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北京7月17日电 (记者 徐婧)全国高校绿色能源技术转移转化工作推进会于17日在北京房山区召开。此次会议全面梳理了全国高校绿色能源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北京）正式投入运营一年来所取得的阶段性进展，并集中展示了绿色能源成果转化支撑体系的建设情况及实际运作成效。

作为教育部统筹布局、全国范围内唯一专注于绿色能源领域的国家级技术转移转化中心，全国高校绿色能源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北京）自去年6月获准设立以来，始终紧扣教育、科技与人才一体化发展的总体要求，着力构建涵盖成果挖掘、价值评估、项目孵化到产业化落地的全链条服务体系。

过去一年间，该中心已成功搭建11个专业转化平台，整合了涵盖知识产权、技术转移、创业服务及投融资在内的22家专业机构，布局了20个覆盖北京内外的应用场景，并与全国67所高校建立起常态化协作机制。截至目前，中心已挖掘并储备890余项优质科技成果，其中80项已正式入驻中心，进入孵化及落地转化阶段，逐步形成“高校供给成果、平台专注转化、区域提供支撑”的协同创新格局。

在会议期间，中心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兰州大学等20余所新加入的高校代表共同开启了合作共建进程。未来，中心将与各参建高校在创新平台打造、成果转化实施、人才联合培养等多个维度展开长期合作。

在产业生态发布环节，北京市教委详细解读了《北京市支持全国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北京）建设若干措施》，中心亦发布了系列配套支持政策，并面向全国高校启动“拨投结合”项目征集，旨在为绿色能源领域的科技成果转化提供全方位保障。与此同时，国转中心暨良乡大学城分析测试协同创新平台也正式揭牌启用，该平台将面向所有参建高校及科创企业开放高校、科研院所、头部企业和检测机构所拥有的高端科研设备，有效降低转移转化过程中的研发测试成本。

展望未来，国转中心将继续发挥区域特色优势，在优化转化生态、加速项目落地、培育复合型人才等方面持续深耕，积极推动更多高校绿色能源前沿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为国家“双碳”战略的实施以及首都绿色能源产业的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宁波余姚7月30日电（项菁报道）浙江宁波余姚官方最新披露的数据显示，本年度前六个月，该地区在皮革、毛皮及其制品领域的进口总额达到2.2亿元人民币，与去年同期相比实现了52.7%的显著攀升。近年来，国内裘皮服饰市场热度不减，消费需求持续走高，由此带动了当地对裘皮原料进口的强烈兴趣。

作为享有“中国水貂皮服装产业基地”美誉的区域，余姚在裘皮产业领域拥有深厚的积淀与扎实的基础。中国裘皮城商圈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会长、余姚市裘皮商会执行副会长干品钦在受访时指出，上半年余姚皮革和毛皮材料的进口量出现大幅跃升，其核心动力源自去年下半年裘皮服装销售行情的异常火爆。由于制造商普遍面临库存吃紧的局面，因此今年纷纷加大了原料采购的力度。与此同时，今年裘皮服饰所用原料的价格相较于去年也呈现上行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进口总值的增长。

干品钦进一步分析道，裘皮服饰因其原材料成本高昂，单件产品的定价通常处于较高水平。然而，近年来消费群体的结构正在悄然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年轻消费者对裘皮服饰青睐有加，他们认为此类服装不仅具备出色的御寒保暖性能，更在时尚表达和个性彰显方面具有独特优势。

追溯余姚裘皮产业的发展历程，堪称一段“从无到有”的传奇佳话。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前后，一位香港同胞在余姚朗霞投资创办了当地首家裘皮生产企业，由此开启了该产业在此地的萌芽与成长。历经四十余年的演进与壮大，余姚现已构建起一条覆盖原料加工、创意设计、智能制造直至品牌运营的完整产业链，并成功打造出一个产值超百亿的产业集群。

干品钦自己的公司同样扎根于朗霞街道。他透露，今年上半年，企业已明显增加了原材料的进口规模，整体销售额同比增幅超过20%。他补充道，“目前工厂正处于紧张的设计和生产阶段，旨在为即将到来的秋冬销售旺季储备充足的货源。”

近期，一连串科研诚信事件频频引爆舆论场，令学术界内外为之震动。学术造假既是困扰已久的“沉疴顽疾”，却又总能以种种令人瞠目结舌的形式刷新公众认知。症结究竟何在？

“顶层设计并非短板。”谈及科技监督，数位深耕科技管理领域的专家及科研诚信研究者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坦言，执行的“最后一公里”往往才是真正的卡点。针对数据伪造、图表篡改等主观恶意的不端行径，受访者们一致认为，必须在学术界构筑起“不能作假、不敢作假、不想作假”的严密防线。

回溯制度建设，2018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已勾勒出清晰的治理蓝图。该文件不仅明确了科研诚信管理的运行机制与责任架构，更将各类从事科研活动的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界定为“第一责任主体”，要求科研院所与高等院校通过修订单位章程或制定学术委员会章程，清晰界定学术委员会的诚信建设职责与权限范围，并在经费拨付、专职人员配备及办事机构设置上给予充分保障。

这份文件同时设定了严密的核查机制，要求学术委员会自行组织或委托基层学术组织、第三方评估机构，对本单位科研人员发表的重要论文等成果实施全覆盖式验证，且核查行动须以3至5年为一个周期常抓不懈。文件亦明确规定，项目（课题）负责人、研究生导师等须对重要论文的署名规范、研究数据真实性以及实验可复现性承担诚信审核与学术把关之责。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研究员、科研诚信研究中心副主任袁军鹏，以及某高校科技创新管理与科技政策专家李力均表示，我国的科技监督理念已与国际前沿接轨。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评价中心科研诚信研究组负责人郑雯雯则强调，从制度支撑来看，国家层面已为科研诚信建设构筑了相对完整的政策体系。

2022年，科技部会同22个部门联合颁布《科研失信行为调查处理规则》，系统界定了八大类科研失信行为，并对调查处理的责任分工、惩处细则等关键环节予以明确。转至2026年2月，科技部再度发布《科学技术活动违规行为调查处理规定》，将科技活动实施单位、科研人员、评审专家及第三方机构等主体的违规行为及相应处理举措纳入规范框架。

然而，长期关注科技创新管理与政策走向的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仲伟俊及前述受访者普遍认为，现实中对规则的漠视与“无畏”心态仍大量存在。科技活动的完整链条涵盖项目立项、研究实施、成果产出、论文投递与发表、项目结题等众多节点，如何让诚信规则真正落地生根，仍是亟待破解的难题。

具体而言：项目负责人该以何种手段对实验数据进行诚信核验？学术委员会又如何为本单位科研成果背书？期刊编辑与审稿人能否守住学术发表的第一道关口？“民间打假”力量又应在监督体系中占据何种位置？

部分受访者指出，项目负责人与学术委员会囿于人力与精力，往往难以对论文中的每一个数据细节进行地毯式排查。至于期刊编辑与审稿人的角色，袁军鹏解释称，其审查重点通常集中在“逻辑自洽性、方法规范性、结果合理性及创新程度”，而非对原始数据展开“司法式鉴定”，绝大多数情况下“审稿人默认作者数据为真实”。他强调，同行评议多为“无偿的业余劳动”，尤其近些年来全球论文投稿量呈爆发式增长，审稿人几乎无暇也无精力去逐条核实原始数据。

在袁军鹏看来，“民间打假”可作为学术监督体系的有益补充与早期预警系统，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倒逼学术生态走向净化。但他同时提醒，这一路径潜藏的风险不容小觑，例如需审慎考量其严谨性与专业性，谨防滑向情绪化的“网络审判”泥潭。

郑雯雯则建议，面对学术监督的诸多难点，一方面要持续完善并严格落实制度要求，另一方面需善用技术手段赋能监督，例如研发推广论文诚信筛查工具，为监管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袁军鹏亦提出，学术出版行业应着力强化编辑部的技术核查能力，借助人工智能审查数据一致性、图片重复及文本剽窃等问题，力图让科研人员“不能作假”成为现实。

在联合惩戒层面，李力、仲伟俊及袁军鹏均认为，促使科研人员“不敢作假”与“不想作假”同样迫在眉睫。他们分析指出，对学术不端后果的“预期”模糊，正是部分人甘愿冒险的深层动因。袁军鹏解读道，《科研失信行为调查处理规则》虽已划定处罚尺度的“底线”，但李力与仲伟俊则主张，对产生重大不良影响的失信行为，应在底线之上从严惩处。仲伟俊特别强调，凡涉及人民生命健康领域的科研失信，惩戒力度必须升级。

今年年初，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厅发布的《加强医学科研诚信专项治理的工作方案》明确提出，要大幅提高科研失信行为的惩处烈度，力争通过三年集中整治，使论文造假等突出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并初步构建起“不敢失信”的长效机制。方案规定，凡存在从“论文工厂”购买论文、伪造数据、虚构评审人邮箱等行为者，十年内禁止承担财政性资金支持的科技活动；对方案发布后仍顶风作案者，将从严从重处置，终身禁止承担财政性资金支持的科技活动。

记者留意到，《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亦提出，应积极推进对严重违背科研诚信行为的刑事规制理论研究，推动立法与司法机构适时出台相应刑事制裁条款。据袁军鹏透露，国外已有科研人员因学术不端而锒铛入狱的案例。郑雯雯呼吁，有必要在全国层面进一步强化制度宣贯，使社会各界对各类学术不端行为的处罚尺度形成统一且清晰的预期。

李力还着重强调，要深入推进“联合惩戒”措施。在他看来，实现“零容忍”须从根上铲除科研失信者所依附的利益链条，切断其与学术地位挂钩的“隐性福利”。记者注意到，2018年，国家发展改革委等41个部门联合签署的《关于对科研领域相关失信责任主体实施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已列明43项惩戒举措，覆盖限制院士提名与被提名、公务员招录、事业单位法定代表人登记、股权激励乃至银行信贷和融资等多个维度。

《加强医学科研诚信专项治理的工作方案》进一步要求落实上述备忘录，对失信主体实施联合惩戒，具体包括撤销通过失信行为获取的职务与职称、减少或暂停研究生招生乃至取消导师资格、取消利用失信行为获得的高层次专家称号，以及移除其在学会、协会、研究会等学术团体和学术、学位委员会中的委员或成员资格，切实形成“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震慑格局。

谈及科技监督的固有局限，多位受访者表示，某些短板难以回避。仲伟俊坦言，对于像数据造假这类恶意行为，若造假手法极为隐蔽高明，短期内或难以及时暴露。袁军鹏与李力还补充道，任何监督环节都不应、也无法对所有科研人员预设“有罪推定”，否则既是对广大恪守诚信原则者的不公，也是对有限监督资源的无谓消耗。

因此，受访者们强调，破解学术不端困局还需在科研共同体内部培育深层的诚信自觉，使科技工作者从内心深处“不想作假”。而营造风清气正的学术气候，与评价体系的“指挥棒”导向休戚相关。仲伟俊与李力认为，由于论文等成果与头衔、待遇、资源、权力高度捆绑，学术不端可能带来的巨大回报往往成为诱使科技工作者迷失方向的“致命诱饵”。

记者注意到，《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要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与机构评估改革，建立以科技创新质量、实际贡献与绩效为导向的分类评价制度，将科研诚信状况作为各类评价的重要指标，倡导严谨治学，摒弃急功近利。文件强调坚持分类评价，推行代表作制度，不得将论文数量、专利、荣誉头衔、项目承担情况或获奖经历设为限制性条件。同时，须尊重科学研究的内在规律，建立针对重大研究的长周期考核机制，并开展临床医学研究人员评价改革试点，构建设置科学、评价合理、管理规范且服务全面的考核评价体系。

仲伟俊直言不讳地指出，要避免急功近利的浮躁风气，还需“养得住‘闲人’”。他解释称，“重赏”之下难免催生“勇夫”，因而呼吁对科研人员的管理应当适度“宽松”，激励措施宜止于“体面”层面，让科研真正成为热爱科学者的“生活方式”，而非投机者的“逐利工具”。（应受访者要求，李力为化名）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张茜

7月26日，一场备受瞩目的国际性活动在广东深圳举行——国际红树林中心首次理事会会议暨揭牌仪式，这不仅是该中心发展历程中的里程碑事件，更意味着这一源自全球愿景的倡议已经迈入实体运营的全新阶段。此举充分彰显了中国政府在推动红树林保护跨国协作方面所展现的务实精神与积极担当。

回溯时间轴，2022年11月，中国于《湿地公约》第十四届缔约方大会上率先发出倡议，提议在深圳设立国际红树林中心；次年9月，该中心在第62次常委会上被正式认定为区域动议；2024年11月，来自首批18个意向成员国的代表齐聚深圳，共同签署了《关于成立国际红树林中心的协定》；直至2026年6月，这一协定方才正式生效，为后续运作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

截至当前，国际红树林中心已汇聚了8个正式成员国及13个签署国，其合作网络广泛覆盖亚洲、非洲与美洲等全球红树林分布的关键区域，展现出强大的国际凝聚力与代表性。

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始终将红树林保护置于重要位置，不仅颁布并实施了专门的湿地保护法律法规，更在其中单列条款，为红树林的保育工作构筑起坚实的法律屏障。得益于这些举措，目前中国红树林总面积已达到3.17万公顷，与21世纪初期相比增幅高达44%，使中国跻身于全球少数几个能够实现红树林面积稳步增长的国家行列。与此同时，红树林生态系统的完整性、生物多样性水平以及蓝碳固碳效能均获得了显著提升，生态效益日益凸显。

作为世界上首个专注于红树林保护与协作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国际红树林中心的核心使命在于凝聚全球力量，共同推进红树林的保护、修复及可持续利用，深度融入全球生态治理进程，全力守护这一珍贵而脆弱的自然瑰宝。

在会议现场，中方代表郑重承诺，中国政府将与各成员国紧密携手，紧密围绕中心的战略规划，进一步深化信息交流与数据共享机制，协同推进科研攻关、能力建设及示范项目，为各国提升红树林保护管理水平提供有力支持，从而为全球生物多样性维护、气候变化应对及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贡献积极力量。

各签署国代表亦纷纷强调，国际红树林中心作为《湿地公约》框架下独具特色的区域动议，必将为各国强化政策对话、促进技术协作与经验互鉴提供至关重要的平台，进而有力推动全球范围内红树林的保护修复与可持续利用事业迈向新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