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五百载光阴流转，明代才子杨慎谪居滇地，于江畔留下一阕《临江仙》，传诵千古而不朽。而今，同一脉江流，所见证的却是云南的全新面貌——一个将生态使命与发展活力共融于时代浪潮中的新云南。

久久为功，筑牢生态屏障。

地处滇西北的迪庆藏族自治州，傲然立于长江入滇的起点。连绵的雪山与深邃的峡谷，造就了此地独特的立体气候与生态格局。上世纪七十至九十年代，为支援国家建设，迪庆曾以资源换取增长，天然林采伐一度贡献了当地财政收入的约八成，原始林海急剧缩减，生态伤痕累累。

1998年，中央决策对长江上游实施天然林禁伐与限伐。自此，迪庆毅然告别“木头经济”的旧轨，坚定迈向“生态立州、旅游兴州”的绿色大道，持续推进退耕还林、退牧还草、天然林保护等系列工程，并对森林、草原、湿地及冰川展开系统守护。截至2025年末，迪庆森林覆盖率攀升至63.98%，已然跃升为中国生态版图上的重要高地。

江水奔涌，直抵昆明东川区。此地曾历经逾两千年的铜矿采冶，生态环境极为脆弱，加之地处断裂带，金沙江一级支流小江沿岸竟有107条泥石流冲沟纵横分布，一度是中国水土流失最为严峻的区域，因而得名“世界泥石流天然博物馆”。

面对泥石流的长期困扰，东川展开了持续数十年的大规模治理。如今，年均泥石流爆发次数已从九十年代的28起骤降至不足1起，每年输入金沙江的泥沙总量减少约75%，昔日灾害频发之地，如今已是守护长江上游的坚实屏障。

自青藏高原奔腾而下的长江，在云岭大地蜿蜒1560公里，恩泽滇境7个州（市）。保护母亲河，融入长江经济带，既是云南肩上沉甸甸的责任，亦是不可多得的时代机遇。

十年来，云南始终秉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准则，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以建设中国生态文明排头兵为目标，统筹推进流域治理、生态修复与生物多样性保护。

不久前，昆明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实施十年来的成效。数据显示，云南已科学划定生态保护红线11.35万平方公里，约占全省国土面积的三成。抚仙湖、洱海等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工程稳步实施，保护修复流域面积达231万亩，新增水源涵养能力13万亩。长江十年禁渔令执行有力，流域（云南段）水生生物完整性指数较禁渔前跃升两个等级。

在生态修复方面，云南同步推进历史遗留矿山、石漠化地区、湖泊湿地及退化林草的治理，十年累计完成废弃矿山生态修复33.69万亩，规模位居全国前列。“森林云南”建设成效显著，累计营造林6994.75万亩，全省森林覆盖率提升至57.9%。

据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统计，2025年全省地表水国控断面与长江流域国控断面水质优良比例分别达94.1%与91.4%，较2015年分别提高31.8与62.8个百分点。九大高原湖泊治理成果斐然，滇池、星云湖、杞麓湖、异龙湖全部消除劣V类水质，抚仙湖水质总体保持Ⅰ类。

清澈的江水、葱郁的山峦，正逐步铺展在云岭大地之上。

生态回归，绿色动能悄然注入。

在丽江市玉龙县石鼓镇，长江在此划出一道壮丽的“U形”弧线，成就了闻名天下的“长江第一湾”。曾几何时，石鼓镇林木稀落、风沙频扰。十余年间，一代代“种柳人”默默坚守，终在江畔绘就40余公里的绿色长廊——12万余株护堤柳树牢牢锁住水土，守护着沿岸的良田沃野。

生态的改善，催生了发展的新契机。紧邻“长江第一湾”的竹园村，依托自然风光、红色记忆与民族文化，积极拓展生态旅游、非遗体验与乡村休闲产业，让村民在家门口端稳了“生态饭碗”。

目光转向昭通市，此地为赤水河源头，境内393条大小河流汇入长江，是云南境内长江的最后一道生态屏障。近年来，昭通全力推进流域生态修复治理，600多万亩竹林让乌蒙山区的脆弱生态焕发绿意。

秀美的山水与宜人的气候，每年吸引大批游客前来避暑康养、休闲观光。水富港五年前年吞吐量仅30万吨，而去年底已达1178万吨，一跃成为长江上游云南省唯一的千万吨级枢纽港口。

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实施的十年，亦是云南绿色转型的黄金十年。

这期间，云南积极探索“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多元路径，创建了23个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率先开展高原湖泊流域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构建起政府主导的“存量”与“流量”相结合的核算体系。普洱市入选国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大理州与丽江市跻身国家碳达峰试点，曲靖经开区与祥云经开区则被纳入国家级零碳园区建设名单。

工业体系愈发“绿意盎然”。全省清洁能源装机从2016年的7024万千瓦跃升至2025年底的1.55亿千瓦以上，装机规模与占比均居全国前列；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十年累计下降28.91%；累计培育国家级绿色工厂160家、绿色园区10个。

发展动能焕然一新。生物医药、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迅猛崛起，疫苗批签发量领跑全国，大型铁路养护装备、红外及微光夜视系统制造处于国内领先位置。云南还积极布局生物制造、人工智能、氢能与新型储能，建成中国首个大型锂钠混合储能站，新型储能装机突破540万千瓦。

如今，绿色已然成为云南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电动自行车长期充当着众多城市居民日常通勤的重要角色。然而最近，在北京的道路上，一些“乔装改扮”的电动摩托车悄然混入非机动车流之中。这些车辆从外形上看，明显比标准的电动自行车大上一圈，却悬挂着白色的非机动车牌照——实际上，它们是最高时速能够飙升至80公里的电动摩托车。在其背后，隐藏着一条从伪造牌照的生产、到网络销售终端的完整非法产业链。

近期，在北京警方开展的路面执法行动中，执勤民警成功拦截了一辆电动摩托车。该车虽然同样配有白色号牌，但车身尺寸显著大于合规电动自行车，车架也显得更为笨重。经过现场核查，确认该车实际属于电动摩托车。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交通秩序与设施管理支队中队长尹硕指出，电动摩托车的外形与电动自行车颇为相似，然而其整体车架构造和重量都明显超过后者，这是最直观的区别。此外，电动摩托车的行驶证通常为正规的机动车行驶证，凭此两点便可初步将电动摩托车与合规的电动自行车区分开来。

除了外形和车辆性质上的不同，技术参数才是从根本上划分二者的核心标准。根据新国标要求，合规电动自行车的电压不得超过48伏，电机功率限制在400瓦以内，整车重量则不超过55公斤。同时，正规电动自行车的车架号是由15位纯数字组成，而电动摩托车的车架号则是由17位字母和数字混合编排而成。

这些电动摩托车为何要冒用电动自行车的号牌呢？民警介绍，主要存在两种情形。尹硕中队长表示，一部分车辆已在交管部门完成登记，并拥有自己专属的电动摩托车号牌，但为了规避执法打击，故意换上电动自行车号牌，从而混入非机动车行驶区域；另一部分车辆则从未在车管所进行任何登记，同样为了躲避监管而悬挂电动自行车牌照。

在执法过程中，民警发现不少违法驾驶者既未考取摩托车驾驶证，也未曾按规定办理机动车登记或购置保险。他们常常以商家宣传该车为电动自行车为借口，一直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在路上行驶。尹硕进一步解释称，大多数当事人都会辩解说，购买时商家宣称这是电动自行车，此后便一直按电动自行车使用，其实这些不过是逃避法律制裁的说辞。行驶证和机动车登记证书皆明确注明车辆属性为电动摩托车。

此类车辆上路，构成了极大的安全隐患。电动摩托车的功率、速度和整车重量均远超电动自行车，与普通自行车及合规电动自行车混行，将直接威胁到其他交通参与者的生命财产安全。尹硕强调，一旦发生交通事故，这类车辆对其他交通参与者造成的冲击力较大，极易导致对方受伤甚至死亡的严重后果。

针对这一突出风险，自今年6月起，北京交管部门已在全市范围内启动了电动摩托车“涉牌”违法专项整治行动，重点围绕医院、学校、商圈、景区以及公交场站、配送站点周边区域进行排查。对于符合扣车条件的违法车辆，一律依法予以暂扣，并同步查处驾驶人的其他交通违法行为。据统计，6月以来，北京全市已依法暂扣违法车辆254辆，行政拘留24人。

使用假牌照违法上路，虽已被警方依法处置，但随之而来的新问题引人深思：那些足以以假乱真的假号牌，究竟从何而来？警方经过层层深挖，终于查出一条完整的制售假牌照黑色产业链。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的民警透露，在部分社交平台和电商网站上，出现了以“电动自行车代上牌”为幌子兜售假号牌的违法商家。他们借助网络平台进行推广引流，再转为线下交易。一张假号牌仅需几十元，甚至可以选择定制号码，其背后的制售用一体化产业链令人震惊。假牌流入市场后，带来极大的安全隐患。车辆悬挂假牌后，会加大闯红灯、逆行等违法行为追溯的难度，发生交通事故时极易引发肇事逃逸，部分被盗抢电动车也借助假牌“洗白”后重新上路，给社会治安和交通管理埋下了严重隐患。

顺着网络线索逐步深入排查，警方迅速掌握了该团伙的组织架构。整个链条分工明晰，形成了集“制造、销售、运输”于一体的全闭环模式。刑侦总队民警介绍，团伙成员主要由制造人员和售卖人员两部分构成。买家在平台上发现有人出售假牌照后，便会联系售卖人员，售卖人员则向制造人员下单，制造完成后直接通过快递将假牌发送给买家。

窝点内的制假人员专门负责生产环节，单张假牌的成本竟不足5元，其材质、配色和字体均高度模仿真实牌照。而线上的代理们则专门负责招揽客户，他们打着“代办上牌、补办号牌”的旗号在社交平台上吸引注意力，再通过私信引导买家私下转账付款，刻意规避平台监管。就连发货环节，该团伙也进行了层层伪装。民警指出，他们填写的手机号多为虚假或胡乱编造的号码，发货人姓名也是凭空捏造，快递单上的备注通常写为“文件”或“商品”等模糊描述。

这种种伪装无疑大大增加了警方的侦查难度。然而，再隐蔽的违法交易也终究会留下资金流的痕迹。警方最终锁定了整条产业链上的核心人物。通过线上线下同步摸排，北京警方成功锁定了4个非法制假窝点，梳理出遍布全国7个省市的10余名网络代理，并关联出北京本地的买家。7月6日，警方展开统一收网行动，抓获犯罪嫌疑人20名，查获成品及半成品号牌共计8000余副。

在捣毁制售窝点之后，北京警方顺藤摸瓜，对购买和使用伪造号牌的驾驶人也逐一进行了处罚。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凡使用伪造电动自行车号牌的，将依法收缴号牌并处以一千元罚款；若车辆经鉴定属于机动车，而驾驶人又缺乏相应驾驶资格，还将面临无证驾驶或准驾不符的处罚，可处以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并处以15日以下行政拘留。截至目前，本次专项行动中已有81名使用伪造号牌的驾驶人受到处罚，收缴假号牌103面，4名电动摩托车车主因无证驾驶被行政拘留，另有2人因使用伪造机动车号牌被行政拘留。

中新网上海7月28日电 (记者 陈静)据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28日透露，近年来，上海市儿童的甲肝与乙肝疫苗计划免疫接种覆盖率持续保持在99%以上的高位水平；五岁以下婴幼儿乙肝病毒表面抗原阳性率被控制在0.13%，这一数字已提前实现2030年儿童乙肝防控的既定目标。

据了解，病毒性肝炎作为全球范围内不容忽视的公共卫生挑战，依据病原体类型可划分为甲、乙、丙、丁、戊等多种亚型。按照《中国防治病毒性肝炎行动计划(2025—2030年)》的部署，至2030年，儿童甲肝和乙肝疫苗全程接种率需稳定维持在95%以上，同时五岁以下儿童乙肝表面抗原阳性率须降至0.2%以内。2026年7月28日恰逢第16个“世界肝炎日”，本年度宣传主题定为“社会共治，消除肝炎”。

上海市长期将肝炎防治置于公共卫生工作的重要位置，秉持“政府主导、部门协作、社会参与”的运行架构，实施“统筹规划、突出重点、循序渐进”的防治方略，不断强化检测治疗、免疫预防、社区管理、血液安全保障及公众健康教育等多元措施，从而持续巩固肝炎防控成果。

近年来，上海市卫健委与市疾控局通过系统布局、多管齐下的方式，着力强化关键防控环节，推动肝炎精准防治及全周期健康管理向纵深发展。2026年5月，上海市疾控局联合市卫健委等九个职能部门共同发布了《上海市防治病毒性肝炎行动计划(2026—2030年)》，为“十五五”时期上海地区的肝炎防控工作制定了涵盖七大领域、共计十六项重点任务的系统性蓝图。

上海积极推动医疗与预防的深度融合，构建“预防—筛查—诊断—治疗—康复”全链条的肝炎管理模式，并尝试将乙肝表面抗原及丙肝抗体检测整合进老年人体检项目，进一步在嘉定、青浦、闵行、长宁等区域扩大慢性肝炎患者肝癌风险筛查试点范围，以提升肝炎多病共防和早诊早治的能力。同时，依托肝炎专科门诊、社区医防融合门诊以及社区慢性病健康管理中心等平台，为患者提供便捷的“家门口”一站式服务，涵盖多病共防、肝炎筛查、转诊引导、定期随访与治疗关怀等内容。截至目前，全市已有58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设立丙肝诊疗点，为患者提供规范化治疗；此外，超过8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通过延伸处方等方式，向慢性乙肝患者供应抗病毒药物。

上海市卫健委指出，本市充分发挥医疗机构、临床专家及公共卫生专业力量的优势，全年开展形式多样的病毒性肝炎防治宣教活动，并已连续十二年举办“爱肝公益”专家义诊项目，累计吸引40余家医疗机构及200余名专家参与。这些活动在为公众提供免费咨询、检测等便民服务的同时，也积极传递了病毒性肝炎可防可治的科学理念。

7月16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于北京举办了一场以“三伏天的中医养生”为主题的新闻发布会，聚焦健康中国框架下的中医药促进举措。会上，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主任医师兼治未病科主任刘洋就三伏天运动养生提出了专业见解。他明确指出，这一时节进行锻炼是可行的，但必须讲究科学方法，避免盲目行动。

刘洋阐述道，中医理论素有“动则生阳”之说，适量运动有助于气血流通与阳气升发。三伏时节，人体阳气外浮于体表，新陈代谢趋于旺盛，此时借力于自然气候，适度活动可助体内寒湿之气顺势排出，这正是“夏练三伏”的深层意蕴。然而，他同时提醒，暑热之气与心相应，若运动过量导致大汗淋漓，则可能损伤心阳，耗竭心阴，继而引发心慌、头晕、乏力乃至过度出汗等不适症状，此时应立即中止锻炼。基于此，刘洋提出了三伏天锻炼的核心原则：“避暑不避动，微汗不淋漓，选时择地练”。

为实现这一目标，刘洋给出了三条具体操作指引。首先，在时间选择上，应规避正午高温时段，优先考虑清晨六至八时或晚间六时之后，此时气温相对宜人，阳气亦趋于平和。其次，场地方面，宜挑选阴凉且通风之处，如公园凉亭、树荫之下，或具备良好空气流通的室内空间。最后，关于运动强度，则以身体微微出汗为最佳尺度，切忌追求大汗淋漓；一旦出现胸闷气短或出汗过多的征兆，务必即刻停下歇息，以防过度消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