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5月末的重庆长安望江工业集团一场特殊会议室里，一场别开生面的答辩仪式正在举行。南开大学卓越工程师学院2026届博士研究生邵嵩、张勇，分别就地面无人车野外感知决策及地面无人集群协同方向，展示了他们的创新成果。从静态展示、动态演示到陈述汇报，这场答辩历时4个多小时。6月17日，伴随着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的审议通过，两人凭借实践成果顺利获得工程博士学位，成为这一新兴评价模式的先行者。

从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发布关于申请成果基本要求的文件，到学位法进一步明确相关规定，再到2026年毕业季全国多所高校相继推进这一改革，首批以工程技术革新、实体装备研制、行业流程改造及标准工艺优化等实践成果完成学业、获授学位的工程硕博生，正在逐步重塑外界对于“论文作为学位申请硬性条件”的传统认知。

研究生毕业不撰写论文，以实践成果取而代之，培养质量如何保障？成果的认定审核流程与常规论文答辩有何差异？这一机制又如何进一步铺开？带着这些疑问，记者展开了深入采访。

聚焦真实需求，破解实践场景中的核心痛点

“这段历程实在太‘接地气’了，我面对的是真实的河流、真实的排水管网、真实的数据和真切的老百姓诉求。”中山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博士生张心阳感慨道。他踏遍广东信宜的18个镇和2个街道办，累计行程超8万公里，完成了4000余页、合计逾百万字的调研报告，从污染源排查、治理模式构建到智慧监管平台开发，全程参与。最终，他携“人工智能驱动的流域水环境智慧监管系统构建与工程应用实践成果”登上答辩台。

“简单来说，这套系统就是为河流装上了一个‘智慧大脑’。”张心阳向记者解释，“过去流域治理往往是‘被动救火’——人力跑不过污染扩散，数据更新滞后于变化，各部门之间信息孤岛严重，等发现水质超标时，污染早已蔓延。如今，通过集成机器学习、大语言模型等前沿人工智能技术，系统将水质监测、污染溯源、预警预判和决策辅助统一整合到一个平台，实现了从‘污染源—管网—污水厂—河流—流域’的全链条智能化管控。”

如果说张心阳的成果扎根于政府行政实践的场景细节，佛山大学环境与化工学院硕士生刘乐乐则将目光投向了企业的“现实痛点”。面对污水厂提升泵能耗大、调度过度依赖人工经验的难题，刘乐乐依托污水厂现有的数字化平台运行数据，构建了单泵能效模型及泵组协同优化模型，通过可视化界面为运行人员提供调度参考。“实际应用验证显示，单泵指导阶段平均节电率达4.80%，泵组协同寻优阶段平均节电率提升至11.50%，节能效果经受了实践检验。”

“‘实践成果替代论文’改革，实质上是对工程技术创新价值的重新审视与肯定。”刘乐乐的导师、佛山大学环境与化工学院教授郜玉楠指出，许多人可能存在认知偏差，误以为只有从0到1的基础性创新才算真正的创新，而从1到100的工程化落地仅是简单复制和推广，“事实上，工程化落地同样是一种高难度的创新。从实验室的小试成果迈向工业化大规模应用，需攻克材料稳定性、工艺可靠性、设备适配性、成本管控、生产安全、环保合规等一系列复杂课题，还要整合上下游产业链资源，应对各种不可预见的现场挑战，其难度往往不亚于基础研究。”

常州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徐高明认为，推行“实践成果替代论文”授位，核心在于打破长期以学术论文为唯一标准的单一评价模式，构建更多元、开放、聚焦真实问题解决能力的人才评价体系。“传统学位评价以‘知识生产’为核心，强调理论创新和学术规范；改革后则转向‘问题解决’为导向，聚焦工程实践中的真实痛点和产业技术瓶颈。这一转变，有助于推动高校从‘学科逻辑’迈向‘需求逻辑’，从‘为论文而研究’转向‘为创新而实践’。”徐高明表示，这不仅契合高等工程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落实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培育能够攻克复杂工程问题的高层次技术人才的关键举措。

现场评鉴，检验工程判断力与系统解决能力

一篇论文从开题、中期检查到答辩，流程清晰；那么一件实践成果又该如何认定？郜玉楠向记者详细介绍了流程：第一步是双导师联合开题，由校内导师和行业导师共同确定实践成果的研究方案；第二步是过程管理，类似论文的中期检查，学校定期与企业对接项目进展，评估学生在项目中的参与贡献和实际解决的问题；第三步是毕业前三个月组织实践成果鉴定会，对学生提交的成果报告、软件产品、发明专利及企业应用情况进行审核鉴定，其中专家组有一半以上来自企业；第四步是答辩，重点展示产品的应用状况、现场运行数据及给企业带来的经济效益，专家围绕其在工程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及应对策略重点质询；最后，答辩委员会依据实践成果的水平、实际贡献及答辩表现，投票决定是否授予学位。

“与写传统论文的同学相比，我感受到研究周期更长，项目并非完成实验就结束，还需持续追踪现场运行效果，并经常与企业导师、现场工程师和运行人员协作。”刘乐乐印象最深刻的环节是数据治理。面对百万级别的数据，他一度感到“有些茫然”，不清楚数据所反映的异常是硬件问题还是数字化平台传输故障所致。通过一次次与企业工程师沟通、赴现场排查异常原因，他终于结合变量间的物理关系构建出数据治理方案，将理论转化为实际应用。

张心阳坦言，做实践成果相比写论文，最大的不同在于“不确定性”。写论文时，研究路线一旦确定，按计划推进实验、分析数据、撰写内容便可，节奏相对可控；而实践成果需面对真实工程中的变量，天气、政策、人为因素都可能影响进度。“我的实验数据是在河流里、管网中、暴雨夜里跑出来的。”采访中，他提到成果鉴定现场的一个细节：专家组并未坐在会议室中只看文字材料，而是沿鉴江流域实地走访了含章桥、竹山河、丰垌桥、高垌桥等断面，观摩无人监测船走航演示，考察治理成效和平台运行状况，随后才召开鉴定会进行质询评议。

“‘打磨’一件实践成果，首先要建立工程思维。以前我只知道如何优化一个模型或提升一个指标，现在则明白怎样将技术嵌入整个治理体系中，从问题诊断、方案设计、技术攻关到落地验证，形成一个完整的工程闭环。其次是锻炼跨界沟通能力。不仅要与导师讨论技术方案，还要向地方政府官员汇报治理对策、与企业工程师对接产品需求、向基层干部解释技术原理，不同对象需要不同的‘话语体系’，这是传统论文训练难以覆盖的。再次是应对不确定性。真实工程中充满计划外情况，面对暴雨内涝、数据异常，如何在‘混乱中寻找秩序’，是实验室中无法习得的。”回顾自身成长，张心阳感受颇深。

徐高明认为，适合替代论文的实践成果应具备四项核心标准——真实性、创新性、实效性和规范性。对工程硕博士而言，这类成果更强调工程判断力和系统解决能力，考核方式更贴近其职业发展路径。

拓展实施，需明标准、强保障、扩合作

从目前各校实施情况来看，通过实践成果认定专业学位的案例仍属少数。采访中，不少导师和专家直言，在确保培养质量的前提下拓展实施范围，还面临诸多现实困难与挑战。

“首先是观念转变难。无论是学校、导师还是学生，‘唯论文’观念根深蒂固。许多导师担忧不发论文会影响职称评审，许多学生担心实践成果的认可度不及论文；其次是校企协同难。不少企业认为培养学生是高校的事，自己只是‘搭把手’，在成果归属、知识产权等方面也存在分歧；再次是认定标准难统一。工程领域分类繁多，不同行业、不同方向的实践成果形态各异，有的是新工艺、新设备，有的是技术改造方案，有的是工程设计报告，很难用‘一刀切’的量化标准衡量，这也导致目前不同学校、不同专业间的认定标准宽严不一、水平参差不齐。”郜玉楠表示。

“学校层面，应建立灵活适配的成果认定机制，组建由校内导师、企业专家和行业代表共同组成的评审委员会，并完善成果存档、公开、追溯的制度保障。企业层面，应主动开放真实场景与工程数据，配备企业导师参与过程指导，并提供必要的试验条件。社会层面，行业协会、标准化组织可将优秀实践成果纳入行业标准或技术推广目录，形成社会认可与激励机制。”徐高明建议。

不少专家谈道，在校企搭接、平台共享方面，政府和第三方社会机构可更深度参与。例如，粤港澳大湾区（佛山）先进制造业国家卓越工程师创新研究院通过设立卓越工程师联合培养综合改革项目，提供经费支持，将高校、企业和政府资源充分整合；广东信宜市政府、水务局、生态环境局开放政务数据、协调各部门配合调研、支持平台部署和试用，这些均为刘乐乐、张心阳的成果“诞生”提供了重要条件。

“下一步应总结梳理、完善相关流程细则，打造实践成果认定学位的标杆案例，向学校各院系及合作企业广泛宣传，增强学校导师和企业工程师的共识，提升帮助学生提炼成果的指导能力。”北京理工大学卓越工程师学院常务副院长王军政表示，“成果提炼得好、创新度高，导师指导有成就感，企业参与有实际效益，就能形成良性循环。”

中山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孙连鹏表示，今后应在制度体系方面提供更多支持保障，让更多学生带着专业所学走出校园，走进千行百业的广阔实践场景中，“既可以持续深耕于实践，也可以将实践中发现的问题和阶段性成果带回实验室，最终再回归到实践中去”。

2026年盛夏，旅游专列骤然走红，成为出行市场的现象级焦点。一趟贯穿南北疆、历时16天的“熊猫专列·锦绣天府号”，人均票价高达76000元，却依然供不应求；“武铁假日·遇见美好号”以20999元起跳的价位，同样引发预订热潮。数据佐证了这股热度：上半年全国共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较去年同期猛增825列，暑期热门高端专列的预订率普遍超过九成。人们心甘情愿为一张火车票付上不菲的价钱，这份热忱背后，藏着怎样的逻辑？

曾几何时，火车只是“赶路”的代名词——在卧铺上闭目养神，窗外景物一闪而过，唯有终点才值得翘首以盼。然而，今天的旅游专列彻底颠覆了这种认知。旅程不再是从甲地到乙地不得不忍受的“时间成本”，而是整场旅行中最令人回味的核心体验。

以“熊猫专列·锦绣天府号”为例，它将蜀锦非遗技艺与宋代美学巧妙融入车厢设计，18节车厢仅设92个席位，从成都驶向新疆的途中，竹海、草原、戈壁如画卷般次第展开，车厢本身便是一座流动的东方美学殿堂。“美丽天路号”则开创了“午发夕至、夜赏晨观”的全新节奏——旅客在傍晚抵达茶卡盐湖，欣赏落日余晖与篝火狂欢，夜晚返回列车安睡，躺在床上便可透过车窗凝视漫天星斗。“大河之南号”将黄河彩陶、豫剧、中原泥塑等文化元素搬入车厢，带娃出行的父母不禁感叹：“游玩本身就是一场绝佳的研学课。”而“南方列车·潇湘号”更以“一车厢一景色”的湖湘文化长廊，结合专为银发族设计的适老设施，让旅客由衷感慨：“过去坐火车是‘挤着赶’，如今成了‘躺着游’。”

这些专列形态千差万别，却共同指向一个鲜明趋势：从“赶路打卡”向“沉浸式慢游”转型。旅途与观光深度融合，出行与赏景浑然一体，飞驰的车厢化身流动的文旅空间，每一段铁轨都在讲述独特的故事。

这股热潮为何突然爆发？表面上看，是产品层面的迭代升级——独立卫浴、供氧系统、管家式服务将火车打造成“移动酒店”；深入剖析，则折射出人们对旅行本质的重新思考。在效率至上的时代，我们习惯于用最短的时间抵达最遥远的方向，用最少的天数刷遍最多的景点，结果往往是“人虽归，心未至”。而专列旅行以“慢”换取“深”——在移动中保持宁静，在行进中全情沉浸，反而让人真正融入“当下”。

数据清晰勾勒出这种转变：55岁以上的银发游客占据旅游列车客流的六成，暑期三代同游家庭比例接近七成，35岁以下的年轻客群也逐年递增。银发族以时间换取体验，年轻人则在复古车厢中追寻“慢社交”的仪式感——全龄分层的供给策略，精准回应了不同世代对“好好度过一段时光”的共通渴望。

从“赶路”到“品路”，从“见过”到“体验过”，这背后是一种生活哲学的回归：在万物求快的年代，主动选择慢行，反倒成了一种稀缺的奢侈，也成了一份难得的清醒。铁轨延伸之处，处处皆风景。当火车不再只是代步工具，而是承载美好生活的容器，奔赴远方的路上，便每一步可驻足，每一程可回味。越来越多人愿意为一趟列车慷慨解囊，他们买下的不只是一张车票，而是一段舍不得加速的时光——这份“不舍”，恰是这个时代最弥足珍贵的馈赠。

为了追求理想的瘦身效果，不少人选择借助药物手段来加速进程。被冠以“躺着也能瘦”美誉的减肥针剂，凭借注射便利、效果显著的卖点，迅速抢占市场，取代了传统节食和运动方案，成为诸多减重人群趋之若鹜的首选方式。然而，一些绕开正规医院专业评估、擅自通过网络渠道购买并自行注射的消费者，却遭遇了恶心、呕吐等副作用，令日常生活饱受困扰，更有极端案例出现急性胰腺炎或胆囊病变等严重后果。那么，这类减肥针是否适合所有人？其中又潜藏着怎样的风险隐患？

事实上，市面上多款减重注射针剂已陆续获批上市，且均被严格划归为处方药范畴。胰高血糖素样肽-1（GLP-1）本为人体肠道自行分泌的肠促胰素，其核心功能涵盖降低血糖、抑制食欲等。目前，国内经批准用于临床减重的此类针剂产品已逾六款。

尽管不同药物在靶点选择、适用对象及减重力度上各有差异，但常见不良反应却高度相似，包括恶心、腹泻、呕吐、便秘、消化不良、疲劳感、低血糖以及腹部不适等。需要明确的是，这些并非个别人的特殊体质反应，而是由药物作用机制所决定的普遍现象。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肥胖症诊疗指南（2024年版）》，所有GLP-1受体激动剂类减肥针均为处方药，具备严格的适用指征与禁忌条件，使用前必须经由医生全面评估个体身体状况。任何违规购买或盲目注射的行为，都潜藏着不容忽视的健康风险。

对体重正常者而言，强行借由药物让身体进入“低耗模式”，代价往往远超预期收益。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陈玲指出，若干特定人群严禁使用此类药物：曾罹患甲状腺髓样癌或具有相关家族史者；存在多发性内分泌腺瘤2型病史或家族史者；有胰腺炎病史或反复发作胰腺炎者；以及患有严重胃肠道疾病者，均不推荐使用。此外，妊娠期和哺乳期女性因缺乏用药安全性数据，亦应避免尝试。严重肝肾功能不全者，同样无法保证用药安全。

针对市面上热门的几款减肥针，国内外医学界已展开大量研究，证实“打一次永久瘦”纯属幻想。国内临床数据显示，停药后半年内，约80%至90%之使用者体重会逐步回升至用药前水平，同时伴随体重下降而改善的血糖、血压等代谢指标也将随之逆转。

许多未经医生评估便自行用药的人群，在体重快速下降后亦未咨询专业意见便仓促停药，待体重反弹又再度注射，如此往复，陷入“用药—反弹—再用药”的恶性循环。这类体重剧烈波动将对机体造成显著冲击，虽脂肪量减少，但体脂率反而上升，最终导致代谢损伤，部分人更出现情绪起伏和心理焦虑等问题。

中日友好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尹晓强调，药物仅在减重强化阶段起到辅助作用，用药后的关键，在于能否坚持结构化的生活方式调整，这才是决定体重反弹速度与幅度的根本因素。

具体而言，应把药物带来的饱腹感转化为持久饮食习惯，减少精制糖、油炸食物及精加工主食摄入，同时增加优质蛋白、粗粮和绿色蔬菜比例，稳定每日热量缺口，并主动提升基础代谢率。运动方面，建议每周累计至少150分钟有氧活动，可依个人作息灵活分配次数；同时配合无氧训练，以防肌肉量明显流失。

当体重达到目标后，须由医生指导逐步减量乃至停药，让身体慢慢适应新的平衡点。无论在用药期间还是停药之后，均需坚持健康的心理与行为调节，涵盖饮食、运动、睡眠及情绪压力管理等方方面面，方能真正稳固减重成果。

盛夏时节，气温节节攀升，一碗爽口顺滑的凉皮，成了不少人餐桌上的消暑首选。然而，就是这样一道寻常小吃，背后却潜藏着一种极其危险的“隐形杀手”——米酵菌酸。近年来，因食用此类食品而引发的中毒事件频频见诸报端。2025年6月，浙江义乌一名男子因食用放置了整整三天的剩凉皮，不幸出现中毒症状，最终被确诊为肝肾功能衰竭，经医院全力救治方才脱离险境；2024年8月，河南郑州一位市民亦因进食凉皮而诱发米酵菌酸中毒，病情严重，直接住进了重症监护室；更令人痛心的是，2023年7月，河南永城有两人因食用凉皮后中毒，酿成一死一伤的悲剧，接诊医生明确表示，两人均系米酵菌酸中毒所致。

那么，一碗看似普通的凉皮，缘何暗藏如此致命的毒素？米酵菌酸的杀伤力究竟有多大？为此，国家应急广播特别专访了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王雪梅，为我们带来权威而深入的专业解读。

王雪梅主任指出，凉皮属于典型的湿粉类制品，在夏季高温高湿的“温床”环境中，极易滋生一种名为椰毒假单胞菌的细菌。这种细菌在大量繁殖的过程中，会释放出极具致命性的毒素——米酵菌酸。该毒素具备四大骇人特征：其一，毒性极强，仅仅1毫克的剂量便足以致命，中毒后的病死率高达40%以上；其二，耐高温性强，常规的蒸煮烹炸手段根本无法破坏其毒性，且污染的食品在外观、气味上毫无异常，极具隐蔽性；其三，极易误诊，中毒初期常表现为恶心、呕吐、腹泻等胃肠道不适，与普通肠胃疾病极为相似，常常被忽视或误判，从而贻误最佳治疗时机；更可怕的是，病情一旦发展，将呈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可迅速累及肝、肾、脑、心等多个重要器官，导致多脏器功能衰竭，直接威胁生命安全；其四，无特效解药，目前临床上尚无针对米酵菌酸的特效解毒药物，治疗手段仅限于通过血液净化来清除体内毒物，并辅以对各重要脏器的对症支持治疗。

据专家介绍，在我们的日常饮食中，主要有三大类食物极易被米酵菌酸污染：一类是谷类发酵制品，如发酵玉米面、糍粑、粿条、米粉、凉皮等；另一类是变质食用菌，如泡发时间过久的银耳、木耳等；还有一类是薯类制品，包括马铃薯粉条、甘薯面、山芋淀粉等。这些食物的共同特点，在于制作过程中往往需要经历长时间的浸泡或发酵，而这样的潮湿环境，恰恰为椰毒假单胞菌提供了理想的繁殖土壤，使得米酵菌酸毒素得以大量聚集。

米酵菌酸引发的食物中毒，起病急骤，潜伏期通常为30分钟至12小时，极少数病例可延长至3天。典型的临床症状表现为恶心、呕吐、腹泻、腹痛，部分患者还会出现头晕、昏迷等情况。王雪梅主任特别提醒，如果怀疑发生食物中毒，科学处置至关重要，切不可盲目自救。若患者神志清醒且进食时间较短，应第一时间进行催吐，并妥善保留剩余食品样本，就医时务必主动说明“疑似米酵菌酸中毒”，为医生诊断争取宝贵时间。若患者已经意识模糊，则严禁催吐，以免呕吐物误吸入气道引发窒息；若进食间隔过长，食物早已离开胃部，催吐便毫无意义，此时应立即前往医院接受专业救治。

面对夏季米酵菌酸中毒的高发风险，王雪梅强调，预防是唯一且最为有效的应对措施。她建议，采购凉皮、米皮、河粉等食品时，务必选择正规渠道，并尽量做到当天购买、当天食用。要避免购买不新鲜的湿粉类淀粉制品，特别是购买散装湿粉类产品时，要仔细查看包装上标注的生产日期、保质期及储存条件，并确保当天吃完。对于木耳、银耳等食用菌，一般用冷水泡发1至2个小时即可加工食用，时间最好不要超过4小时，若是用热水泡发，时间还应进一步缩短。此外，食物储存应选择阴凉通风的环境，避免阳光直射，注意防潮、防霉变。一旦发现有霉变迹象的食物，应果断丢弃，切勿简单冲洗或挖去霉变部分后继续食用。

时下正值米酵菌酸“活跃期”，凉皮等湿粉类制品切记不可久放，务必绷紧食品安全这根弦，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