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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公司“交作业”、投资人当考（官……AI时代大学创业课悄悄变）了
开了家公司“交作业”、投资人当期末考官……
AI时代，大学创业课悄悄变了
中国传媒大学学生刘潇宇完成了一项特别的期末作业：作业内容是完成一款AI陪伴应用程序；结课展示时，顶级投资机构的投资人、知名创业前辈坐在教室担任“主考官”。在演讲最后，他邀请在场者加入“天使用户群”，发放了100个产品体验邀请码。
这是本学期“智能产品设计与创业孵化”课程的最后一课。18个创业路演项目紧凑登台，这些借助AI诞生的产品都已经或即将上线、开卖、运营，有人借助“剧本杀”思路，设计了为“社恐人士”模拟对话场景、提升社交能力的应用，有人把控糖理念的科普做成了一款星际冒险游戏，已经赢得国际奖项。当晚，整栋教学楼熄灯后，师生们还意犹未尽地聚在广场上交谈。
与此同时，6月27日，南京大学举办了“AI新势力·OPC嘉年华”，把“人工智能+产品：创意、设计与开发实践”课程(以下简称“‘AI+产品’课”)的结课展示搬到了校外。
课程主讲教师、南京大学新科技校友会理事兼执行秘书长严格介绍，本学期这门课程形成了69个创意项目，学生除了完成路演，还在大厅中摆起了摊位，形成一场AI产品项目展会。投资机构、企业高管、政府OPC园区负责人也来到现场寻找创意。
去年选修这门课的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陈晓旭带着迭代的产品到现场。她坦言，产品摊位展示的形式让学生有了更多交流机会，原本自己也不确定要不要把项目做下去，但在摆摊时收到面对面的反馈，给她增加了很多动力。
对于授课教师严格，陈晓旭印象深刻的是他的大双肩包、大水壶。她记得老师每次上课都是从上海赶到南京，当天往返，有时晚上、周末还会安排“加餐课”。
大学创新创业教育正经历着一场深刻重塑，并非简单加上“智能”二字。一门创业“网红课”既要承接市场上AI创业热潮的传导，也要体察学生的知识结构、学习方式与需求的变化。教师们试图解构那些最新的成功案例，回答一个根本问题：在AI时代，一个优秀创业者的能力图谱发生了什么变化？
让创业课不是“纸上谈兵”
南京大学直博生杨天成研究着宇宙早期星系“死亡”的秘密。AI辅助编程飞速进步，能否把这种能力应用在科研，在有限的时间里面尝试更多不同方向？带着这样的期待，杨天成选修了学校面向研究生开设的“AI+产品”课。
记者了解到，该课程是南京大学“研究生‘AI+’创新能力提升行动计划”的一门重要课程，由南京大学研究生院、人工智能学院联合南京大学新科技校友会开设，面向全校研究生开放。南京大学研究生院院长王孝磊表示，希望通过AI赋能研究生培养的一系列改革，教学生在快速变化的AI赛道中如何坚持、如何判断，区分“技术能做什么”和“我们该做什么”，在创新创业时解决真实需求。
作为学校魔方社社长，杨天成在课程中开发了一款产品，希望解决魔方竞速观众看不懂、新手不会玩、高手复盘慢的全流程问题，用机器视觉捕捉选手动作、让操作可视化，为此构建了大量数据集去训练模型，产品已经在社团内小范围测试。
最初那段时间，杨天成亲身感受了AI如何让“想法到落地的阶段”加速，降低试错成本。他只需要花一个下午就能知道某个想法能不能成、能否进入下个环节。他很快发现不对劲，AI写代码越写越多，他感到“跟不上思路”。他花了一个学期，为管理那些“像树一样展开”的任务找方法，探索人与机器协作的规程，并试着利用AI搭建大量论文的知识地图。
严格认为这是一种普遍情况。一些学生经常到校外听论坛，见识不浅，但也有不少零基础学生选课，因此课程早期阶段他就会讲AI辅助编程，尽量拉齐学生的水平。
“他们初次接触AI辅助开发的阶段是非常兴奋的，因为AI一下就做出漂亮的界面、可运行的初始原型，得到了非常好的正反馈。但是，在和AI频繁沟通，反复修改细节‘打补丁’后，由于缺乏工程经验，最后发觉引入了大量冗余或错误的代码，或者始终无法让AI准确地按自己的想法落地，甚至发现也无法有效地和队友沟通。”严格说。
因此，他选择在课堂上讲解偏理论性的内容，要让学生具备科学的思维方式，理解AI的相关技术原理，甚至直接展示代码案例，要求学生从中凝练工程思想、印证理论知识。
“我告诉学生这门课是语文课，其实是说产业里有很多术语和概念，如果对这些概念不了解、对着AI表达不出准确的术语，那么也就无法指挥AI很好地完成任务。”严格说，对理论的重视让“AI+产品”课虽然采取项目制教学，但又与一般的AI工具操作培训不同。学生实践项目是通过课外的工作坊来推进的，5名授课教师都有丰富的创业经验，且依然在IT技术一线，他们分别指导不同小组。
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吴卓浩开设“智能产品设计与创业孵化”课程已有6年，最初这只是一门专业课，今年面向全校开放报名、覆盖不同专业的本硕博学生后，团队组合、产品丰富性大大提升。“学生们的自驱力真正调动起来，真的是了不得，投资人也说这是他们看过高校路演中质量最高的。”
吴卓浩更愿意在上课时呈现“线索”，他永远在课前一天才最终敲定教案，点评“全世界最前沿、最新的科技创新创业内容”，让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学习研究。
刘潇宇即将跟随吴卓浩读研，他开发的Flowie(浮忆)是一款以生活影像为入口的AI记忆陪伴App。当用户把日常照片、视频投给住在手机里的小鱼，小鱼会触碰影像的“气泡”，给出有趣的互动评论，系统还会理解画面中的场景、人物和氛围，把它们沉淀成个人的影像记忆。
他从大三就开始创业，当时AI辅助编程能力还不强，他自己开发软件、小程序的推进效率很低。过去一年AI编程能力突飞猛进，帮助他正式推出了给用户使用的产品，收获创造产品的乐趣。
但这绝不意味着产品一定能成功。刘潇宇说，他在课堂上学到的是，从仅仅追求高级感的“专业”创作理念，转变为置身真实商业环境来考虑用户体验、付费意愿、商业可持续性。老师还在更多商业维度，比如成本测算等方面作了针对性指导。“AI工具迭代速度很快，但商业有一套稳定的内核逻辑，这些是课程中最宝贵的内容。”
AI来了，创业教育应该怎么“进化”
吴卓浩把很多人生经验浓缩在了课程里。他曾任谷歌中国用户体验团队负责人，后来在创新工场工作10年、曾负责人工智能工程院，并参与孵化了300多家公司。他撰写的《AI创造力：智能产品设计与研究》入选了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推荐教材，还被翻译成了4种语言。
这些经历让吴卓浩坚信，“解决真问题，创造真价值”的创业方向并没有改变，科学、人性与经济的规律也没有改变。
AI时代真正颠覆的是生产力工具。吴卓浩认为，学生们过去受限于能力类型，必须凑成一个完整的团队，才能做成一件事；现在，AI可以帮助补足所需的能力，帮助创业者快速起步闯过“新手村”，把想法变成一个相对完整、可以检验的成果，并在这个过程中增强能力与自信。
吴卓浩说，在创业初期，由于研发的复杂性被压缩，“一头一尾”变得更重要了——选到合适的题材，以及如何推广和商业化。长远来看，研发的投入仍然重要，在“新手村”之后，一旦真正和市场头部的产品展开竞争，仅仅靠今天AI的能力还是不够的。
温州大学创新创业学院教研室主任徐曼莉也在尝试新教学方式。她负责学校公共必修课“创新创业基础”，这门课引入了课程智能体，通过启发式对话帮助学生把模糊想法变成项目雏形。每学期，创新创业课程需要持续更新，她的改动幅度能达到50%，由于教学范围覆盖全校，她要先在自己的教学班做试验，成熟后再在教研室里推广。
“AI时代，创业者也需要更强的验证意识。AI有幻觉，学生缺乏社会经验和对真实行业场景的观察，难以判断真伪。此外，还需要建立合规意识。特别是涉及未成年人项目时，多数学生对于这方面的意识相对比较差。”徐曼莉认为，教师起到了一种弥合认知偏差的作用，网络上的教程可以教会学生使用某个工具，但课堂的价值在于帮助学生理解工具是什么、怎么用以及用在哪里。
严格认为，课堂还需要为学生梳理一套针对AI时代的创新思维方法论。“AI提升了产品的面世效率，但创意实际上是跟不上这种速度的。创意大量重复以后会形成雷同和竞争。当一个需求同时被很多产品满足的时候，谁更有创新点、对痛点把握更精准就变成了决胜的关键点。”
一门课的“连锁反应”
就像“滚雪球”那样，南京大学“AI+产品”课孵化出了一些创业社团，更多AI工作坊、讲座在校园涌现。学文物专业的郑亦彤参加一场工作坊后就做出了一个产品原型，今年她决定选课深入学习。课程就这样在校内形成口碑，严格介绍，500人的学习群一直是满员的，今年除了选课的学生，还有大约300个旁听生。
郑亦彤坦言，上这门课的时候没有焦虑怎么拿高分，精力都花在做让自己满意的产品上。除了完成一个AI文博策展工具，她还用AI辅助论文阅读、做了一个电子手账本。暑假即将前往考古工地实习，她还询问老师“有没有和AI结合的工作”。
对陈晓旭来说，AI工具迭代速度超过想象，去年在做产品的过程中还需要自己跑代码，今年更多是用自然语言进行调试。她认为课程的价值在于培养了AI思维，组建团队、担任管理者的角色、课堂展示与交流让她重新找回了“主体性”。
“通过课程建立了自己和现实社会之间的连接，回答‘我要去做什么’，而做学术可能是你和议题之间的关系，正反馈不会那么快。”陈晓旭发现，在“AI+产品”课上获得的这种主体性和自我效能感能够转化为内驱力，让她更有动力去做学术研究，将其作为文化产品的根基。
今年秋季，“AI+产业”课将接棒产品课，更多来自业界的专家会参与课堂，学生需要带着产品来上课。“产品走完以后，商业闭环要往后走，并不是课上讲一个商业模式、创新方法就能解决，需要有更多视野补充。”严格说。
一门创业“网红课”的声量还影响着校园的创业氛围。吴卓浩说，班级有学生自发组建了X Space社群，几周时间已经“打开局面”拉到了赞助。学生们探索打造帮助创业公司宣传、发布产品的传播平台，通过充分发挥中国传媒大学的优势来帮助校内外的创业者。
温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付晴雨把学校创新创业学院看作自己的“第二学院”，这是她在人工智能与创业管理微专业学习的第四个学期。两年中的大部分周末里，她一边紧跟AI发展步伐，一边走进温州当地企业、乡村调研。
付晴雨发现，针对AIGC(人工智能生成内容)、OPC(一人公司)、“养龙虾”这些AI领域热词，学校总是第一时间开设相关创业实训营、讲座，这让微专业一直在“自我更新”。稳定的班集体和教学团队则让彼此关系更紧密，让她把微专业不是当成培训，而是一个可以随时求助的平台。
作为微专业负责人，徐曼莉把它看作长期的“陪跑”。她观察到，一些来自经商家庭的学生从小耳濡目染，对市场、客户和交易过程有更直观的感受，商业思维更容易被撬动。“有学生家里从事五金行业，我们会引导他探索传统五金业务的跨境拓展路径。也有学生家里从事广告业务，我们会指导他运用AI内容生产和流程自动化工具，提高广告设计和客户服务效率。”
“创新创业课程对学生的意义，是让他们在大学阶段形成问题意识、创新意识、行动意识和责任担当。即使他们不成为创业者，也能成为更有创新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的专业人才。”徐曼莉说。
功能特点
本科留学{平替}之选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邱启媛/实习生：倪纷纷
发于2026.7.6总第1242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孩子的高考成绩最多能上末流一本校，怎么办？”高考季，很多家长在社媒上提问。
在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俄语专业读大四的曹鑫认为，自己的情况具有代表性。他是广东人，在国内读完普通高中并参加了高考。高考成绩最多能上末流一本校，或者是好一点的二本院校。他决定出国读本科。
经过多番对比衡量，曹鑫放弃了英美澳加等传统留学国家。一方面，高考前他没有准备过雅思、托福语言考试。相较而言，入学俄罗斯的高校不需要英语成绩，只看会考成绩，而且成绩“不太差”就行。另一方面，家里对留学的预算控制在每年10万元到15万元，英美等国家支出远超预算。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生如同曹鑫所选择的，在本科阶段出国留学，且留学关键词也不再只有“高分学生”和“美国藤校”。根据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和全球化智库(CCG)在《中国出国留学蓝皮书2025》的调研，计划出国留学人员近一半(48.9%)预计在本科阶段出国留学。
CCG副主任兼研究总监、高级研究员郑金连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近年来，我国留学生群体正在朝着大众化方向发展。同时，随着更多国家加大对教育领域的投入和开放力度，未来国际学生的流向将更加多样化和分散化。
不过，风险也在增多。郑金连表示，在AI的冲击下，学生和家长需扩大评价体系，把握学历、就业与未来行业发展之间的关系。
张哲函的故事与曹鑫几乎一样。2024年参加高考的张哲函，高考成绩570多分，最多能上211守门院校，她说，自己“当时心气比较高”，和家人商量后决定出国读本科。挑选学校的时候，她和家人看重两点，一是性价比，二是QS排名(英国国际高等教育咨询公司QS公司发布的世界大学年度排名)，最终她选中了西班牙。
申请西班牙大学需参加西班牙高考，满分为14分(其中4分以加分考试形式获得)，但中国与西班牙签署了学历学位互认协议，西班牙教育部可将中国高考成绩直接转换为西班牙高考成绩，方便学生申请。此外，在高考成绩的基础上，学生可以参加“加分考试”，有机会获得最高4分的额外加分，以此提升总成绩，获得更高排名院校和更多本科专业的选择。
张哲函在国内和西班牙一所大学的语言班学习了半年多的西班牙语，“读完语言班才能申请大学”。最终，她入读西班牙巴塞罗那自治大学(QS排名211名)计算机与商业专业。张哲函和曹鑫的学费开支类似，每年五六万元，加上住宿、餐饮等开销，他们俩的留学开销都控制在一年10万元到12万元，契合家庭预算。
性价比已经成为中国家庭出国留学的重要考量。郑金连表示，很多家庭在考虑出国留学时，会更看重留学的成本投入与产出。学制长、成本高的留学目的地可能会因此被剔除出选择范围。“我们的数据显示，这些年，本科阶段到英美留学的人数呈下降趋势，优秀生源选择传统的留学目的地，成绩一般的孩子更多会流向新兴目的地。”
UNESCO(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26年2月的数据也显示，虽然英美澳加等传统留学目的地国仍占主导地位，但一些新兴留学目的地逐渐受到中国学生的青睐。欧洲的俄罗斯、德国、法国、白俄罗斯、意大利、瑞士、西班牙、瑞典等均位列中国学生出国留学的前20个目的地，吸引了数千名乃至数万名中国学生。
以张哲函选择的西班牙为例，新东方《中国学生出国留学发展报告》指出，作为近几年较为热门的留学国家，西班牙具有留学成本低、教育资源多等优势，吸引越来越多的中国高考生前往攻读本科。新东方欧亚教育申请数据显示，2024年申请西班牙本科学生比例达到26%，有显著增长。
因奖学金高，留学开支可以显著控制，中东一些高校也因此被纳入选择范围。去年，李乐水来到沙特阿拉伯，在法赫德国王石油与矿业大学(QS排名63名)开启本科生活，就读数据科学与工程专业。她的成绩不错，雅思分数7.5、SAT(美国高中毕业生学术能力水平考试)1460分，但不想给家里造成太大的经济压力。
李乐水说，申请中东学校，大部分专业只需高中成绩以及雅思5.0的成绩。她最终拿到了巴黎索邦大学阿布扎比校区、英国伯明翰大学迪拜校区等多个offer。但因为全额奖学金，她最终选择了法赫德。“法赫德包学费、住宿和机票，沙特政府对国际学生还有每个月2000元的补贴。这是一场零成本、高回报、性价比极高的投资。”
美坤教育创始人兼CEO周骁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中东高校普遍不以中国高考成绩作为申请依据，而侧重学生的高中成绩和雅思成绩，这为两类学生提供了机会：一类是平时成绩不错但高考发挥失常的学生，另一类是因偏科影响高考总分的学生。“每年都有成绩尚可，但未能进入理想大学或理想专业的学生，最终选择前往中东就读。”
除了成绩高出一本线但不想上末流一本校的学生在考虑本科出国，还有一些希望“逆袭”的学生也在通过本科出国作为学历跳板。
二模考了400多分，发现自己最多只能上二本，四川省2019届高考生付小麦开始考虑本科出国。爸妈的要求很简单，控制开支，最好能用30万元读完4年本科。“只有亚洲国家可以满足这个开支要求。去日韩需要学习小语种，在这种情况下想读一个QS排名还不错的学校，就只有马来西亚了。”此外，马来西亚是英联邦成员国，全英文授课，公立学校世界排名高。
申请需要用雅思成绩，以及高中毕业证、会考成绩单和平时成绩。付小麦平时的英语成绩在90多分(满分150分)，学了几个月，雅思成绩考到了申请的基准线5.5。
后来，付小麦来到马来西亚五大公立院校之一的马来西亚理科大学读本科。4年后，她以绩点3.9(满绩4.0)的成绩从这所QS排名128名的学校会计学专业毕业，拿到了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QS排名12名)硕士研究生的offer。“我属于是‘学渣’逆袭的故事。”付小麦说。
除了性价比、高额奖学金，周骁观察到，就业越来越成为近两年中国家庭择校的重要考量。他发现，目前中东本科毕业的中国留学生中，有80%至90%的人选择留在当地就业或继续深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东高校在大四时普遍安排实习，学生往往在毕业前就能落实工作，其中有不少进入了在当地拓展业务的中资企业。
郑金连也观察到类似的情况，东南亚、中东等新兴留学目的地正凭借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政策红利，以更深远的前景吸引着中国学生。“一带一路”相关国家中国留学生人数由2020年的15.2万人上升至2023年的20.8万人，增幅达37%，增长态势显著。
在哈萨克斯坦国立大学物理系无线电子工程专业读大一的李新，在阿拉木图的超市里发现，蔬菜货架上有成批从中国进口的农产品：金针菇、生菜和上海青。国内的火锅、炒米粉、过桥米线相继入驻，连锁茶饮品牌蜜雪冰城也开了进来。
“中资企业在哈萨克斯坦落地、拓展市场时，需要既懂中文又具备俄语或英语沟通能力，且能适应当地环境的中国籍员工。”虽然才读大一，但李新已在一家中资外贸公司找到了兼职翻译工作。近在眼前的就业机会，让本想继续深造的她产生了心态变化：如果毕业后能进入还不错的当地中资企业工作，就不考虑读研究生了。
新东方《中国学生出国留学发展报告》指出，根据2025年调研数据，为了进一步扩大市场，国内许多企业将业务发展矛头转向海外，存在出海业务或跨国沟通需求的企业占比达42%。
林诺的选择和李新类似。他在印尼大学商学院刚读完大一。当初选择印尼高校的商科，正是因为嗅到了中资企业出海的大环境，他认为未来会有职业优势。事实上，仅仅是大一这一年，他已经切身体会到了当地对懂中文的复合型人才的庞大需求。
在课余时间，林诺通过社交媒体接到了不少来自中国企业的合作需求。起初是一些基础的接机、中英翻译等服务，报酬可观，“接一次这样的任务，可以覆盖一个月吃饭的费用”。他近期正在协助一家推广国内主流手机品牌的出海宣传公司，在印尼大学附近寻找并对接适合快闪活动的场地。
有时候，在海外还能获得原本抢不到的进入中资企业的机会。付小麦在读书时，就碰到过华为到马来西亚理科大学开展校招。“因中国企业出海，留学生也会有更多就业机会——在国内可能进不了华为等头部企业，但在国外可能有机会进。”
前段时间，印尼大学在雅加达的萨拉玛校区举办中国—印尼校企合作论坛。在会场，林诺见到了华为、比亚迪等国内头部企业的高管。能在本科刚开局时就置身于这样的商业前沿，让林诺深感印尼市场的活跃与机会之多。
林诺本打算把印尼大学当作学历跳板，未来申请香港大学等高校的硕士。不过，这一年来的商业实践让他的想法产生了变化。“哪怕毕业后直接留在印尼，同样会有非常具有想象力的职业前景。”
不过，仅仅跟着中资企业出海的路线，在当地拿到一所QS排名靠前高校的学位学历证书就够了吗？
一方面，在地留学生因为有过数年的求学经历，对当地的文化背景理解更为深厚。在德国一家IT企业担任HR的梁珺表示，在地的中国留学生拥有的最大优势就是跨文化交流能力。“如果一家中资企业在迪拜有业务，那么一位在中东读过书，同时拥有中国背景的求职者就会极具吸引力。因为这个人既拥有中国的成长背景、思考能力，又掌握当地的政策文化。”
在中资企业出海的大潮中，中国留学生常与中国外派员工发生同岗竞技。梁珺发现，很多时候，相较于外派员工，在地留学生其实是更好的选择，因为他们在与外籍同事共事时更不容易产生文化冲突，“一起工作，求职者需要了解对方的沟通方式和工作文化，否则容易有冲突和误解”。相比之下，国内的外派员工在当地职场软性沟通中，可能缺乏足够的语境积累。
不过，另一方面，也正因为此类工作对求职者的软实力要求极高，因此学历学位证书本身的QS排名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梁珺说，她所在的企业在乎专业匹配度要高于在乎学校排名。“以财务岗位招聘为例，相比于拥有顶尖QS排名名校背景但专业并不相关的人，企业更倾向于录用来自普通学校但学习数学等对口专业的求职者。”这种对专业匹配度的要求延伸到了签证层面，德国的外国人管理局在审批或更换工作签证时，也会审核申请人的专业与具体工作的匹配度。
走在西班牙的校园里，张哲函每天都能看到中国人，“旅游管理等商科专业，中国人挺多的”。在澳大利亚伍伦贡大学迪拜校区(QS排名195名)电气工程专业读大三的周楚瑶记得，2023年9月入学时，中国学生群里只有60多人，如今这个数字涨到了200。
据马来西亚教育全球服务中心(EMGS)最新发布的数据，2025年马来西亚共收到95522份国际学生留学申请，其中中国学生的申请量达31866份，占比33.34%，稳居各国首位。
随着新兴留学目的地变得热门，当地生活成本在上升。在马来西亚私立院校泰莱大学就读的田娅注意到，马来西亚的房租在上涨。“两室一卫的房子在2022年的房租是每月4100多元，现在已经涨到6100元。”
此外，用国外本科来实现人生“逆袭”的故事，并没有那么容易发生。入学后，付小麦发现，雅思达到入学标准，与真正听懂课之间还存在很远的距离，而且相较于国内高校，她所在的学校对学生的管理很松散，十分考验学生的自控力。
“刚开始，老师上的课和作业考试重点我听不懂，我必须跟华人同学处好关系，依靠能听懂的同学总结好之后告诉我。而且学校很注重团队合作和实践项目，分数占比很高，我没办法单打独斗，这是对智商和情商的双重考验。”付小麦说。
这些年，她观察到，马来西亚在积极抢占中国留学市场，如马来西亚理科大学开设了国际校区，“大都是中国学生”，国际校区对雅思分数的要求更低，仅需5.0。
在她看来，其中存在一个悖论：来读书的中国学生，高考分数其实比之前的学生更低，对一些学生而言，能够顺利毕业就不错了；但如果仅追求以平平的学业成绩毕业，在马来西亚留学的优势就无法真正实现。因为求职时，“东南亚的学历比国内普通一本矮一截，马来西亚的高校更多是为学生提供一个黄金跳板，去全球更好的学校读研，才有可能完成前置学历的刷新，否则回国就业仍然没有优势”。
“宽进严出”的学业门槛，在欧洲高校更加常见。张哲函在到西班牙后，发现国外的学习生活并没有想象中的顺利。“工科的学业标准很苛刻，我们专业每年的挂科率都在50%左右，大一时专业有40多名学生，大二有一半都退学或者转专业了。”
5年前，周晴从国内一所合办大学退学，申请到了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大学(QS排名60名)传播学专业。大一下学期开始，她的课业压力陡增，接连挂科，“大二上学期，五门课我挂了三门”。三年的本科学制，最终因为补修学分顺延了一个学期，她直到2026年2月才正式毕业。
与此同时，在就业方面，留学文凭的“含金量”下降是不争的事实。“以前大家觉得，留学是镀金，现在人们普遍认为，大部分留学生跟国内毕业生差别不是很大。”郑金连指出，根据调研，同岗位、同学历、同水平毕业院校情况下，国内一二线城市中，53.1%的用人单位更倾向于聘用国内院校毕业生，看重留学人员毕业院校排名的用人单位只有31.5%。有18.9%的留学人员认为其学历背景“认可度低，国内重点大学的学生更具优势”。
在泰国玛希隆大学(QS排名345名)国际学院就读国际商务专业的大三学生苏苏，对此深有体会。作为广东人，她计划毕业后回广州发展。这段时间，她每天都在频繁刷招聘软件，接连投递了字节跳动、网易等国内大厂的实习网申，但屡屡碰壁，多数时候连简历筛选这一关都没能通过。
苏苏原本以为，出国留学是对自身学历的一次提升，能为求职增加筹码，“没想到找一份实习就如此艰难”。她意识到，部分企业的HR可能对东南亚等小众留学国家存在着学历偏见，“并不认可这个留学经历”。
廖小瑜在一家宠物零食外贸公司担任HR，近几年招聘，她收到过来自德国、巴基斯坦等不同国家留学生的简历。她认为，企业不会仅仅因为对方是留学生就抛出橄榄枝。“实际上，留学生的实力和国内普通的大学生相比能高多少呢？”她认为，如果留学生自身能力不强，这层身份已经很难再换来企业的另眼相待。
在海外就业也没有那么容易。从波兰华沙大学经济学专业毕业时，陈晚原本想留在当地发展。在校延毕期间，她借着中企出海的东风积攒了不少工作经验，简历被几家知名企业填满：先在小米做了半年的实习，随后进入华为全职工作了一年多，毕业后又入职OPPO负责GTM(市场进入)业务。
拿着华沙大学(QS排名289名)的毕业证，本可以免去烦琐的工作许可证办理流程，但她还是选择了回国：波兰的税后工资较低，不断上涨的房租已经逼近她工资的二分之一。即使把目光投向其他欧洲国家，也面临着被当作“廉价劳动力”“存不下来钱”的尴尬局面。陈晚坦言，单纯的“波兰留学生”标签，无法获得当地或国内红利。
此外，留学变局下，也催生了不少灰黑产业链。付小麦说，目前马来西亚留学存在很多乱象，“‘1+3’‘2+2’‘3+1’的国际本科项目很多，但大部分在教育部是没有备案的，只是租国内高校的场地，挂羊头卖狗肉，所有的师资力量都是外聘的。我最近碰到一个学生，参加了某中介的国际本科‘2+2’项目，结果因为教学太水，雅思连5.0都没考过，出不了国”。
郑金连指出，随着教育国际化发展，越来越多国内外中介机构盯上了“低分留学”这块蛋糕，繁荣的背后暗藏风险。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会不定期公布对部分国外院校学历学位加强认证审查的名单，其中加强审查的大部分对象集中在马来西亚、菲律宾等近年较为火热的留学国，提醒广大留学人员审慎选择公告涉及院校(项目)。
“未来前往‘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留学的中国学生会越来越多，这方面的监管需要继续加强。”郑金连表示。
更重要的是，在AI的冲击下，学历的价值正在被重新评估。在郑金连看来，学生应拓宽对自身的评价体系，打破“只看学校名气和专业名称”的认知盲区。周骁则提到，就像计算机专业，不同高校的培养底色截然不同：有的侧重应用型编程，方便毕业后迅速对接企业实习，但面临较高的被技术迭代淘汰的风险；有的聚焦AI与算法体系；有的则侧重底层数学思维，便于学生未来跨界金融等领域。在变局中找准未来发展方向，才有可能在激烈的就业竞争中获得优势。
(除郑金连、周骁、周楚瑶外，文中其他受访者为化名)
《中国新闻周刊》2026年第24期
使用说明
故宫博{物院太和学者向澳门博物馆捐赠文物}
澳门七月二十四日电（中新社记者 郑嘉伟）故宫博物院太和学者、深耕澳门文物领域的专家赵强，今日在澳门博物馆完成了一桩文化盛事——他郑重地将六十九件（套）瓷器及佛教文献无偿赠予该馆。这一举动，距其六月向故宫博物院捐出五十五件明清瓷器仅一月有余，再度彰显了他对公立文博机构的拳拳之心与慷慨情怀。
这批捐赠的文物，时间跨度与地域广度皆令人瞩目，覆盖了海上丝路贸易、陶瓷工艺演进、跨文化互动以及宗教典籍等多个维度。其中，明清时期的瓷器尤为亮眼，囊括了漳州平和窑所产“汕头器”的青花与红绿彩佳品，以及景德镇窑系风靡海外的克拉克瓷；澳门本土烧造的彩瓷，则囊括粉彩、青花加彩、织金广彩等多元技法，尽显地方匠艺风采。此外，两册缅甸贡榜王朝时期的巴利文漆金羯磨经与一札贝叶经，亦为此次馈赠增添了浓郁的宗教与文化气息。
澳门博物馆馆长卢可茵对这批藏品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其极大充实并优化了馆内的收藏架构。她指出，从明清时期的外销瓷器，到澳门本地彩瓷，再到珍贵的佛教文献，这些看似独立的文物实则彼此呼应、互为佐证，构成了一幅描绘澳门在环球贸易、瓷器外销、文化交融与宗教传播中独特角色的历史长卷。它们为深入探究澳门乃至中西交流史，提供了更为严密、周详的实证体系，具有不可估量的学术价值。
值得一提的是，部分捐赠瓷器曾于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与葡萄牙里斯本澳门科学文化中心联袂举办的“镜海融光：澳门与中西文明互鉴五百年”展览中亮相，早已在国际舞台上生动诠释了澳门作为中西文明交汇枢纽的非凡历史地位。
谈及此次捐赠初衷，赵强言辞恳切，希望这批瓷器和佛教文献能够永久留存于澳门这片土地。他期待借助博物馆的典藏、研究、展览与教育传播功能，让文物真正“活”起来，发挥其应有的公共文化价值，引导公众更清晰地触摸中国陶瓷外销的辉煌轨迹、澳门城市发展的历史脉络以及佛教文化东渐的悠远回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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