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末的北京，一纸毕业证书为大学时光画上句点，而各路高校教师在毕业典礼上的致辞，却意外成为网络热议的焦点，在社交平台上持续发酵、刷屏。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陈昌凯，用一句“再忙也要按时吃饭，再累也要把睡眠留给自己”的朴素叮嘱，轻轻叩击了无数毕业生的心门；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程乐松，则以“毕竟我们是演技纯熟的老登”这般略带自嘲的口吻，将哲学的深邃化为对当下青年困惑的回响；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杨宁，更以“我们面对的是同一片迷雾，同一种焦虑”的共鸣之语，探讨文学在喧嚣时代里所能承载的独特重量。这些致辞之所以能突破象牙塔的边界，迅速走进大众视野，其魅力并不在于辞藻的堆砌或修辞的华丽，而恰恰在于那份赤诚——它们不曾试图以“如何不被人工智能淘汰”的命题制造焦虑，反而引导人们反思：在机器日益精进的今日，什么才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独特价值？它们没有站在高处，以说教的口吻宣讲宏大道理，而是用具体而温暖的言语，与年轻灵魂进行平等而真切的对话；它们更不贩卖热血沸腾的励志信条，反而坦然面对迷茫、脆弱与不完美，并温柔地告诉每一位毕业生：这些缺憾，本就是人生的底色。正是这种带着思考、透着温度的“活人感”，深深触动了年轻一代的心灵深处。

技术革命正以一种不可阻挡的理性姿态向前狂奔，但人类的情感需求，却始终渴望被看见、被理解。高等教育的真谛，从来就不在于将人塑造成高效的生产工具，而在于培育心智健全、知行合一、能经世致用的完整个体；它也从不是为成功设定一个统一模板，而是为多样的人生提供无限可能。在大学生涯的最后一堂课上，老师们所传递的，与其说是经验的积累或知识的总结，不如说是一种直面世界的勇气，以及接纳自我的那份从容与淡定。

在现实中，渴望在知名CSSCI来源期刊（通称“C刊”）发表论文的青年教师，往往不得不接受学术权威的“挂名”安排，甚至让出第一作者的位置。然而，对于这些青年教师来说，以第二作者身份刊发的成果，在聘期考核与职称评定中几乎形同虚设，因为评审标准普遍要求以第一作者为核心依据。即便是博士生，求职时第二作者论文也常常被视为“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

当青年教师将自己亲手打磨的论文拱手让出第一署名时，真正投入心血的研究者的权益与学术尊严便遭到了漠视。这一现象不禁引人深思：面对学术大咖的署名压力，青年教师究竟该何去何从？当前学术界已然形成一套由期刊评价机构、转载平台、学术期刊、高校评估部门、管理层、资深学者、青年学者及研究生等多方构成的层级分明的体制，由此催生出极其错综复杂的学术生态。挂名现象与这一体制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许多高校的评价框架中，C刊被奉为唯一标尺，普通期刊则被摒弃于考核之外。唯论文实质上演变为唯C刊论文，而C刊内部又细分出权威、一级、普通、集刊及扩展版等多个等级，不少高校甚至将后两者排除在C刊序列之外。期刊评估、高校考核与学者评价均以C刊为指挥棒，学术生产因而被深度卷入工业化与指标化的洪流。

C刊不仅充当着评判的准绳，更牵动着整个体制运行所依赖的资源与利益链条。普通期刊需倚仗C刊的引用率与转载率等影响力指标实现升级，C刊则借此维护自身地位；高校管理层则依赖C刊发表量来抬升学校及学科的排名。与其说青年教师的发表话语权掌握在C刊手中，不如说掌控在囊括C刊在内的整套学术评价体系之中。C刊主编青睐“大佬”文章，以期提升或稳固期刊影响力；而“大佬”则凭学术声望与资源反向助推期刊指标，同时借C刊完成重大项目的结项，并获取高校的绩效奖励。两者由此形成互利共赢的格局，而青年教师独立署名的成果却因“影响力不足”而被边缘化。

青年教师堪称学术健康发展的生力军，其诉求理应获得充分关切。改进之道需立足现实，直面难题。对此，笔者提出以下设想：首先，完善学术期刊的审稿与署名规范。期刊应注重“文”而非“人”，严格落实全流程盲审与三审制度，对资深学者与青年学者一视同仁。论文发表仅标注作者姓名与单位，去除行政职务、职称资历及特殊头衔等附加标签。同时，探索人文学科通讯作者机制，厘清导师与学生的贡献界限及权责归属。其次，优化高校评价体系的指标设计。评估机构应引导高校构建多元化学者评价机制，并限制唯C刊作为硬性考核条件的倾向。再次，调整学者考核标准。针对青年教师，可引入普通期刊论文折算、匿名同行评审等多样成果认定方式，以缓解C刊发表压力，防止因发表困境而削减研究热情。

人文学科的青年教师应坚守学术底线，从构思到投稿，每一步都需恪守学术诚信与伦理规范。若参与合作论文，务必遵循署名规则与权责边界，杜绝无贡献的搭车挂名。同时，以身作则，善待每位学生，将严谨求实的学术精神薪火相传。

“白菜价”机票背后，为何暗藏“行李刺客”？近日，“20寸登机箱被拒载”登上热搜，引发广泛关注。一些消费者选购了廉价机票，却在办理登机手续时意外得知，随身行李箱超出了免费尺寸范围，不得不额外支付数百元行李费用。不少网民自嘲，原本以为捡到了“白菜价”机票的便宜，结果却在机场遭遇了意外的“行李刺客”突袭。

实际上，部分廉价航空公司将托运行李、座位挑选、机上餐食等环节拆分开来，实施按需付费，这本身不失为一种差异化的经营策略，具有一定的市场合理性。对于行程简单、预算有限的旅客来说，这种模式可以减轻出行经济负担，同时提升资源利用效率。然而，消费者之所以对“行李刺客”现象反应强烈，并非源于对收费本身的反感，而是因为事后才恍然意识到“如此收费”的存在——事先毫无知悉，临场却被迫接受。

长期以来，“20寸行李箱免费登机”早已成为公众出行的普遍认知和经验常识，甚至被视为行业惯例。但部分廉价航空公司却悄悄将免费随身行李的规格压缩至14寸上下，而相关细则往往被深藏在购票页面的二级菜单、折叠条款或细小字体之中。旅客往往要等到抵达机场、办理值机的那一刻，才如梦初醒般发现自己“踩了坑”，此时只能无奈补缴费用，难免滋生被“套路”的愤怒与失落。

根据《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承运人有义务以显著方式向旅客清晰告知行李尺寸、重量及免费行李额度等关键信息。然而在现实中，个别航空公司却将这些必要信息处理得几乎与“显著”二字南辕北辙，甚至刻意模糊化。这种做法不仅践踏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更在无形中透支着市场对其的信任。消费者依法享有充分的知情权，经营者在提供服务时，理应将核心信息讲得明明白白、写得清清楚楚。倘若企业试图利用消费者的信息盲区，以低价噱头吸引流量，再通过隐匿收费达成盈利目的，或许短期内能换取账面数字的增长，但长远来看，势必丧失消费者的信赖，甚至拖累整个行业的声誉与发展。

中新网广州7月14日电 (记者 郭军)暨南大学“一九零六寻根·暨南薪火相传”主题实践活动总结表彰大会暨第二期出发仪式，于14日在石牌校区隆重举行。这场仪式不仅是对过往付出的回望，更是对崭新征程的展望。

据悉，首期实践活动紧紧围绕暨南大学建校120周年这一里程碑时刻展开，共组织120支学生队伍，奔赴全球各地拜访120位杰出校友。通过深度对话、实地考察及故事采写等多种方式，团队系统梳理了校史中的精神脉络，开辟出一条融合“校史育人、实践育人、榜样育人”的创新型育人路径，成果令人瞩目。

在致辞中，暨南大学党委书记孙彧深情表示，暨南大学的百年校史，是一部与祖国同频共振、与民族命运紧密相连的爱国篇章。首期活动成效斐然，120支队伍通过校友走访，积累了丰厚的成果，真正实现了“采访一位校友、触动一批学子、影响一片群体”的预期效果。面向即将启程的第二期活动，孙彧殷切寄语广大师生，希望大家在走近校友的过程中体悟暨南精神的真谛，在深度思考中把个人成长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让暨南精神薪火相传、历久弥新。

表彰环节上，暨南大学党委副书记张小欣宣读了相关表彰决定。管理学院等10个学院荣获“优秀组织单位”称号；马克思主义学院“百廿新程·骐骥寻根”队等60个研究生团队获得“优秀团队奖”，其中特等奖10项、一等奖20项、二等奖30项，充分展现了各团队的卓越表现。

值得一提的是，参与寻访的学子中，既有内地学生，也不乏港澳台侨青年。作为优秀实践团队的学生代表，侯丽分享道：“这段寻根之旅，让我们真切读懂暨南人的初心与坚守，也让我们接过了代代相传的青春薪火。”她的言语中透着对未来的坚定信念。

活动现场，校友吴闻杰慷慨捐赠人民币10万元，广州致知文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校友肖雄松捐赠人民币50万元，均用于支持主题实践活动的持续深化与推广。随后，孙彧为第二期实践团队代表授旗，宣告新一轮寻访征程正式扬帆起航。

据统计，首期活动中，各团队深入挖掘校史、校友与校情资源，共整理出校友故事文字稿百余篇、总字数超过70万字；访谈影像资料累计超20小时；采访手记与反思札记约30万字；实物资料扫描件达800余份，数据颇为丰厚。展望第二期，寻根活动将进一步扩大规模、创新互动形式，着力提升参与感与传播效果。下半年，学校还将编撰出版《“一九零六寻根”暨南校史校友故事集》等系列丛书，为传承暨南精神留下珍贵记录。(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