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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学术《圈“不能假、不敢假、不想》假”
近期，一连串科研诚信事件频频引爆舆论场，令学术界内外为之震动。学术造假既是困扰已久的“沉疴顽疾”，却又总能以种种令人瞠目结舌的形式刷新公众认知。症结究竟何在？
“顶层设计并非短板。”谈及科技监督，数位深耕科技管理领域的专家及科研诚信研究者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坦言，执行的“最后一公里”往往才是真正的卡点。针对数据伪造、图表篡改等主观恶意的不端行径，受访者们一致认为，必须在学术界构筑起“不能作假、不敢作假、不想作假”的严密防线。
回溯制度建设，2018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已勾勒出清晰的治理蓝图。该文件不仅明确了科研诚信管理的运行机制与责任架构，更将各类从事科研活动的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界定为“第一责任主体”，要求科研院所与高等院校通过修订单位章程或制定学术委员会章程，清晰界定学术委员会的诚信建设职责与权限范围，并在经费拨付、专职人员配备及办事机构设置上给予充分保障。
这份文件同时设定了严密的核查机制，要求学术委员会自行组织或委托基层学术组织、第三方评估机构，对本单位科研人员发表的重要论文等成果实施全覆盖式验证，且核查行动须以3至5年为一个周期常抓不懈。文件亦明确规定，项目（课题）负责人、研究生导师等须对重要论文的署名规范、研究数据真实性以及实验可复现性承担诚信审核与学术把关之责。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研究员、科研诚信研究中心副主任袁军鹏，以及某高校科技创新管理与科技政策专家李力均表示，我国的科技监督理念已与国际前沿接轨。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评价中心科研诚信研究组负责人郑雯雯则强调，从制度支撑来看，国家层面已为科研诚信建设构筑了相对完整的政策体系。
2022年，科技部会同22个部门联合颁布《科研失信行为调查处理规则》，系统界定了八大类科研失信行为，并对调查处理的责任分工、惩处细则等关键环节予以明确。转至2026年2月，科技部再度发布《科学技术活动违规行为调查处理规定》，将科技活动实施单位、科研人员、评审专家及第三方机构等主体的违规行为及相应处理举措纳入规范框架。
然而，长期关注科技创新管理与政策走向的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仲伟俊及前述受访者普遍认为，现实中对规则的漠视与“无畏”心态仍大量存在。科技活动的完整链条涵盖项目立项、研究实施、成果产出、论文投递与发表、项目结题等众多节点，如何让诚信规则真正落地生根，仍是亟待破解的难题。
具体而言：项目负责人该以何种手段对实验数据进行诚信核验？学术委员会又如何为本单位科研成果背书？期刊编辑与审稿人能否守住学术发表的第一道关口？“民间打假”力量又应在监督体系中占据何种位置？
部分受访者指出，项目负责人与学术委员会囿于人力与精力，往往难以对论文中的每一个数据细节进行地毯式排查。至于期刊编辑与审稿人的角色，袁军鹏解释称，其审查重点通常集中在“逻辑自洽性、方法规范性、结果合理性及创新程度”，而非对原始数据展开“司法式鉴定”，绝大多数情况下“审稿人默认作者数据为真实”。他强调，同行评议多为“无偿的业余劳动”，尤其近些年来全球论文投稿量呈爆发式增长，审稿人几乎无暇也无精力去逐条核实原始数据。
在袁军鹏看来，“民间打假”可作为学术监督体系的有益补充与早期预警系统，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倒逼学术生态走向净化。但他同时提醒，这一路径潜藏的风险不容小觑，例如需审慎考量其严谨性与专业性，谨防滑向情绪化的“网络审判”泥潭。
郑雯雯则建议，面对学术监督的诸多难点，一方面要持续完善并严格落实制度要求，另一方面需善用技术手段赋能监督，例如研发推广论文诚信筛查工具，为监管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袁军鹏亦提出，学术出版行业应着力强化编辑部的技术核查能力，借助人工智能审查数据一致性、图片重复及文本剽窃等问题，力图让科研人员“不能作假”成为现实。
在联合惩戒层面，李力、仲伟俊及袁军鹏均认为，促使科研人员“不敢作假”与“不想作假”同样迫在眉睫。他们分析指出，对学术不端后果的“预期”模糊，正是部分人甘愿冒险的深层动因。袁军鹏解读道，《科研失信行为调查处理规则》虽已划定处罚尺度的“底线”，但李力与仲伟俊则主张，对产生重大不良影响的失信行为，应在底线之上从严惩处。仲伟俊特别强调，凡涉及人民生命健康领域的科研失信，惩戒力度必须升级。
今年年初，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厅发布的《加强医学科研诚信专项治理的工作方案》明确提出，要大幅提高科研失信行为的惩处烈度，力争通过三年集中整治，使论文造假等突出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并初步构建起“不敢失信”的长效机制。方案规定，凡存在从“论文工厂”购买论文、伪造数据、虚构评审人邮箱等行为者，十年内禁止承担财政性资金支持的科技活动；对方案发布后仍顶风作案者，将从严从重处置，终身禁止承担财政性资金支持的科技活动。
记者留意到，《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亦提出，应积极推进对严重违背科研诚信行为的刑事规制理论研究，推动立法与司法机构适时出台相应刑事制裁条款。据袁军鹏透露，国外已有科研人员因学术不端而锒铛入狱的案例。郑雯雯呼吁，有必要在全国层面进一步强化制度宣贯，使社会各界对各类学术不端行为的处罚尺度形成统一且清晰的预期。
李力还着重强调，要深入推进“联合惩戒”措施。在他看来，实现“零容忍”须从根上铲除科研失信者所依附的利益链条，切断其与学术地位挂钩的“隐性福利”。记者注意到，2018年，国家发展改革委等41个部门联合签署的《关于对科研领域相关失信责任主体实施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已列明43项惩戒举措，覆盖限制院士提名与被提名、公务员招录、事业单位法定代表人登记、股权激励乃至银行信贷和融资等多个维度。
《加强医学科研诚信专项治理的工作方案》进一步要求落实上述备忘录，对失信主体实施联合惩戒，具体包括撤销通过失信行为获取的职务与职称、减少或暂停研究生招生乃至取消导师资格、取消利用失信行为获得的高层次专家称号，以及移除其在学会、协会、研究会等学术团体和学术、学位委员会中的委员或成员资格，切实形成“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震慑格局。
谈及科技监督的固有局限，多位受访者表示，某些短板难以回避。仲伟俊坦言，对于像数据造假这类恶意行为，若造假手法极为隐蔽高明，短期内或难以及时暴露。袁军鹏与李力还补充道，任何监督环节都不应、也无法对所有科研人员预设“有罪推定”，否则既是对广大恪守诚信原则者的不公，也是对有限监督资源的无谓消耗。
因此，受访者们强调，破解学术不端困局还需在科研共同体内部培育深层的诚信自觉，使科技工作者从内心深处“不想作假”。而营造风清气正的学术气候，与评价体系的“指挥棒”导向休戚相关。仲伟俊与李力认为，由于论文等成果与头衔、待遇、资源、权力高度捆绑，学术不端可能带来的巨大回报往往成为诱使科技工作者迷失方向的“致命诱饵”。
记者注意到，《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要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与机构评估改革，建立以科技创新质量、实际贡献与绩效为导向的分类评价制度，将科研诚信状况作为各类评价的重要指标，倡导严谨治学，摒弃急功近利。文件强调坚持分类评价，推行代表作制度，不得将论文数量、专利、荣誉头衔、项目承担情况或获奖经历设为限制性条件。同时，须尊重科学研究的内在规律，建立针对重大研究的长周期考核机制，并开展临床医学研究人员评价改革试点，构建设置科学、评价合理、管理规范且服务全面的考核评价体系。
仲伟俊直言不讳地指出，要避免急功近利的浮躁风气，还需“养得住‘闲人’”。他解释称，“重赏”之下难免催生“勇夫”，因而呼吁对科研人员的管理应当适度“宽松”，激励措施宜止于“体面”层面，让科研真正成为热爱科学者的“生活方式”，而非投机者的“逐利工具”。（应受访者要求，李力为化名）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张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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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发布《高招录取反诈预警 认准官方渠》道远离升学骗局
随着高考的帷幕缓缓落下，查分、填报志愿与录取等程序，如今已成为广大考生及其家庭密切关注的核心议题。每逢这一特殊时期，总有一些机构或个人伺机而动，聚焦于这段“黄金窗口期”，以五花八门的幌子实施欺诈，企图从中牟取不当利益。针对此类高校招生录取阶段频发的诈骗乱象，教育部近期专门发布预警通告，郑重提醒考生与家长务必提升法治观念及防范意识，全力维护自身权益不受侵害。
近年来，部分机构与个人频繁以“志愿规划管理中心”或“与高校联合办学”等名义招揽客户，他们借助公开的录取数据，刻意编造出令人目眩的“录取率”数字；更有甚者，谎称手握考试院内部录取信息，以“资深招办老师一对一量身指导”为诱饵，大肆敛财，收费动辄数千元乃至数万元不等。在不少机构门面的显眼位置，还悬挂着各类“高考志愿咨询师”“高考志愿规划师”等荣誉资质证书，以此营造专业假象，诱导考生和家长购置价格高昂的志愿填报咨询服务。
对此，教育部相关负责人明确表示，相关部门从未发放过任何形式的“高考志愿规划师”职业资格证书。事实上，在志愿填报启动之前，各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均会公开当年高考成绩的整体统计概况，以及近年来各高校的录取详情；各高校亦会及时公布招生章程、录取办法及历年参考信息。因此，社会上流传的所谓“内部信息”或“内部数据”，根本无从谈起。2026年志愿填报期间，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以及全国31个省级招生考试机构，都将免费为广大考生提供志愿填报的参考服务。考生和家长务必认准官方渠道，以理性的态度完成填报。
在现实中，“我有门路，可以借助‘内部指标’助你轻松迈入名校”的承诺，常常成为不法分子行骗的惯用伎俩。一旦遇到此类声称能通过关系“托底”上名校的说辞，人们必须高度警觉，因为这极可能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近期，上海市嘉定区警方成功捣毁了一个招生诈骗团伙。犯罪嫌疑人虚构“国家级体能协会副主席”等身份，以“将考生包装成高水平运动员实现低分入名校”为诱饵，谎称能把高考失利的考生伪装为足球、篮球等项目的高水平运动员，从而以较低分数进入“985”“211”等重点高校。经查，该团伙先后诈骗了22名考生家长，涉案金额高达900余万元。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强调，高校招生录取工作严格依据考生分数、志愿填报及招生计划进行，全过程公开透明，绝不存有任何“内部指标”“特招名额”或“内部降分补录”等非正规途径。他提醒公众，切勿轻信“内部人员操作、低分保底、破格补录、特殊渠道”等虚假承诺。所有招生计划、院校政策与录取规则均经由官方统一公示，最终录取结果则需以省级招生考试机构的公布为准。任何未能在官方平台查询到的信息，均不可采信；对于所有招生资讯，应通过官方电话或网站予以核实。
考生小孟的经历则揭示了另一类陷阱。他在完成高考志愿填报后，突然接到一通自称“发放助学金”机构的来电，对方告知其获得了一笔2680元的助学金。由于对方能够准确报出其姓名、学校及年级，小孟对此深信不疑。随后，他按照对方指示操作银行卡，对方以“需要输入银行编码才能发放助学金”为由，诱导其进行转账操作。最终，助学金分文未得，而两张银行卡内共计两万余元，却被不法分子悉数转走。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进一步指出，当前一些不法分子善于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冒充教育部门、高校资助中心等机构的工作人员，利用考生姓名、身份证号等隐私信息骗取信任，炮制所谓“高考专项助学金”“新生入学福利”等补贴项目，并以“名额有限”等话术，要求考生家长先期缴纳手续费。对此，负责人特别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当接到自称高校、教育、财政等部门工作人员的电话或短信，声称发放“国家助学金”“返还义务教育费”或“助学扶助款”时，务必主动与当地教育部门或学校取得联系，求证核实信息真伪，切勿轻信盲从，以免落入陷阱。
使用说明
《广东水利防汛Ⅲ》级应急响应调为Ⅳ级
广州7月31日电 (记者 王坚) 广东省水利防汛应急响应级别于31日由Ⅲ级下调至Ⅳ级。
据广东省水利厅透露，目前全省雨情、水情及水利工程运行状况总体趋稳，水旱灾害防御风险已显著回落。依据《广东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工作规则》，该厅水旱灾害防御领导小组决定，自7月31日9时起，将水利防汛Ⅲ级应急响应正式调整为Ⅳ级。
省水利厅进一步指出，鉴于此前台风“红霞”对全省造成持续性强风雨影响，土壤含水量已处于高度饱和状态，江河湖泊及水库底水仍维持在较高水平。为此，全省各级水利部门和相关单位必须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天候动态跟踪雨情、水情、汛情及工情变化，持续强化监测预报与预警能力，深化会商研判机制，并重点做好退水阶段的工程巡查与隐患排除工作。同时，要加快推进水毁水利设施的修复进程，及早恢复其防洪功能；对超汛限运行的水库实施精细化调度，科学制定措施，稳妥将库水位降至汛限以下，尤其对病险水库必须严格落实水位管控要求，坚决执行“456”水利预警机制，全力确保各类水利工程安全度汛。(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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