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30日，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披露了一组令人振奋的数据：过去30年间，闽宁两省区在教育领域的协作已从早期单向的“输血式”支援，逐步升级为双向互动、全域协同的深度融合模式。这一转变不仅见证了两地教育事业的齐头并进，更成为东西部协作战略的生动缩影。

在硬件改善层面，福建省倾力相助，累计撬动各类协作资金及社会捐赠达4.57亿元，另有近20万件物资陆续运抵宁夏，用于新建或改造教学楼、实验室等设施共计276栋（间），为受援地区的学校面貌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在人员互动方面，超过1800名福建教师及支教志愿者先后奔赴宁夏，深入教学一线；与此同时，宁夏亦选派了4700余名教师赴闽进行跟岗研修与能力提升。更为暖心的是，两地间已有2400多对学生结成友好对子，3700多名学子参与了跨省研学交流，使得闽宁之间的深厚情谊在年轻一代心中生根发芽。

数据还显示，三十年来福建累计为宁夏培训教师逾7400人次，组织“送培送教”活动超过3300场次。其中，660多位福建骨干教师采取“一对一”或“一对多”的方式，结对帮扶了1600多名本地教师。在长期的传帮带过程中，受援教师中已有590余人次荣获自治区级及以上各类奖项，一支“留得住、能力强、带不走”的本土教育中坚力量由此锻造而成。

目前，福建的122所各级各类学校与宁夏的84所学校建立了稳固的长效帮扶关系，教学研讨、教研协作及师生互访已成为常态，每年惠及上万名师生。借助“互联网+教育”的创新平台，优质教育资源得以跨山越海共享，使宁夏学子无需远行便能享受到来自福建的高质量教学。自教育人才“组团式”帮扶机制实施以来，受援高中的整体办学水平显著跃升，高考录取率与学子获奖率实现了双提升，为更多偏远地区的孩子铺就了通向高等教育的道路，有效切断了贫困的代际循环。

一项由美国拉荷亚过敏与免疫研究所、斯克里普斯研究所及国际艾滋病疫苗行动组织科学家联合完成的研究，近日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他们研发出一款新型艾滋病病毒（HIV）疫苗，首次在灵长类实验对象体内成功诱导出大量广泛中和抗体。这一成果预示着未来人类可能获得抵御HIV感染的强效防护，进而切断艾滋病的传播链条。该研究的详细内容已刊登于最新一期的《自然》杂志上。

这款疫苗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精准地调控了B细胞的成熟路径。B细胞作为体内抗体的主要制造者，在发挥功能之前，通常要经历一个尚未分化的“初始”阶段。当病原体侵入的信号出现时，这些初始B细胞便启动成熟程序：它们识别病原体表面的分子特征，并据此生成相应的抗体，从而实现精准锁定和感染阻断。

然而，HIV的狡猾程度远超一般病毒。其外层包裹着一层结构多变且含有聚糖的伪装外壳，而人体细胞表面同样遍布聚糖分子，这使得HIV能够巧妙模拟宿主特征，轻松骗过免疫系统的监视，潜入细胞内部。更令人棘手的是，HIV的突变速率极高，且在入侵过程中还会动态调整自身的形态结构，进一步加剧了免疫应答的难度。

正是由于这些特性，B细胞很难有机会充分锻炼针对HIV的抗体反应。即便偶尔产生一些中和抗体，病毒也会在极短时间内发生变异，使得这些抗体迅速失效。为了攻克这一障碍，研究团队历时多年，致力于搜寻能真正稳固结合HIV关键位点的广泛中和抗体——这类抗体能牢牢锁定病毒的要害结构，即便病毒其他区域发生剧烈变异，也依然能够保持其阻断能力。但此类抗体极为稀有，通常仅见于极少数HIV感染者的血液样本中。

研究过程中，团队深入分析了那些具备抗HIV能力的B细胞究竟具备何种独特优势，并倒推其成熟轨迹，继而描绘出这些细胞在遭遇HIV特定结构片段时的演变过程。结果发现，这些B细胞若在早期阶段反复接收到HIV外层包膜蛋白某一特定区域的信号，最终成熟时就更容易产生广泛中和抗体。

基于这一机制，科学家们设计出相应的疫苗分子，并在恒河猴模型中展开验证。实验流程为：先注射一剂“启动”疫苗，以激活每只猴子体内的初始B细胞；随后，再通过一系列精心设计的加强针，指引这些B细胞沿着正确的路径发育成熟。整个方案仿佛一条高效的导航通道，将B细胞从“初始”状态一路护送至能够生成广泛中和抗体的“成熟”阶段，为后续人类临床试验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我们的日常饮食中，有些食物表面看起来完好无损，实则暗藏健康威胁。很多人本着节约的原则，将发霉的面包、发芽的土豆乃至长毛的水果稍加处理便继续食用，却不知这样的做法可能埋下食物中毒的隐患。在此，我们为您盘点7种看似无害却潜藏风险的常见食物，请您务必留意，切勿因小失大，也别忘了分享给家中长辈。

首先，坚果类食品值得高度警惕，尤其是存放不当的坚果。它们不仅容易氧化产生令人不悦的哈喇味，影响口感与营养价值，其氧化分解产物还可能刺激胃肠道，诱发炎症。更严重的是，受潮霉变的坚果可能滋生黄曲霉菌，产生黄曲霉毒素——这是一种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一类致癌物的剧毒物质，其毒性强度是砒霜的68倍，且在高达280℃的温度下仍难以破坏。若是苦杏仁，危险更为直接，其所含氢苷在体内可分解为氢氰酸，仅需食用20至60粒便可能引发中毒。因此，一旦坚果出现苦味或哈喇味，应立即丢弃并漱口。选购时，建议优先选择小包装产品，开封后密封存放于避光阴凉处，以减少霉变风险。

其次，泡发过久的木耳也是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隐形杀手”。许多人误以为泡得久木耳更厚实，实则泡发时间过长极易滋生米酵菌酸。这种由椰毒伯克氏菌产生的毒素耐热性极强，且无臭无味，即使污染也难以察觉。它在26℃的温暖环境下繁殖最为活跃，因此夏季是高发季节。米酵菌酸主要攻击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摄入1毫克即可能致命，致死率超过40%。以往中毒案例中，泡发时间多超过24小时，若控制在数小时内则风险较低。研究显示，散装木耳更易携带产毒菌株，而在25℃以上环境中泡发，毒素生成速度会显著加快。建议选购正规包装产品，泡发前彻底清洗，时间控制在4小时以内，温度尽量低于25℃，最好冷藏泡发，中途换水1至2次。若发现木耳发黏或有异味，务必丢弃；如需隔夜，应密封冷藏并于次日尽快食用。

土豆也是家庭常备食材，但发芽或变绿的土豆切不可食用。正常情况下，土豆中龙葵素含量仅为5至10毫克每100克，但一旦发芽或表皮变绿，毒素含量会急剧攀升，芽眼周围和绿色部位每100克可高达500毫克。误食后，轻则出现咽喉灼热、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胃肠炎症状，重则可能导致呼吸困难、昏迷甚至死亡。一次性摄入50克已变青发芽的土豆（约含200毫克龙葵素）即可引发中毒。购买时宜挑选表皮光滑、色泽正常的土豆，储存时放置于阴凉干燥通风处，温度不超过10℃，避免阳光直射，以延缓发芽。若土豆已发芽或变绿，最好整颗弃用。此外，未成熟的青番茄同样含有龙葵素，也不建议食用。

瓜果发苦的现象也值得警惕，不少人常以“苦味能败火”为由勉强食用，实则大错特错。瓠瓜、丝瓜、西葫芦、黄瓜等本身不苦的葫芦科瓜类一旦变苦，多因产生了葫芦素——一种热稳定性强的毒素，即使高温烹饪也难以分解。这种毒素会攻击神经系统，引发头晕、呕吐、腹痛，严重时甚至导致器官衰竭。湖南等多个省份的疾控中心已在其官网发布提醒，呼吁公众重视苦味瓜的中毒风险。选购瓜果时，应注意观察表皮有无异常斑点或腐烂痕迹，选择完整无磕碰的产品。一旦发现本不该苦的瓜果出现苦味，务必果断丢弃，切莫心存侥幸。

腐烂或发霉的蔬果同样不能“削掉坏的部分继续吃”。即使去除腐烂部位，看似完好的部分也可能已被细菌和霉菌渗透，产生亚硝酸盐、霉菌毒素等有害物质。例如，腐烂生姜会释放毒性强烈的黄樟素，少量摄入即可损伤肝细胞，影响肝脏功能。实验表明，发霉蔬菜的亚硝酸盐含量可达到未发霉时的2倍，长期食用会影响血液的氧气运输功能，导致皮肤发蓝、贫血等问题。因此，蔬菜应现买现吃，避免久存，一旦发现部分腐烂，最好整颗丢弃，勿食用剩余部分。

红心甘蔗也暗藏危机，其红色并非含糖量高的标志，而是霉变的结果。每年2至4月，随着气温回升，甘蔗易被节菱孢霉菌污染，产生3-硝基丙酸，形成“红心”。这是一种强烈的神经毒素，可损伤中枢神经系统，潜伏期短则数分钟、长则数小时。初期症状表现为恶心、呕吐、腹痛等消化紊乱，随后可能出现头晕、头痛、视力模糊，严重时甚至呼吸衰竭致死。目前尚无特效解毒剂，只能对症治疗。购买甘蔗时，要留意切面颜色，若发现红心或散发酒糟味，切勿购买。若整根甘蔗啃食时发现异常，应立即弃置，其他看似正常的部位也最好不食，因为毒素可能已渗透扩散。

最后，死蟹同样不可食用，尤其是河蟹。这类杂食性水生动物以腐烂食物为食，体内携带大量细菌。一旦死亡，细菌会迅速繁殖，并分解蛋白质产生组胺等生物胺类物质。组胺毒性较强，即便烹饪也无法完全消除。实验显示，在20℃环境下，3小时和12小时后组胺含量分别可达到6.3毫克和7.4毫克每100克，而8毫克即可引发轻微中毒，100毫克则会造成严重中毒。食用死蟹可能导致过敏性中毒，出现皮疹、瘙痒、呼吸困难等症状，严重时甚至引发过敏性休克，危及生命。购买时务必选择鲜活螃蟹，切勿因价格便宜而购买死蟹。若烹饪前发现螃蟹已死亡数小时，应果断放弃。

以上这些看似无碍却隐患丛生的食物，您是否也曾不慎食用过？请立即停止此类行为，并将这篇文章转发至家庭群聊，提醒亲朋好友共同守护饮食安全。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孙厚铭

　　发于2026.7.6总第1242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6月23日起，各省高考分数线陆续公布，找陈峰咨询香港副学士的学生和家长骤然增多。

　　他们最常问的是：高考400多分，能不能去香港读副学士？两年后，能不能升入香港高校本科？这些学生中，有人被拦在本科门外；有人高考发挥失利，希望提升本科院校层次。副学士源自欧美，是本科之前的过渡学历，香港学制为两年。学生读完副学士，如果能升入香港高校本科并毕业，毕业证书与直接入读本科的学生完全一致。副学士也因此成了不少学生眼中的“学历跳板”。

　　陈峰曾在香港都会大学读副学士，今年刚从该校国际贸易专业本科毕业。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近几年，香港副学士越来越受到内地学生和家长关注，但副学士并不等于“低分直通名校”。学生能申请到什么样的本科，取决于副学士阶段的成绩、语言能力和综合表现。

　　据新东方前途出国统计，2025年内地学生申请香港副学士人数达8200人。从读副学士到本科毕业，整体花费通常需要100多万元。陈峰经常提醒前来咨询的学生和家长，香港副学士的教学方式、学习节奏和生活环境，都与内地高中有很大差异。副学士提供了一次重新竞争的机会，但也充满着不确定性。

　　柳慧今年在广东参加高考，成绩距离本科线差了几分。她无法接受读专科。

　　家人建议她复读或出国读本科。如果复读，要再花一年时间，她也没有把握一定考得更好。柳慧一直在普通高中读书，直接申请海外本科，既缺少语言成绩，也缺少课外经历。突然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她也担心难以适应。

　　申请香港副学士则不需要语言成绩。高考出分前，学生可以先提交高中平时成绩，获得有条件录取；出分后，如果高考成绩满足要求，就可以换取正式录取。等到高考出分后再申请，流程更简单，从提交申请到获得录取，可能不到一周。

　　留学机构向柳慧介绍，副学士“回报高”，高考成绩300多分也有机会申请。通过副学士，学生可以再申请“港八大”的本科。“港八大”通常指由香港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资助的八所高校，包括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

　　这对柳慧充满诱惑。按照留学机构的介绍，副学士毕业后，可以直接衔接大三，与正常读本科的同届学生一起毕业。香港副学士的学费通常也只有同校本科的一半左右。柳慧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如果留在内地“专升本”，至少要五年才能本科毕业，毕业证上还会留下专科的“烙印”，很可能在就业市场上受到歧视。

　　对于内地学生而言，香港副学士仍不算一个大众的选择。王海蒂2018年赴港就读副学士，随后开始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相关内容。她记得，当时关于香港副学士的公开信息寥寥无几。2023年硕士毕业后，她创办了一家留学机构，专门从事香港副学士申请和升学规划。她发现，这两年，前来咨询的学生和家长的问题从最初的“什么是副学士”，逐渐转向“如何申请”“如何规划后续升学”。

　　不同香港高校副学士的申请难度不一。王海蒂介绍，门槛较低的学院，高考成绩三四百分即可；要求较高的学院，通常要求高考成绩达到本科线以上，英语成绩在90分以上。

　　“最近两年，通过新东方申请香港副学士的学生年均增长约20%。”新东方总部亚洲英语系业务主管冯越对《中国新闻周刊》介绍，根据香港特区政府披露的在读生数据推算，每年有数千内地学生赴港读副学士。

　　冯越认为，副学士变热，与香港留学整体升温有关。受国际形势、港校排名上升等影响，越来越多内地家庭开始把香港作为重要留学目的地。过去，申请副学士的学生主要来自广东、福建等沿海地区。近几年，北方的学生也越来越多，不少来自山西、内蒙古等地。学生本科毕业后如果留港工作，并符合连续居住七年等条件，可以申请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

　　柯米刚从深圳一所普通高中毕业。高二那年，父母通过香港“高才通计划”获得在港居留资格，她也随之获得受养人身份。随后，她转入高中国际部，开始准备香港中学文凭考试(DSE)，也就是俗称的“香港高考”。由于准备时间较短，柯米在DSE英语科目上明显吃力。

　　今年，她又赶上政策调整。像她这样以受养人身份在港居留的学生，如果想复读一年再战DSE申请本科，需要到香港高中插班。因此，她选择用DSE成绩申请副学士。柯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她所在学校的国际部，不少同学也由于类似原因选择副学士这一“跳板”。

　　升学压力下的“生意经”

　　去年9月，张敏进入香港都会大学李嘉诚专业进修学院读副学士。入学第一天起，她就做好了“再读两年高三”的准备。

　　这是因为读了副学士后，学生必须在两年内争取足够好的成绩，才能继续申请本科。对香港本地学生来说，副学士毕业后，既可以继续升学，也可以直接就业；但内地学生副学士毕业后，既不能在香港求职，也不能获得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的学历学位认证。冯越解释，如果不能升入本科，副学士很容易成为一种“断头学历”。

　　但高三的学习经验，很难直接适用于副学士。张敏的专业是创意文化及艺术实践。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门课程的考核形式都不相同，很难像高三那样通过刷题提分。在全英文授课环境下，语言也成了她和不少同学遇到的最大障碍。陈峰介绍，副学士阶段的很多考试没有标准答案，小组作业和课堂展示的分数占比也很高。

　　相较于直接本科留学，读副学士试错时间更短。第一学年结束后，学生就要开始准备本科申请。因此，不少留学机构推出了“陪跑”服务，内容覆盖副学士申请、在读辅导和升本规划。

　　郑芳去年从深圳某高中毕业，到香港某高校读副学士。高考前，校长请来一位留学机构负责人，介绍副学士“陪跑”服务，收费约10万元。郑芳父母选择了购买。她介绍，副学士期间，如果在论文或作业上遇到问题，她可以随时向机构老师求助。有时临近截止时间，她也会请对方直接修改作业。寒暑假期间，她还会到深圳上机构的雅思课。

　　香港都会大学李嘉诚专业进修学院副院长陈羿帆也注意到了“陪跑”服务。她对《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学校并不鼓励学生依赖校外机构。校外机构不会比任课老师更了解课程考核要求。“例如，有些机构可能沿用上一年的作业要求来辅导下一届学生。”她提醒，香港高校不允许学生提交并非本人完成的作业，如果被认定存在学术诚信问题，相关作业可能被判零分。

　　王海蒂所在的机构也提供“陪跑”服务。她认为，按照业内相对规范的做法，机构只能告诉学生修改建议，不能直接替学生完成作业。在实际操作中，一些机构会与学生签署确保升学的协议，可能越界。

　　郑芳介绍，价格更高的“陪跑”服务还包括研究生申请。围绕副学士形成的服务周期长、环节多，对留学机构而言，是一门不错的生意。据了解，香港本地“陪跑”机构和内地一些大型机构收费较高，两年费用通常在30万元左右，多以线下辅导为主。一些小型机构价格相对较低，主要采取线上线下结合的形式。

　　香港一位留学机构负责人对《中国新闻周刊》透露，一些香港保险、金融类机构也开始推出副学士的“陪跑”课程，将其作为接触潜在高净值客户的入口，并促成后续保险、理财等金融产品合作。这类机构往往更擅长包装和销售，但教学质量很难与专业教育机构相比，对学生的帮助有限，也更容易出现纠纷。

　　不对称的“信息差”

　　去年，家住广东的霍然申请到了香港大学专业进修学院附属学院的副学士。入学后，他才知道，自己并不在香港大学的主校区上课。副学士课程被安排在单独的教学楼，距本部还有相当一段距离。

　　信息差之下，相关留学机构也出现了一些乱象。王海蒂介绍，有的机构会混淆办学主体和学院身份。例如，一些副学士由香港高校下属学院、专业进修学院或持续教育学院开设，但在招生宣传中，机构只突出大学校名，让家长误以为学生进入了“港八大”。

　　还有机构称，副学士可以冲刺“港前三”(即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的本科。但王海蒂介绍，这类学生大都来自香港本地。香港本科招生中，本地生和非本地生分属不同赛道，申请通道和名额安排都不相同。非本地学生名额更加有限，内地学生升学难度也比本地生高得多。

　　据冯越的申请经验，近几年，内地学生通过副学士升入“港前三”本科难度越来越大。如果想冲刺“港前五”(即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理工大学、香港城市大学)，副学士阶段的平均学分绩点(GPA)至少要达到3.5。即便如此，因为是名校，学生有可能不能直接衔接大三，而要从大一大二读起。“有学生同时拿到香港理工大学本科大一和香港浸会大学本科大三的录取，最后选择了香港浸会大学。”

　　冯越介绍，如果目标是“港八大”，GPA最好在3.0以上，如果GPA在2.7左右，也有机会升入香港私立本科。如果成绩更低，学生还可以转向澳大利亚、英国等地的本科，但通常需从大一或大二重新读起，学费也比香港更高。

　　王海蒂认为，选择副学士需要做好预期管理。它更适合英语基础较好、高考成绩接近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但又不甘心去普通本科的学生。如果高考成绩在300分以下，学习能力较弱，不建议轻易选择副学士。

　　在一些合作办学项目中，读副学士甚至不必去香港。家住湖北的吴鄂原以为自己只能读专科。2021年高考，他超常发挥，距本科线差十几分。经熟人介绍，他选择了湖北工业大学港澳班的“3+2”项目：学生以香港伍伦贡学院副学士身份注册学籍，前三年在湖北工业大学学习，之后再申请香港本科。这类项目的学费和生活成本明显更低，录取门槛也更低。吴鄂班上甚至有同学高考成绩只有200多分。

　　开学后，吴鄂发现，除了住宿条件稍好一些，自己和其他在校生毫无区别，老师也都来自湖北工业大学。副学士的课程和考试由香港伍伦贡学院提供，但实际管理要宽松得多。学生偶尔缺课，平时成绩也可能拿到满分。有一门开卷考试，吴鄂和另外六名同学甚至带着“枪手”写的答案进考场。毕业时，他的成绩位于班级中上游，并申请到了香港都会大学工商管理专业本科读大三。

　　在香港都会大学，学习强度明显高于副学士阶段。与吴鄂“3+2”项目同届的另一名学生，即将从香港都会大学本科毕业。他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来到香港的第一学期，四门课中有两门挂科，且难以适应本科生活。他们同届大约60人升入香港都会大学，按时毕业的不到20人。

　　吴鄂参与的项目，并不在教育部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名单上，也就是俗称的“计划外办学”。学生没有国内高校学籍，本质上属于一种培训项目。他前两届的部分师兄师姐，还因为学历无法被教育部认证和学校打了官司。

　　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特聘副研究员常甜对《中国新闻周刊》分析，对内地合作高校而言，此类项目有助于增加国际化元素；对香港副学士颁授院校来说，也能提前锁定一定生源。但香港副学士如果教学质量的一致性、学术衔接的连贯性被削弱，其认可度也会受到影响。

　　随着越来越多内地学生赴港就读副学士，这一制度本身也在悄然变化。

　　张敏读副学士一年级时，内地学生和香港本地学生被分成不同班级，如果内地班的同学听不懂，老师偶尔会用普通话引导。等到二年级，内地学生和香港本地学生再重新合班。陈羿帆介绍，去年学院还引进了一名来自内地的辅导员。

　　在香港，绝大部分开设副学士的学院均为自资性质，也就是说自负盈亏。2025年2月，香港教育局宣布放宽自资院校招收内地学生的限额，将限额逐步提升至40%。陈羿帆介绍，学院也会逐步调整招生安排。而且，近年来学院也在加大与内地高校的合作。例如，学院与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大学合作共建了数码商业实务课程。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大学在信息及通信科技(ICT)领域有优势，部分ICT课程由该校教师来港授课，学生也会到深圳进行体验式学习。

　　香港设立副学士制度的一个重要背景，是扩大高等教育机会。常甜介绍，2000年前后，香港只有约18%的中学毕业生能升读受政府资助的高校。2000年引入副学士制度后，更多学生有了进修机会。近年来，香港学龄人口下降，部分没有政府资助的院校面临招生压力。内地学生的到来，填补了一部分学额空缺，也为院校提供了财务支撑。

　　常甜介绍，相较于香港本地学生，内地学生读副学士只是“学历跳板”。随着学业竞争日趋加剧，副学士教育也容易被应试导向牵引，通识素养和职业探索空间被压缩。院校在资源分配和教学安排上，也更倾向于回应学生的升学需求。

　　“这种差异的根源，在于两地学生在制度层面的不匹配。”常甜分析，内地学历认证体系目前尚不认可副学士，是因为香港副学士属于过渡性学位，简单将其等同于内地的大专，可能低估其英文教学及衔接本科课程的价值。若贸然纳入认证范围，也可能被不当利用。

　　常甜介绍，一些完成副学士课程的学生，具备一定学业基础和跨文化沟通能力，回流内地，可能只被当作高中毕业生对待，造成了人才错配。她建议，可先在大湾区探索衔接机制。比如，将副学士与内地职业本科教育对接，建设“学分银行”，让学生在副学士阶段取得的学分等学习成果，能在继续升学或企业招聘中获得认可和转换。

　　今年9月，陈峰即将到香港浸会大学读研。虽然本科申请结果并不令他满意，但香港本科背景让他在申请研究生时更有优势，最终也圆了“港八大”的梦。在他看来，只要能力匹配，许多副学士毕业的内地学生不会止步于本科，而是会继续读研、工作，争取香港身份。他们高考时可能只是本科线附近的水平，经过几年努力，也有机会与当年考入“双一流”本科的学生站到同一个竞争场上。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受访学生均为化名)

　　《中国新闻周刊》2026年第2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