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伏天自7月15日正式开启，一年之中阳气最为炽盛的阶段随之而来。当天清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的门诊大厅已是人头攒动，众多市民早早赶来排队等候贴敷三伏贴。呼吸科、儿科、耳鼻喉科等诊室门外，等待的长龙蜿蜒曲折，队伍中既能看到满头银发的老者，也随处可见由家长牵着手的小小身影。

10岁的小姑娘佳佳已是第四次体验三伏贴。她的奶奶站在一旁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透露：“孩子一直有鼻炎的毛病，坚持贴了以后效果挺不错，症状缓解了许多。”而同龄的小莫也已连续第三年接受三伏贴治疗，她的姥姥讲道：“这孩子以前体质偏差，三天两头就感冒，这几年坚持下来，明显能感到生病次数少多了。”刚步入职场的张琉树也趁着上班前匆匆赶到医院，这已是她第二年尝试，“尽管去年没觉得有什么显著变化，但我还是想再坚持一段时间看看”。

记者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获悉，截至7月14日，该院三伏贴的预约量已达约7000人次，这一古老的中医疗法至今仍然深受广大市民的信赖与认可。

三伏贴到底凭借什么原理起效？该院呼吸科副主任医师孟广松向记者解释道，其理论根基源自中医“天人相应”和“春夏养阳”的核心理念。春时阳气萌发，夏日阳气鼎盛，到了三伏时节，自然界阳气抵达年度峰值，人体与之相应，毛孔舒张，气血运行愈发充沛。此时借助温阳散寒之品贴敷于特定穴位，可进一步增强人体阳气，将潜藏于体内的寒湿阴邪逐出体外。这正是中医“冬病夏治”理念的精髓所在，也是“治未病”思想在炎炎夏季的具体落实。

该院耳鼻喉科主任医师闫新宇则用一个形象比喻向记者阐释：三伏贴好似为身体推开了一扇窗，让深藏体内的寒气得以“散发出来”，推动阴寒性质的病患向温暖方向转化，进而实现减轻乃至祛除病根的目的。

然而，三伏贴并非人人适用、包治百病的“万能贴”，辨清自身体质是否契合，乃是首要关键。孟广松指出，三伏贴主要面向两类人群：一类为阳虚体质者，其往往怕冷畏寒、四肢冰冷、易腹泻、面色苍白；另一类则是寒性疾病患者，如慢性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慢阻肺等，以及经常感冒、体质虚弱的老人与儿童。这类疾病共同特征在于遇冷则加重、得热则缓解，根源皆是体内藏有阴寒之邪。相反，若本身属于实热体质——体格壮实、常嗓子疼痛、面部泛红、目赤、咳黄稠痰、大便干结——贴敷三伏贴无异于“火上浇油”。此外，正处于发热阶段、皮肤有破损或严重过敏者，以及孕妇和两岁以下的婴幼儿，同样不宜采用此法。

闫新宇特别强调，尽管同名为三伏贴，但针对不同疾病所选取的穴位各有差异，讲究“辨证选穴”。他举例说，鼻为肺之窍，鼻部又借督脉与大椎穴相通，因此对于虚寒性疾患，如过敏性鼻炎、慢性鼻炎，主穴多选用肺俞与大椎；若患者伴随咽喉不适、异物感或虚寒性咽炎，鉴于咽喉为肺胃之开口，主穴则需在肺俞基础上增加脾俞，另加天突穴。若兼有脾胃虚寒症状，还需配上脾俞；若出现腰膝酸软、下肢寒痛等肾阳虚表现，则需搭配肾俞；若存在气滞不通，则加膈俞。“简单来说，病症不同，主穴各异；兼证有别，配穴亦随之调整。贴敷选穴必须依具体病情与体质灵活定制，绝非‘一方膏药适用于所有人’。”闫新宇如是说。

记者在走访过程中发现，不少人对三伏贴抱有“贴了就能立竿见影”的急切心态。孟广松对此强调，三伏贴所针对的是慢性疾病，而慢性病的调养需贯穿预防、治疗与康复全过程，三伏贴不过是综合治疗手段中的一环，不能指望靠几片药贴便彻底根除问题。“临床上普遍建议连续规范贴敷三年以上。许多长期坚持的患者反馈，鼻炎、咳喘在秋冬季节的急性发作频率确实显著下降。但这种改善是渐进累积的，需要时间以及医患双方的耐心协同。”他建议，不了解自身体质状况的市民，最好先请专业中医师把脉察舌，经辨证后帮助确定穴位及贴敷方案。

酷热潮湿的三伏天同样是对夏日养生的考验。孟广松指出，这一时节养护阳气的关键并不在于“补”，而在于“不伤”。古人云“形寒饮冷则伤肺”，贪食冷饮、整夜吹风扇或空调，皆在不知不觉中损耗着人体的阳气。他提醒，即便是没有慢性疾病的年轻人，也应避免过度贪凉。此外，在室内开空调时，温度宜设置在26℃上下，风力调至最低，避免直吹身体；湿度偏高时开启除湿功能，将室内湿度维持在40%至60%；夜晚可将空调调至27℃，最好开启客厅空调，让凉气缓缓渗入卧室。

孟广松最后告诉记者，三伏贴诚然是“冬病夏治”的代表性疗法，虽然名声最响，但“不可能单靠一年一个方子就彻底调整体质”。实际上，中医四季皆有各自不同的养生方案，例如“冬病冬治”的三九贴，便可通过穴位贴敷辅助治疗疾病加重阶段。“顺应自然节律，使人体正气自然充盈，也就是中医所谓的‘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这才是养生与治病的根本之道。”孟广松如此总结。（为保护患者隐私，文中受访患者均为化名）

中新网南宁七月十七日电（林浩 韦佳秀 陈沿佑）十七日，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期望桂商桂企能与香港企业携手“扬帆共航”，以香港为跳板，进一步拓展海外市场版图。

当日，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统战部携手广西壮族自治区工商业联合会、广西壮族自治区归国华侨联合会、香港特区政府投资推广署等机构共同主办的2026年助力桂商桂企出海交流会在南宁拉开帷幕。

李家超以视频形式致辞时指出，香港堪称桂商桂企迈向国际的绝佳门户，凭借“超级联系人”与“超级增值人”的双重身份，能够在融资上市、品牌塑造及市场开拓等环节，助力桂商桂企畅通对接内地与海外资源。

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在发言中谈到，近年来桂港两地合作日益紧密，双方已就“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协同拓展东盟市场”形成重要共识。他鼓励广西企业家善用香港连通全球的商贸脉络、国际客户资源和展销平台，更深层次融入“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市场，并积极抢占东盟商机。

展望未来，广西将与香港并肩推进边境经济合作区的扩容提质，提升开放通道、枢纽节点及平台载体的综合能级，同时深化与东盟国家在人工智能应用领域的协作，合力构建跨境产业链与供应链体系。

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方光华则建议，广大民营企业应充分发挥广西的区位优势，依托港澳平台，推动从“产品输出”向“品牌输出”的快速转型与升级。

活动期间，广西壮族自治区工商业联合会、中国—东盟经贸中心及香港中华工商总会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并联合发布《服务广西民营企业出海联合行动计划》，旨在助推桂商出海朝着规模化、高端化及全球化方向迈进。

全国政协常委、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粤港澳大湾区企业家联盟主席蔡冠深透露，该联盟已在柬埔寨金边、越南河内及马来西亚吉隆坡设立分会，而其所在企业也与广西中医药大学、广西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携手，筹划在东盟地区布局中医药体验馆项目。

回溯至2023年10月，广西企业迈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功登陆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其研发的AI翻译眼镜、双屏翻译机等产品现已打入越南、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柬埔寨、印尼等东盟国家以及欧美市场的腹地。

迈越科技执行董事兼总裁邓彩蝶表示，香港绝不仅是融资上市之地，更是链接全球资本、招揽国际英才、塑造世界品牌及深耕东南亚市场的战略枢纽，能够为企业注入源源不断的动能，助力“广西智造”在国际舞台上熠熠生辉。

本次交流会以“桂港携手·向海图强”为主题，现场除主旨发言外，广西壮族自治区工商业联合会、广西壮族自治区商务厅及香港特区政府投资推广署的相关负责人分别发表演讲，香港贸易发展局及香港专业服务供应商代表亦进行了专题分享。

主办方还组织了“潮聚广西 链动全球”潮商广西对接会，邀请与会嘉宾围绕人工智能与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与健康、新能源新材料研发及应用等前沿领域展开深入交流与探讨。

在北京市房山区，一场关于“隐形雇主”与劳动权益的司法前沿交锋引发关注。部分企业利用合同名称的巧妙转换、管理链条的层层嵌套，试图将劳动关系的责任“甩锅”给模糊地带。面对这样的隐蔽用工现象，劳动者是否还能有效维权？近日，房山区人民法院举行了一场专题新闻通报会，聚焦隐蔽用工类劳动争议的审理现状，并发布了典型案例。据《工人日报》报道，近年来该院受理的相关案件多集中在即时配送、网约出行、快递物流等新兴业态。

新闻发言人指出，一些用人单位通过缔结五花八门的协议、构建多级用工框架，将本应属于劳动法的雇佣关系精心装扮成承揽、外包或合作等民事法律关系，使得劳动者在维权之初便陷入迷茫——究竟谁是真正的雇主？该向谁主张权利？对此，法院坚持实质性审查原则，重点探究用人单位是否对劳动者实施了支配性的劳动管理。从审判结果来看，确认劳动关系或判定企业承担用工主体责任的情形占据主流。

在发布会上，燕山人民法庭庭长针对这批典型案例，剖析了隐蔽用工的常见“套路”，并提供了明确的法律指引。

第一类情形被形象地称为“自己管人、外包发钱”。2023年3月，暴某经某快递站点工作人员安排，以快递公司员工名义注册了外卖平台APP，从此担任骑手。公司为他配发了电动车和统一工装，日常调度与考勤均由公司负责，但双方既未签署劳动合同，也未缴纳社会保险。一次配送途中的车祸，让工伤认定陷入争议。暴某于2024年2月离职后诉至法院，请求确认劳动关系。

法院调查发现，快递公司与一家管理公司签有《业务外包合同》，外包费用由佣金、管理服务费、税费及返费等构成，其中管理服务费竟为零元。暴某通过平台接单，报酬由管理公司代发，但资金源头却指向快递公司。在平台显示中，暴某的身份明确为快递公司员工。法院认为，暴某所从事的配送工作属于快递公司的业务范畴，站点站长通过微信群对其进行了实质性的工作监督和考勤管理，双方关系表现出强烈的人格从属性。至于管理公司发放报酬，证据表明其仅代发工资。合同对价低、履行过程异常，明显有规避劳动关系、转嫁经营风险的嫌疑，该风险不应由劳动者承担。据此，法院认定暴某与管理公司之间不存在实质管理关系，快递公司以《业务外包合同》为由否认劳动关系的抗辩不被采纳，最终确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

法官提示，法律不会容忍借“自己管人、外包发钱”之名行规避法定责任之实。用人单位若企图以此逃避签订劳动合同、缴纳社保或承担工伤赔偿等义务，不仅徒劳无功，反而可能招致更重的法律后果和赔偿负担。

第二类情形则是“以承揽合同行用工之实”。自2021年7月起，于某在某配送站担任骑手，为A公司提供商超商品配送服务。2023年底，A公司撤出该站点，由B公司接手，于某随之被解绑并与B公司绑定，由此与A公司产生劳动争议。于某坚称自己是A公司员工，而A公司则主张双方为承揽关系，出示了《项目转包协议》，声称于某系以个体工商户身份承包配送业务，工资经由第三方平台支付。

法院审理后认定，双方均具备法定劳动关系主体资格，于某的配送工作构成A公司业务的一部分。虽然工资按单量计算，但A公司对骑手进行排班、控制接单量，甚至单独派单，显然实施了管理行为。据此，法院判定双方符合事实劳动关系成立条件，确认劳动关系存在。

法官提醒，用人单位通过要求劳动者签署承揽或合作协议来“去劳动关系化”，在司法实践中难逃穿透式审查。只要用工实质符合劳动关系特征，即使披着承揽协议的外衣，也会被认定为事实劳动关系。

第三类情形为“名为外包实为派遣”。李某与甲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后，被安排至乙公司担任销售员。甲、乙两公司间有《劳务外包合作协议》，约定甲公司派驻人员从事营销项目。因乙公司将李某退回，甲公司随即以严重违反制度为由解除合同。李某申请仲裁后起诉甲公司。

法院指出，尽管李某与甲公司签有合同，但其在乙公司工作场所接受乙公司的管理、指挥，且工资、福利由乙公司确认和结算，这暴露出两公司间是典型的假外包、真派遣关系。乙公司作为用工单位，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按约定程序处罚并退回李某，因此其以违纪为由退回的行为缺乏依据。甲公司作为用人单位，盲目依赖退回决定解除劳动关系，于法不合，最终被判支付违法解除赔偿金。

法官建议，企业必须厘清外包与派遣的界限，不可借外包协议掩盖真实用工关系。用工单位退回劳动者后，派遣单位应独立审查解除条件，依据事实和法律作出决定，而不能机械跟随用工单位的“退回”指令。

据教育部最新发布的消息，2025年，教育部携手财政部及其他相关部门，聚焦于构建覆盖全教育阶段的学生资助体系这一核心任务，在资助工作领域实现了显著突破与崭新进展。

资助政策框架持续优化，概括而言可归纳为“一免、两扩、三提高”。所谓“一免”，即自2025年秋季学期开始，公办幼儿园将免除学前一年在园儿童的保育教育费用；至于在教育部门认可的民办幼儿园就读的适龄孩童，则参照当地同类公办园的免收标准，相应地减免保育教育费。

“两扩”则指从2025年起，义务教育阶段的营养改善计划覆盖面进一步拓宽，原先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县城被纳入地方实施方案；与此同时，中等职业教育领域，符合条件的三年级学生亦被扩展至国家助学金的受惠范围。“三提高”则体现在多个层面：自2025年起，高中阶段国家助学金的平均发放标准由原本的每生每年2000元上调至2300元；中央高校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的财政支持额度亦有所提升，硕士生由此前的每生每年8000元增至10000元，博士生则由10000元跃升至12000元。

在资助资金投入方面，2025年全国学生资助总规模已突破3900亿元大关，较上年增幅超过14%。其中，财政拨款约为2400亿元，占据资助总额的六成左右，继续作为资助体系的坚实基石。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国家助学贷款本年度发放额高达1277亿元，同比飙升34%，几乎占到资助总额的三分之一，显示出资金投入的持续增长态势，而财政资金的主导地位依然稳固。

受助学生群体也在不断壮大。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接近1.6亿人次，较2024年增长逾5%。在学前教育阶段，学前一年保教费减免政策已惠及超过1400万名儿童；义务教育阶段，1877万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领取了生活补助，另有2758万人受益于营养改善计划。中等职业教育方面，2万名学生荣获国家奖学金，1279万人享受免学费待遇，407万人获得国家助学金。普通高中里，465万名学生获得国家助学金，199万人免除学杂费。高等教育阶段，21万名学生摘得国家奖学金，122万名学生获得国家励志奖学金，264万名学生领到研究生学业奖学金，1271万名学生享受国家助学金，而办理国家助学贷款的学生人数则达到852万人。

资助管理的精细化与规范化水平在2025年亦得到有效提升。教育部推出特殊群体学生数据的“一网共享”机制，在严格保护个人信息安全的前提下，与民政部、农业农村部、退役军人事务部及中国残联等部门进行定期数据交换，使每所学校登录资助系统后，即可清晰查看本校低保、特困、残疾等特殊群体学生的名单，精准识别最需帮扶的对象。此外，学生资助信息的“一网查询”功能也已上线，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及教育部政务服务平台现可提供资助政策查询、国家奖学金证书核验以及历史资助档案检索服务，令学生对其可申请项目及过往受助情况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