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务院正式发布《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下称《规划》）。这份文件与《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下称《纲要》）紧密对接、有机呼应，在承前启后的关键节点，为未来五年教育改革与发展勾勒出系统而清晰的目标任务。多位专家学者接受采访时，围绕该规划的核心要义展开深入剖析。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统计分析研究所所长马晓强认为，《规划》与《纲要》以及《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三年行动计划（2025—2027年）》（下称《三年行动计划》）构成了一条环环相扣的政策脉络。“以长跑作比，《纲要》确立了全程的终点与赛道，《三年行动计划》属于刚起跑时的发力，而《规划》则是关乎整体成绩的途中跑阶段。这一特殊定位，要求《规划》必须扎实筑基、全面推进，为最后的冲刺蓄足势能。”

这种战略上的接续与深化，在具体实践中体现得尤为突出。马晓强举例说，围绕“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纲要》提出实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三年行动计划》完成了起步阶段的基础铺排，而《规划》则进一步将任务工程化、举措具体化。从目标设定、近期行动到具体执行，三份文件层层递进、彼此嵌套，体现出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略耐心。

“如今在校的大中小学生，到2035年将成长为年富力强的社会中坚，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核心力量。因此，当下的立德树人工作，实际上是在为未来而谋划、为明天而布局。”中国教科院学术委员会执行副主任邓友超如是说。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原部长朱旭东指出，《规划》从四个维度系统部署了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基础教育的提质扩容、高等教育的创新能力锻造、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整体建构，以及在全球教育赛道上的引领式发展。这四重维度，共同回应了公众从“有学上”到“上好学”的深层期待。

——在基础教育方面，朱旭东分析认为，推动学前教育普惠优质发展、义务教育优质均衡推进、高中阶段多样化办学，意在让更多孩子享有更高质量、更为公平的教育资源，切实缩小区域、城乡和校际差距，让“在家门口就能接受优质教育”成为现实。

——在高等教育层面，清华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李立国解读称，《规划》明确引导高校由学科导向转向服务国家战略需求。未来五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规模将扩容逾10万人，同时还将支持建设一批新型研究型大学。从南方科技大学、西湖大学到福耀科技大学，这些新兴学府正在开辟多样化的人才培养路径。

——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方面，《规划》着力推动职业教育深度融入人工智能、数字化等新质生产力要素，精准对接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需求，一套适配新型工业化进程的教育架构正在加速成形。

——在全球教育赛道引领方面，朱旭东表示，中国教育正经历从“追赶借鉴”到“引领创新”的转型。在人工智能与教育深度融合的疆域，中国已然跻身世界前列；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教育协作优势也在不断拓展。未来的关键，在于凝练出可复制、可推广的中国方案。

此外，《规划》还重点强化了教师队伍建设。朱旭东将其概括为“三重获得感”：专业层面的获得感，聚焦学历提升与培训体系的完善；职业层面的获得感，落脚于社会保障的落实与尊师重教氛围的营造；个人发展层面的获得感，则关注教师的身心健康与职业幸福。“三方面协同推进，才能真正提高教师的职业幸福感。”他说。

值得注意的是，《规划》首次在教育五年规划中专设章节部署规划布局，其背后是人口结构、产业升级、科技演进三大变量的深层变革。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厚莲透露，基础教育各学段正经历“排浪式”入学高峰。与此同时，城镇化进程中人口持续由乡村向县城、大城市及省会城市聚集，使教育资源调配面临复杂矛盾——农村生源持续缩减，而大城市超级学校的大班额现象依旧突出。

邓友超指出：“若继续沿袭以往惯性思维配置教育资源，难免出现过剩与短缺并存的窘境。《规划》要求各地精准研判人口流向，科学布局校点，这一安排正当其时。”

在高等教育范畴，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高校已在积极试点技术转移办公室和技术经理人机制，推动更多论文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正如李立国所言：“当科研成果真正对接市场需求时，资本自然会在市场机制引导下跟进。目前，我国在论文和专利数量上已不逊于美国，然而创投资金的投入差距依然显著——这正是《规划》首次提出‘政产学研用金’六要素协同联动的深层考量。”

中国教科院数字教育研究所所长曹培杰观察到，《规划》鲜明提出“推进教育数智化变革”，标志着教育发展迈入数字化与智能化融合并进的新阶段。“《规划》对人工智能这一关键变量着墨颇多。人工智能无疑是战略前沿中的重中之重，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构成，也是大国博弈的制高点。因此，无论是学科专业布局的调整，还是课堂教学模式的革新，归根结底都是为回应人工智能给教育带来的深刻机遇与挑战。”

每一项战略部署的背后，无不承载着千家万户的殷切期待。李立国总结道：“这份施工图所勾勒的，不仅是教育系统自身的面貌更新，更是强国建设与民族复兴所需的人才基石与未来图景。”

（北京6月30日电 记者 姚晓丹 王轩尧）

近期，一些网络信息宣称“教师岗位将全面实现硕士化，本科学历者难以踏入教职门槛”，甚至提出“教师群体需提前应对职业转型风险”等说法。针对这些流传的言论，记者从“全国教育辟谣”平台获悉，经与教育部相关职能部门核实，上述说法均为失实内容，现予以明确澄清。

根据中共中央与国务院联合印发的《关于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政策导向在于提升教师培养层次，具体举措包括：为幼儿园及小学阶段重点培育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师资力量，同时逐步推进中学教师队伍以研究生学历为主体的培养目标。然而，部分信息将“重点培育”和“逐步推进”误读为即刻适用于全体教师、具有强制性的统一要求，这显然是片面的理解。相关正式政策文件从未设定“全面硕士化”或“本科毕业生禁止进入教师行业”的硬性规定。

此外，关于六所部属师范大学公费师范生实施本硕衔接培养的举措，这仅是部属高校在师范教育领域的一项自主改革试点，其范围仅限于这些院校本身，并不扩展至其他师范类高校。

为此，提醒广大师范专业学生及在职教师，应通过教育部官方网站（www.moe.gov.cn）等权威途径获取最新政策资讯，避免轻信或传播不实网络信息，确保对政策动向有准确认知。

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官网披露，中国人民银行已正式授权该机构发布最新人民币汇率基准数据。2026年7月31日，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设定为6.7894元，较前一交易日小幅回落2个基点。

　　数据成为论文：重新定义“科学成果”

　　——对话中国科学院院士于贵瑞

　　在人类科学发展的漫长历程中，科研成果的表达与传播方式始终在演化。从口头传授到手稿传抄，从正式期刊的诞生到如今数字化的即时传播，每一次载体的变革都深刻重塑了科学发现的路径与科学合作的模式。

　　日前，我国首本英文数据期刊《数据快报(英文)》正式创刊发布。该科技期刊定位为顶级综合性数据出版平台，由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主办，中国科学院院士、生态领域战略科学家于贵瑞担任主编。此外，2026年中国科学院还将创办一系列不同领域的数据期刊，它们将与《数据快报(英文)》共同组成数据期刊集群，为科学家提供快速分享数据成果的渠道，搭建起连接国内外的一流科学数据交流与传播桥梁。

　　《数据快报(英文)》的创刊，并非仅是期刊方阵的简单扩容。它指向一个更深层的时代命题：当科学数据从科研“副产品”跃升为与论文同等重要的战略性成果，学术表达体系又该如何变革？围绕这一命题，记者与于贵瑞院士展开对话，请他深入阐释“论文或论著”与“数据论文或产品”并行发展的时代必然。如于贵瑞所言：“如果说过去一个世纪论文是记录人类科学发现的重要载体，那么未来一个世纪，人类将必然用数据与论文共同书写科学史的新篇章。”

　　论文不再是唯一终点，科学成果需要多条腿走路

　　数百年来，科学家竞相追求发表论文，学术优先权、职称晋升、学科评价锚定于此。然而，当科学数据被赋予“成果”地位，能够像论文一样发布、共享、引用时，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浮出水面：我们是否正在经历对科学成果定义权的重新定义？从“论文为王”到“数据并举”，这究竟是一次边界的延展，还是一次内核的重塑？

　　记者：您提出科研成果正从“论文唯一载体”走向“论文与数据并行”的新时代。对科研人员而言，最直接的一个焦虑是：如果数据也能作为独立成果发布，这是否意味着传统论文的地位将被稀释？两种成果之间是什么关系？

　　于贵瑞：这不是地位稀释，而是内涵扩容。论文传播的是“发现了什么”与“认知了什么”，它承载着人类对世界的解释与理论建构；数据论文或数据产品则精准传播的是科学观测的确切结果、可供挖掘新知的“原始材料”，以及系统整编的科技信息。两者承担不同使命：论文提供认知结论，数据提供可复用的证据链。并行发展意味着科学成果从“结论发布”延伸到“证据发布”，让知识生产的全链条都能被看见、被检验、被复用。这不是谁取代谁的问题，而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终于同时获得了学术承认。

　　记者：现代科学数百年形成了一套高度制度化的模式——“提出问题—实验观测—分析论证—发表论文或专著”。在这个链条中，数据长期处于“幕后”。现在要把数据从幕后推向台前，最大的观念障碍是什么？

　　于贵瑞：最大的观念障碍，恰恰在于这个经典模式太成功了。数百年来，无数学者的思想光辉通过论文体系汇聚成璀璨星河，照亮了人类认知世界的道路，这使得人们下意识地将“成果”等同于“论文”。但过去一个世纪，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这幅图景正在发生深刻改变：科学数据与科学论文双重爆炸式增长，还原论、整体论、系统论、实践论等多元科学思维走向大融合，自然科学已从“象牙塔”走向服务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伟大实践”前沿。在这种变革中，继续将数据视为论文的附属品，无异于用旧地图寻找新大陆。

　　记者：“数据论文”这个概念，让很多一线科研人员既兴奋又困惑。大家比较关心的是：发布数据论文能否像传统论文一样，获得切实的学术认可？在职称评审、项目申请中，它能成为“硬通货”吗？

　　于贵瑞：这正是我们推动新型数据出版生态系统的核心关切之一。科学数据长期以来被视为“初级产品”或“副产品”，正是因为它缺乏独立的成果身份和规范的引用评价通道。Data Express期刊群的创建，目标之一就是让数据成果如同重磅学术论文一样，通过国家级平台获得应有的学术显示度与国际传播力。当数据论文拥有了规范的标识注册、标准引用和影响力评价体系，它在学术评价中的“硬通货”属性自然会建立起来。这不是某个机构的一纸文件能解决的事，而是需要基础设施、评价标准、学术共同体共识三者协同推进的系统工程。我们正在铺设的就是这条轨道。

　　数据用不起来，再多的投入也是沉没成本

　　任何一场深刻的学术变革，都不是凭空发生的。从国家战略资源的全球竞争，到人工智能对“算料”的饥渴需求，再到开放科学对“可重现性”的严苛要求，三股力量正在从不同方向挤压传统的成果表达体系。问题在于：这些驱动力究竟是口号，还是已经让科研人员感受到切肤之痛的现实压力？

　　记者：您谈到国家层面需要高水平的数据成果发布平台。现实是，我国大科学装置、野外台站网络产出的海量数据，大部分仍处于“存得下来，但发不出去；发得出去，但影响力不够”的困境。这个困境的症结究竟在哪里？

　　于贵瑞：三者皆有，但核心是缺一套完整的、与国际接轨的数据出版与传播基础设施。缺平台，意味着高质量数据没有匹配其价值的展示窗口；缺标准，意味着数据成果的规范描述、质量控制和同行评议尚未形成公认范式；缺意愿则是前两者的必然结果——当科学家的数据贡献无法被有效记录、引用和回报时，共享动力自然会衰减。这恰恰是我们启动Data Express的关键动因：为国家级战略数据资源提供与之匹配的出版渠道，让数据贡献者获得应有的学术回报，形成“生产—出版—复用—再创造”的良性循环。

　　记者：您刚才提到一个更深层的概念——我们不仅需要数据出版平台，更需要对“数据”本身正本清源。在推进这项工作时，重新厘清“数据是什么”为何如此重要？

　　于贵瑞：因为如果不厘清这一点，讨论就容易滑入“数据就是计算机里的0和1”这种技术化、窄化的理解。在更广阔的科学语境中，“Data”一词源于拉丁语“datum”，意为“被给予的事物”。其核心含义是“为参考、分析或决策而收集起来的事实、信息或统计资料”。它可以呈现为数字、文字、度量值、观测结果乃至对事物的描述——简而言之，数据是我们用来分析研究，并从中获取新认知的原始材料。当这些经过科学设计、严谨采集与系统整编的“原始材料”本身被赋予成果地位，能够像论文一样被发布、共享、引用和评价时，我们谈论的就不是一个技术升级问题，而是一个崭新的学术交流纪元的到来。正本清源，是为了让学界意识到：数据出版不是“多了一种出版物”，而是科学成果内涵与外延的一次重新定义。

　　记者：“AI-Ready数据”是当下热门词，但一线科研人员更想知道一个实在的问题：我的数据如果不做成“可机读”的形式，会在多大程度上失去价值？这种压力是真实的，还是被夸大了？

　　于贵瑞：这是真实且正在加速的压力。未来人工智能的国际竞争，本质上也是高质量数据资源的竞争。再先进的大模型，若无大规模、高标准、可计算的数据作为“燃料”，也无法产生可靠的科学发现。“AI for Science”的核心路径是“高维数据+物理模型+神经网络”深度融合，实现从传统模拟预测到智能生成创造的飞跃。传统论文中的数据描述，机器难以直接读取和计算，如同让一个高速引擎去烧未经提炼的原矿。数据论文的使命，恰恰是把科学数据高效转化为可计算、可复用、可机器理解与训练的“AI-Ready”资源，让它成为“机器可读的科学知识载体”。如果你的数据无法被机器高效获取和理解，在AI驱动的科学发现流程中，它很可能会被绕过、被忽略。这不是未来威胁，这是当下正在发生的筛选机制。

　　建平台易，建生态难，关键在于让数据“活”起来

　　建设一个数据出版平台相对容易，构建一个让数据真正流动、复用、增值的全球知识生态，则是完全不同的挑战。Data Express提出了三个核心定位和“四个一体化”的蓝图，从刊群矩阵到技术平台，从专家网络到学术共同体。但理想丰满，落地几何？科研人员更关心的是：这个生态系统最终能给我的研究带来什么实际的便利和回报？

　　记者：Data Express的愿景中，有三个核心定位：国家重大数据成果的首发平台、驱动开放科学运转的关键枢纽、国际学术交流与数据外交的重要窗口。这三个定位之间是什么关系？

　　于贵瑞：这三个定位是递进且互补的。首发与汇聚平台解决的是“数据有处可发”的问题，这是基础；驱动开放科学运转解决的是“数据发了有用”的问题，这是核心——我们致力于推动科学数据从“保存”走向“共享”，再从“共享”迈向“复用”，促成“数据生产者—数据出版者—数据使用者”三方协同共赢的良性循环；国际交流窗口解决的是“数据有全球影响力”的问题，这是目标——坚持国内与国际稿源并重，让世界看到中国不仅是科学数据资源大国，更将坚定不移地迈向科学数据出版强国。三者缺一不可。只做首发而不激活复用，就是静态仓库；只谈共享而没有国际话语权，就难以吸引全球优质稿源和合作。这是一个系统工程。

　　记者：过去，论文发表后，数据不可得、代码不可见、模型不可验证，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可重现性危机”。Data Express明确要构建“数据—软件—模型—论文一体化”的新型立体化传播体系，那么，如何从制度设计上确保这种一体化不是“拼盘式”的简单捆绑？

　　于贵瑞：关键在于平台一体化的技术贯通。我们依托数字出版引擎、科学数据银行、国家科技资源标识等基础设施，把数据存储、标识注册、开放出版、国际传播与学术评价的技术全流程打通。这意味着，一篇数据论文的发表，不是孤立地上传一个文件，而是连带其背后的数据产品、分析软件标识、算法模型链接，共同构成一个可追溯、可验证的完整支撑链条。这不是事后拼凑，而是从提交流程的一开始就被作为整体单元来处理和评议。评审者可以同步审视数据质量、方法逻辑和结论之间的自洽性，这在制度层面就为“可重现性”提供了保障。这是确保科学严谨性、缩短创新周期的关键制度设计。

　　记者：当前，很多科学家对数据共享仍心存顾虑——怕被抢发、怕被滥用、怕投入巨大心血的数据库被“搭便车”。Data Express在保护数据生产者利益和激励开放共享之间，如何找到平衡点？

　　于贵瑞：这个顾虑非常真实。我们的设计逻辑是“以确权促共享”。首先，数据论文的发表本身就确立了学术优先权——你的数据集通过同行评议正式出版，带有时间戳和数字对象标识符，这就是你作为数据创造者的学术身份证。其次，我们致力促成“数据生产者—数据出版者—数据使用者”三方协同共赢的良性循环：使用者必须规范引用，引用将被追踪记录，记录将转化为可量化的学术影响力。当数据贡献能被看见、被计量、被回报时，共享就不再是单向的付出，而是一种能带来持续学术回报的战略行为。

　　我们期待实现的愿景是：让每一份凝结着智慧与心血的高价值科学数据，都能被发现、被共享、被引用、被传承，让数据论文与产品成为连接科学家、连接学科、连接世界的新语言和新纽带。这既是应对范式变革的必然选择，也是为开放科学与人工智能赋能的科学发现、技术发明与工程创新，贡献中国力量、中国产品与中国智慧的必由之路。

　　(本报记者 崔兴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