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南宁七月九日电（记者杨志雄、黄艳梅）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九日召开新闻发布会披露，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以来，广西已先后向非洲大陆派出四十二批、共计九百六十九人次的医疗援助团队。这些医务工作者累计接诊当地群众逾二百四十万之众，并为超过四点八万名非洲医护同行提供了专业培训，在中非友好交流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恰逢今年被定为“中非人文交流年”，同时也迎来了广西承派中国援外医疗队五十周年的重要节点。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杜振宗在发布会上表示，半世纪光阴中，广西已累计向尼日尔输送二十五批、七百八十六名医疗人员，向科摩罗派遣十七批、一百八十三名医护人员。援外团队不仅驻扎于受援医院，还频繁深入偏远村庄，为当地居民送去免收诊费的医疗关怀，开展各类外科手术和疾病诊治。

五十年来，广西持续探索援外新模式，在提供日常临床诊疗服务之外，亦着力深化与尼日尔、科摩罗的卫生合作交流。广西积极推动中非对口医院协作机制落地，搭建了自治区人民医院与尼日尔综合医院、科摩罗中科友谊医院之间的合作桥梁，聚焦心血管内科、神经科、微创外科、麻醉科等重点学科，通过技术扶持、设备支援及人才培养等多重路径，促使对口合作不断走深走实。

与此同时，广西还着力开展传染病联防联控行动，针对当地疟疾、霍乱等常见高发疫情，广泛开展防控知识宣传，优化医院感染管理流程，并分发防护物资，为增强当地公共卫生应急能力提供了有力支撑。

秉持“小而美”民生理念，广西推出了“光明行”等一系列惠民项目，专程派出专家组赴科摩罗，为白内障患者实施复明手术，并同步指导当地医务人员。此外，广西积极筹建中医诊疗中心，把特色传统医学技术引入受援国度，极大丰富了当地医疗服务体系，使中医药成为联结中外卫生健康合作的重要纽带。

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中医药管理局局长黎甲文介绍，广西长期借助援外医疗队这一桥梁，深耕传统医药领域合作，推动中医药“走出去”步伐不断加快。广西坚持选派中医骨干常驻海外，在尼日尔综合医院正式挂牌成立中医诊疗中心，并积极传扬中医药文化及中华传统文化，深化本土医药领域的协作共建，力促互学互鉴与融合发展。（完）

盛夏7月，天津港内一派繁忙景象。一列满载货物的中欧班列缓缓驶出，向西奔赴千里之外的欧洲腹地；而在港区的另一侧，一艘来自地中海航运的大型货轮正稳稳靠岸，船上货物经由多式联运网络迅速分流至京津冀各地。一出一进之间，陆海双向协同发力，构成了天津开放画卷的生动缩影。

2026年上半年，天津港集团交出了一份亮眼成绩单：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逾2%，集装箱吞吐量增幅超过6%，双双刷新历史纪录。截至目前，天津港已开辟150余条集装箱航线，与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0多个港口保持着密切贸易往来。这些不断攀升的数字，不仅印证着港口的繁忙节奏，更反映出天津在全球资源配置与国际产业分工中日益增强的参与能力和竞争力。

港口，既是天津最具辨识度的城市名片，也是其高水平开放的坚实根基。放眼全球，世界级港口的较量早已超越单纯的吞吐量比拼，转而聚焦于资源配置效率、产业组织能力以及供应链掌控力的综合竞争。近年来，天津港在智慧化与绿色化转型上持续发力，全球首个“智慧零碳”集装箱码头正式投产运营，海铁联运网络不断织密，中欧班列保持稳定开行，多式联运体系日趋完善，枢纽功能持续跃升。与此同时，港口角色也在悄然转变——从单纯的物流节点，逐步进化为开放型发展平台。

如今，天津约七成货物吞吐量和超过半数口岸进出口货值均来自市外，服务腹地延伸至京津冀及“三北”地区，成为连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关键战略支点。这意味着，港口带来的早已不止于货物的流转，更带动了资金、技术、产业与人才等高端要素在此加速汇聚。

如果说港口为天津打开了通向世界的窗口，那么产业则决定了这座城市开放的深度与广度。开放从来不是简单地引入项目，而是在更高层次的开放中重塑产业竞争优势。近年来，天津加速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信创、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航空航天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不断壮大，传统产业则在数字化、智能化和绿色化改造中重焕生机。

数据有力佐证了这一转型。2026年上半年，天津市外贸进出口总额达4059亿元，同比增长2.4%；其中出口2266亿元，增幅达9.2%，进出口及出口规模均创下历史同期新高。“新三样”出口产品持续成为外贸增长的核心引擎，融资租赁等特色产业亦有力助推外贸新业态蓬勃发展。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经贸形势，天津展现出规模稳中有进、结构持续优化、动能加速转换的外贸发展韧性与活力。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纵深推进的大背景下，天津充分发挥港口集疏运优势承接全球资源，依托雄厚的制造业基础吸纳科技成果转化，逐步构筑起“港口+产业+创新”三位一体的发展格局。开放与创新相互驱动，产业与城市共生共荣，正成为天津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

更高水平的开放，归根结底依赖制度层面的创新突破。当前，国际竞争日益体现为规则、制度与营商环境之间的较量。谁能营造更加开放透明、稳定可预期的发展生态，谁就能在全球资源争夺中占据先机。作为中国北方首个自贸试验区，天津自贸试验区不断深化制度创新探索，在投资便利化、贸易便利化、跨境金融、政务服务等多个领域屡开先河。截至目前，已有50余项制度创新成果在全国范围内复制推广，一批首创性改革举措持续落地，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与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等政策协同发力，标志着天津正稳步迈向更高层次、更高水平的制度型开放。

制度创新所带来的，远不止审批提速与办事便捷，更深远的意义在于发展逻辑的根本转变。过去，开放多依赖于区位禀赋；如今，开放越来越仰仗制度供给。昔日竞争聚焦于资源集聚的规模，今天则比拼资源整合与配置的效率。这一从“政策驱动型开放”向“制度保障型开放”的跃迁，正成为天津塑造国际竞争新优势的核心支撑。

一座世界一流的开放城市，不仅需要世界级港口作硬支撑，更须具备链接全球、调配资源、创造增值的综合软实力。从港口吞吐量再攀高峰，到现代化产业体系加速成型；从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持续突破，到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深化——天津开放发展的内涵愈发丰富，开放能级持续攀升。

向海而生，因开放而盛。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天津正加紧将港口禀赋、产业基础与制度红利转化为发展动能与竞争优势，在服务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大局中彰显更大担当。一座更具国际竞争力、更富创新活力、更加深度开放的津门新图景，正徐徐展开。

7月30日，一场旨在强化新闻战线青年人才实践能力的动员会议在哈尔滨拉开帷幕，此次集会由中国记协携手黑龙江省委宣传部及省记协联合举办，聚焦于中央媒体青年编辑记者“四力”教育实践的深入推进。逾三十位来自中央核心新闻单位、全国性专业媒体及地方新闻机构的青年骨干代表齐聚一堂，共同见证这一时刻。中国记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殷陆君在会议上发表主题讲话，黑龙江省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亦出席并致欢迎词，彰显了对青年新闻工作者成长的高度重视。

殷陆君在讲话中强调，新闻事业的生命力根植于行走与观察之中——唯有身临其境，才能捕捉时代的脉搏，唯有贴近现场，方能激荡内心的共鸣。他寄语广大青年新闻工作者，要始终将政治意识铭刻于心，以全局视野洞察大势，以人民立场关切民生，以真挚情感挥洒笔墨。唯有如此，方能锻造出既有温度又有深度、既具感染力又具说服力的新闻佳作，从而为“十五五”规划宏伟蓝图的实现凝聚强劲的舆论合力，铺就坚实的精神基石。

近期，多家学术期刊陆续宣布推行或提倡论文独立署名制度，这一动向在学术界引发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支持者认为，此类举措有助于遏制“挂名作者”“人情署名”等长期困扰科研诚信的乱象；反对者则表达了忧虑，担心这种“一刀切”的硬性规定有可能干扰正当的科研协作，并给博士生的培养过程以及青年学者的职业成长带来更大阻力。

从表面上看，这似乎只是一场关乎论文署名形式的专业探讨，但实质上，它触及了科研评价机制、人才培育模式、学术伦理规范以及整个学术生态系统等深层次问题。我们真正需要反思的，或许并非“谁有资格署名”这一表面问题，而是署名现象背后所折射出的价值导向——究竟应当构建一种怎样的科研评价体系，才能更加科学、公正地衡量学术贡献？

论文署名所承载的，早已超越了单纯的学术荣誉范畴，它与项目申报、职称晋升、人才选拔、博士毕业条件以及高校绩效评估等现实利益紧密相连。一篇高质量的论文，往往能够左右一名博士能否顺利获得学位、一位青年教师能否成功留校任教，甚至决定一位科研人员能否争取到更多的研究资源。正因如此，署名这一行为早已不再是纯粹的学术贡献记录，而演变为与个人前途命运息息相关的“关键凭证”。

正是因为署名与利益之间形成了高度绑定关系，原本应当忠实反映学术贡献的署名机制，逐渐沦为利益分配的博弈工具。于是，挂名作者、馈赠署名、影子作者等种种学术失范行为便应运而生。有些人并未做出实质性贡献，却堂而皇之地占据作者席位；另一些人则付出了大量艰辛劳动，却未能获得应有的署名认可。这种乱象不仅严重损害了科研活动的公平公正，也极大地削弱了学术共同体在公众心目中的公信力。

在此背景下，对论文署名进行规范整顿、维护科研诚信，无疑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然而，我们也不能矫枉过正，简单地将联合署名与学术不端划上等号。现代科学研究的开展，正日益呈现出团队协作、学科交叉和技术深度融合的鲜明特征。尤其是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即便是传统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也愈发离不开多学科视角的共同参与。从理论框架的搭建、实验数据的采集分析，到专业技术的支撑保障，不同成员各司其职、各展所长，合作攻关已然成为当下知识创新的一种核心模式。

与此同时，导师与学生之间的科研合作，同样是高层次人才培养链条中不可或缺的关键环节。导师不仅承担着学术方向引领与知识传授的职责，更重要的是，他们通过具体科研项目的共同参与，帮助学生逐步构建独立研究能力、熟悉学术行为规范，并最终融入学术共同体。对于这类确有实质贡献的合作研究而言，联合署名不仅合理合法，更是尊重科学研究客观规律的应有之义。

因此，我们真正需要治理的对象，并非联合署名这一形式本身，而是脱离实际贡献的虚假署名；我们需要反对的也并非合作研究，而是被“利益绑架”所扭曲的合作关系。这场关于署名的论争，其本质上是“破四唯”改革进程中不可回避的核心议题。事实上，当前围绕署名问题所衍生的诸多矛盾冲突，其根源并不在于署名制度自身的设计缺陷，而在更深层次的科研评价导向。

近年来，国家层面持续深化科技评价体系改革，明确提出了“破四唯”的指导方针。这一改革的核心要义，并非否定论文的价值，而是坚决反对将论文数量、署名排序等单一量化指标奉为衡量科研水平的唯一标尺，力图引导评价体系真正回归到对创新质量、实际贡献及社会价值的综合考量上来。倘若评价体系未能实现根本性转变，即便在形式上全面推行单独署名制度，也难以避免催生出新型的形式主义问题。今天取消了联合署名，明天便可能出现其他形式的利益交换与替代方式。唯有将“四唯”的根基彻底破除，才能从源头上弱化围绕论文署名展开的利益博弈，从而使科学研究回归到探索真理、服务社会的初心与本位。

展望未来，一个更加科学合理的署名机制，应当始终坚持以实际贡献为准绳，而非单纯追求排名次序。目前，国际上许多权威期刊已经开始推行作者贡献声明制度，要求每位署名作者明确列出其在研究设计、实验执行、数据分析、论文撰写、项目管理等环节中所承担的具体工作。这样一来，署名便不再只是一个简单的排序标签，而是承载了明确的责任归属和事实依据。相较于简单地规定“单署”还是“合署”，此种机制显然更能真实、客观地还原每位作者的科研贡献，也更有利于从制度层面杜绝挂名等不良现象。

与此同时，我们还需着力构建一套更加科学多元的科研评价体系。在评价科研人员时，既要审视其论文成果，也应综合考量其原创性思想、科技创新能力、人才培养成效、社会服务贡献以及成果转化应用等多维度表现；既要重视标志性成果的引领作用，又要充分尊重不同学科在知识生产方式上的固有差异。对于文史哲这类以学者独立钻研为主要工作方式的学科，评价导向可以更加侧重于原创思想的深度与厚度；而对于人工智能、工程技术、生物医学等以团队合作、协同创新为显著特征的领域，则理应充分认可集体贡献的价值，避免运用整齐划一的标尺去衡量所有学科门类。

更为关键的是，评价的重心应当切实落脚于“解决了哪些实际问题、创造了何种社会价值、培育了怎样的优秀人才”之上。只有当高质量创新真正成为评价体系的核心导向，而非论文发表数量或署名顺序的简单比拼，才能有效缓解青年学者与博士生群体中长期弥漫的“论文焦虑”，也才能从根源上遏制挂名、争抢署名等学术乱象的滋生蔓延。

论文署名，犹如一面镜子，映射出整个科研生态的健康状况。它既关乎学术伦理的底线坚守，也关系到人才梯队的接续培养；既展现了科研协作的基本模式，也折射出评价制度运行的深层逻辑。归根结底，今日所争论的“署名权归属”，其焦点并非那一个个名字本身，而是与名字紧密捆绑的权益分配规则。一个真正健康、充满活力的学术生态，应当确保每一位作出真实贡献的科研工作者都能获得应有的尊重与认可，让开放合作、协同创新的精神得到充分的鼓励与弘扬，让学术诚信在完善的制度保障下蔚然成风。 （作者系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副会长，清华大学兼职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