，从而培养出真正能够适应并引领未来时代发展的高素质人才。

澳门七月二十四日电（中新社记者 郑嘉伟）故宫博物院太和学者、深耕澳门文物领域的专家赵强，今日在澳门博物馆完成了一桩文化盛事——他郑重地将六十九件（套）瓷器及佛教文献无偿赠予该馆。这一举动，距其六月向故宫博物院捐出五十五件明清瓷器仅一月有余，再度彰显了他对公立文博机构的拳拳之心与慷慨情怀。

这批捐赠的文物，时间跨度与地域广度皆令人瞩目，覆盖了海上丝路贸易、陶瓷工艺演进、跨文化互动以及宗教典籍等多个维度。其中，明清时期的瓷器尤为亮眼，囊括了漳州平和窑所产“汕头器”的青花与红绿彩佳品，以及景德镇窑系风靡海外的克拉克瓷；澳门本土烧造的彩瓷，则囊括粉彩、青花加彩、织金广彩等多元技法，尽显地方匠艺风采。此外，两册缅甸贡榜王朝时期的巴利文漆金羯磨经与一札贝叶经，亦为此次馈赠增添了浓郁的宗教与文化气息。

澳门博物馆馆长卢可茵对这批藏品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其极大充实并优化了馆内的收藏架构。她指出，从明清时期的外销瓷器，到澳门本地彩瓷，再到珍贵的佛教文献，这些看似独立的文物实则彼此呼应、互为佐证，构成了一幅描绘澳门在环球贸易、瓷器外销、文化交融与宗教传播中独特角色的历史长卷。它们为深入探究澳门乃至中西交流史，提供了更为严密、周详的实证体系，具有不可估量的学术价值。

值得一提的是，部分捐赠瓷器曾于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与葡萄牙里斯本澳门科学文化中心联袂举办的“镜海融光：澳门与中西文明互鉴五百年”展览中亮相，早已在国际舞台上生动诠释了澳门作为中西文明交汇枢纽的非凡历史地位。

谈及此次捐赠初衷，赵强言辞恳切，希望这批瓷器和佛教文献能够永久留存于澳门这片土地。他期待借助博物馆的典藏、研究、展览与教育传播功能，让文物真正“活”起来，发挥其应有的公共文化价值，引导公众更清晰地触摸中国陶瓷外销的辉煌轨迹、澳门城市发展的历史脉络以及佛教文化东渐的悠远回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