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末的北京，一纸毕业证书为大学时光画上句点，而各路高校教师在毕业典礼上的致辞，却意外成为网络热议的焦点，在社交平台上持续发酵、刷屏。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陈昌凯，用一句“再忙也要按时吃饭，再累也要把睡眠留给自己”的朴素叮嘱，轻轻叩击了无数毕业生的心门；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程乐松，则以“毕竟我们是演技纯熟的老登”这般略带自嘲的口吻，将哲学的深邃化为对当下青年困惑的回响；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杨宁，更以“我们面对的是同一片迷雾，同一种焦虑”的共鸣之语，探讨文学在喧嚣时代里所能承载的独特重量。这些致辞之所以能突破象牙塔的边界，迅速走进大众视野，其魅力并不在于辞藻的堆砌或修辞的华丽，而恰恰在于那份赤诚——它们不曾试图以“如何不被人工智能淘汰”的命题制造焦虑，反而引导人们反思：在机器日益精进的今日，什么才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独特价值？它们没有站在高处，以说教的口吻宣讲宏大道理，而是用具体而温暖的言语，与年轻灵魂进行平等而真切的对话；它们更不贩卖热血沸腾的励志信条，反而坦然面对迷茫、脆弱与不完美，并温柔地告诉每一位毕业生：这些缺憾，本就是人生的底色。正是这种带着思考、透着温度的“活人感”，深深触动了年轻一代的心灵深处。

技术革命正以一种不可阻挡的理性姿态向前狂奔，但人类的情感需求，却始终渴望被看见、被理解。高等教育的真谛，从来就不在于将人塑造成高效的生产工具，而在于培育心智健全、知行合一、能经世致用的完整个体；它也从不是为成功设定一个统一模板，而是为多样的人生提供无限可能。在大学生涯的最后一堂课上，老师们所传递的，与其说是经验的积累或知识的总结，不如说是一种直面世界的勇气，以及接纳自我的那份从容与淡定。

杭州，7月30日电（记者 蓝伊旎）——盛夏时节，钱塘江畔再掀创新创业热潮。第十一届“创客中国”（杭州赛区）暨“浙江好项目”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今日在此间圆满收官。经过激烈比拼，企业组与创业组共计25个优胜项目脱颖而出，获奖项目广泛覆盖高端光学核心芯片、4D世界模型等前沿科技赛道，彰显出杭州作为创新高地的澎湃活力。

本届赛事以挖掘和培育优质项目及初创团队为核心使命，着力助推中小企业迈向转型升级与专精特新发展之路。自赛事启动以来，报名热度持续攀升，最终共有372个项目正式参赛，数量与质量均创历届新高。

整个赛程绵延两个月，累计举办18场路演活动，为参赛者搭建了展示与交流的舞台。与此同时，主办方还精心策划并配套了一系列赋能举措，包括项目路演专项辅导、投融资精准对接、政策深度解读等，全方位、多维度地为参赛企业与创业团队提供全生命周期支持，助力其成长壮大。

杭州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李明松在闭幕式上表示，“创客中国”（杭州赛区）已连续举办十一年，品牌效应日益凸显。据统计，该赛事迄今已累计帮助844家企业跻身创新型中小企业行列，492家成功晋升为浙江省级专精特新企业，更有108家摘得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桂冠。这一平台已然成为杭州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柱。

与往届相比，本届大赛呈现出更为鲜明的硬核科技色彩。人工智能等新兴赛道的参赛项目数量实现翻番，参赛企业手中握有大量发明专利，技术含金量显著提升。此外，赛事在区域协同方面也迈出坚实步伐，首次在临平区、余杭区、临安区、富阳区及萧山区五大重点产业集聚区设立专场赛区，将比赛真正办到企业家门口，深入基层一线，极大提升了参与便利性与覆盖面。

据了解，本届大赛评审阵容强大，共邀请来自投资机构、高等学府、科研院所及创业服务平台的70余位资深专家担任评委。在金融支持层面，杭州联合银行、杭州市科创集团有限公司、杭州市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等多家机构倾力相助，为参赛项目提供坚实资金后盾。未来，杭州还将持续从政策引导、资源对接等多角度发力，坚持以赛引智、以赛兴业，为中小企业铺就一条充满活力的创新发展之路。（完）

在5月末的重庆长安望江工业集团一场特殊会议室里，一场别开生面的答辩仪式正在举行。南开大学卓越工程师学院2026届博士研究生邵嵩、张勇，分别就地面无人车野外感知决策及地面无人集群协同方向，展示了他们的创新成果。从静态展示、动态演示到陈述汇报，这场答辩历时4个多小时。6月17日，伴随着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的审议通过，两人凭借实践成果顺利获得工程博士学位，成为这一新兴评价模式的先行者。

从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发布关于申请成果基本要求的文件，到学位法进一步明确相关规定，再到2026年毕业季全国多所高校相继推进这一改革，首批以工程技术革新、实体装备研制、行业流程改造及标准工艺优化等实践成果完成学业、获授学位的工程硕博生，正在逐步重塑外界对于“论文作为学位申请硬性条件”的传统认知。

研究生毕业不撰写论文，以实践成果取而代之，培养质量如何保障？成果的认定审核流程与常规论文答辩有何差异？这一机制又如何进一步铺开？带着这些疑问，记者展开了深入采访。

聚焦真实需求，破解实践场景中的核心痛点

“这段历程实在太‘接地气’了，我面对的是真实的河流、真实的排水管网、真实的数据和真切的老百姓诉求。”中山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博士生张心阳感慨道。他踏遍广东信宜的18个镇和2个街道办，累计行程超8万公里，完成了4000余页、合计逾百万字的调研报告，从污染源排查、治理模式构建到智慧监管平台开发，全程参与。最终，他携“人工智能驱动的流域水环境智慧监管系统构建与工程应用实践成果”登上答辩台。

“简单来说，这套系统就是为河流装上了一个‘智慧大脑’。”张心阳向记者解释，“过去流域治理往往是‘被动救火’——人力跑不过污染扩散，数据更新滞后于变化，各部门之间信息孤岛严重，等发现水质超标时，污染早已蔓延。如今，通过集成机器学习、大语言模型等前沿人工智能技术，系统将水质监测、污染溯源、预警预判和决策辅助统一整合到一个平台，实现了从‘污染源—管网—污水厂—河流—流域’的全链条智能化管控。”

如果说张心阳的成果扎根于政府行政实践的场景细节，佛山大学环境与化工学院硕士生刘乐乐则将目光投向了企业的“现实痛点”。面对污水厂提升泵能耗大、调度过度依赖人工经验的难题，刘乐乐依托污水厂现有的数字化平台运行数据，构建了单泵能效模型及泵组协同优化模型，通过可视化界面为运行人员提供调度参考。“实际应用验证显示，单泵指导阶段平均节电率达4.80%，泵组协同寻优阶段平均节电率提升至11.50%，节能效果经受了实践检验。”

“‘实践成果替代论文’改革，实质上是对工程技术创新价值的重新审视与肯定。”刘乐乐的导师、佛山大学环境与化工学院教授郜玉楠指出，许多人可能存在认知偏差，误以为只有从0到1的基础性创新才算真正的创新，而从1到100的工程化落地仅是简单复制和推广，“事实上，工程化落地同样是一种高难度的创新。从实验室的小试成果迈向工业化大规模应用，需攻克材料稳定性、工艺可靠性、设备适配性、成本管控、生产安全、环保合规等一系列复杂课题，还要整合上下游产业链资源，应对各种不可预见的现场挑战，其难度往往不亚于基础研究。”

常州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徐高明认为，推行“实践成果替代论文”授位，核心在于打破长期以学术论文为唯一标准的单一评价模式，构建更多元、开放、聚焦真实问题解决能力的人才评价体系。“传统学位评价以‘知识生产’为核心，强调理论创新和学术规范；改革后则转向‘问题解决’为导向，聚焦工程实践中的真实痛点和产业技术瓶颈。这一转变，有助于推动高校从‘学科逻辑’迈向‘需求逻辑’，从‘为论文而研究’转向‘为创新而实践’。”徐高明表示，这不仅契合高等工程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落实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培育能够攻克复杂工程问题的高层次技术人才的关键举措。

现场评鉴，检验工程判断力与系统解决能力

一篇论文从开题、中期检查到答辩，流程清晰；那么一件实践成果又该如何认定？郜玉楠向记者详细介绍了流程：第一步是双导师联合开题，由校内导师和行业导师共同确定实践成果的研究方案；第二步是过程管理，类似论文的中期检查，学校定期与企业对接项目进展，评估学生在项目中的参与贡献和实际解决的问题；第三步是毕业前三个月组织实践成果鉴定会，对学生提交的成果报告、软件产品、发明专利及企业应用情况进行审核鉴定，其中专家组有一半以上来自企业；第四步是答辩，重点展示产品的应用状况、现场运行数据及给企业带来的经济效益，专家围绕其在工程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及应对策略重点质询；最后，答辩委员会依据实践成果的水平、实际贡献及答辩表现，投票决定是否授予学位。

“与写传统论文的同学相比，我感受到研究周期更长，项目并非完成实验就结束，还需持续追踪现场运行效果，并经常与企业导师、现场工程师和运行人员协作。”刘乐乐印象最深刻的环节是数据治理。面对百万级别的数据，他一度感到“有些茫然”，不清楚数据所反映的异常是硬件问题还是数字化平台传输故障所致。通过一次次与企业工程师沟通、赴现场排查异常原因，他终于结合变量间的物理关系构建出数据治理方案，将理论转化为实际应用。

张心阳坦言，做实践成果相比写论文，最大的不同在于“不确定性”。写论文时，研究路线一旦确定，按计划推进实验、分析数据、撰写内容便可，节奏相对可控；而实践成果需面对真实工程中的变量，天气、政策、人为因素都可能影响进度。“我的实验数据是在河流里、管网中、暴雨夜里跑出来的。”采访中，他提到成果鉴定现场的一个细节：专家组并未坐在会议室中只看文字材料，而是沿鉴江流域实地走访了含章桥、竹山河、丰垌桥、高垌桥等断面，观摩无人监测船走航演示，考察治理成效和平台运行状况，随后才召开鉴定会进行质询评议。

“‘打磨’一件实践成果，首先要建立工程思维。以前我只知道如何优化一个模型或提升一个指标，现在则明白怎样将技术嵌入整个治理体系中，从问题诊断、方案设计、技术攻关到落地验证，形成一个完整的工程闭环。其次是锻炼跨界沟通能力。不仅要与导师讨论技术方案，还要向地方政府官员汇报治理对策、与企业工程师对接产品需求、向基层干部解释技术原理，不同对象需要不同的‘话语体系’，这是传统论文训练难以覆盖的。再次是应对不确定性。真实工程中充满计划外情况，面对暴雨内涝、数据异常，如何在‘混乱中寻找秩序’，是实验室中无法习得的。”回顾自身成长，张心阳感受颇深。

徐高明认为，适合替代论文的实践成果应具备四项核心标准——真实性、创新性、实效性和规范性。对工程硕博士而言，这类成果更强调工程判断力和系统解决能力，考核方式更贴近其职业发展路径。

拓展实施，需明标准、强保障、扩合作

从目前各校实施情况来看，通过实践成果认定专业学位的案例仍属少数。采访中，不少导师和专家直言，在确保培养质量的前提下拓展实施范围，还面临诸多现实困难与挑战。

“首先是观念转变难。无论是学校、导师还是学生，‘唯论文’观念根深蒂固。许多导师担忧不发论文会影响职称评审，许多学生担心实践成果的认可度不及论文；其次是校企协同难。不少企业认为培养学生是高校的事，自己只是‘搭把手’，在成果归属、知识产权等方面也存在分歧；再次是认定标准难统一。工程领域分类繁多，不同行业、不同方向的实践成果形态各异，有的是新工艺、新设备，有的是技术改造方案，有的是工程设计报告，很难用‘一刀切’的量化标准衡量，这也导致目前不同学校、不同专业间的认定标准宽严不一、水平参差不齐。”郜玉楠表示。

“学校层面，应建立灵活适配的成果认定机制，组建由校内导师、企业专家和行业代表共同组成的评审委员会，并完善成果存档、公开、追溯的制度保障。企业层面，应主动开放真实场景与工程数据，配备企业导师参与过程指导，并提供必要的试验条件。社会层面，行业协会、标准化组织可将优秀实践成果纳入行业标准或技术推广目录，形成社会认可与激励机制。”徐高明建议。

不少专家谈道，在校企搭接、平台共享方面，政府和第三方社会机构可更深度参与。例如，粤港澳大湾区（佛山）先进制造业国家卓越工程师创新研究院通过设立卓越工程师联合培养综合改革项目，提供经费支持，将高校、企业和政府资源充分整合；广东信宜市政府、水务局、生态环境局开放政务数据、协调各部门配合调研、支持平台部署和试用，这些均为刘乐乐、张心阳的成果“诞生”提供了重要条件。

“下一步应总结梳理、完善相关流程细则，打造实践成果认定学位的标杆案例，向学校各院系及合作企业广泛宣传，增强学校导师和企业工程师的共识，提升帮助学生提炼成果的指导能力。”北京理工大学卓越工程师学院常务副院长王军政表示，“成果提炼得好、创新度高，导师指导有成就感，企业参与有实际效益，就能形成良性循环。”

中山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孙连鹏表示，今后应在制度体系方面提供更多支持保障，让更多学生带着专业所学走出校园，走进千行百业的广阔实践场景中，“既可以持续深耕于实践，也可以将实践中发现的问题和阶段性成果带回实验室，最终再回归到实践中去”。

当人工智能能够瞬间完成文本解析、生成感悟之时，我们究竟需要塑造怎样的阅读者？是那些擅长应试答题的机器，还是拥有独立思考能力的灵魂？是仅仅识字的人群，还是怀揣人文情怀的生命个体？这一连串发人深省的追问，出自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任翔之口，是在中国教育学会青少年阅读教育研究分会成立大会暨青少年阅读素养标准研讨会上提出的。

今年2月1日起，旨在推动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提升全社会思想道德与科学文化素质、促进社会文明程度提高、助力文化强国建设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落地实施，就提升全民阅读服务质量等方面作出了系统化制度安排。然而，制度蓝图虽已绘就，校园教育一线仍面临诸多现实挑战——当AI能秒速概括段落大意、生成读书笔记，孩子们的阅读之路该如何走？教师的阅读素养教学又当如何应变？“人工智能+阅读”应构建怎样的育人新模式？

“深度阅读没有捷径可走，更无法抄近路。”上海市闵行区教育学院语文教研员、正高级教师景洪春的忧虑极具代表性。她指出，AI能够迅速梳理文本脉络、提炼段落主旨、生成详尽的读后感想，若青少年长期依赖此类“压缩式阅读”，其自主解读与感悟文本的核心能力将何以养成？景洪春分享了前线教师进行的课堂实验发现：随着阅读文本篇幅增加、信息密度加大，学生们的阅读流畅度和理解能力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这正是高年级学生面临的真实困境，”她向记者透露，中小学阶段更需引导学生尝试深度阅读，全面提升阅读综合素养。

为何阅读素养的提升不能借助AI“省力”达成？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认知神经科学与学习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陶沙的研究揭示了其中奥秘。她率领团队对北京地区学前儿童开展了长达十年的发育追踪研究，发现阅读能力的发展遵循“能力在先”的规律——即阅读能力本身驱动着经验积累和兴趣形成。小学初期正是培养儿童语言认知技能、构筑阅读根基的关键窗口。“要让种子的底层技能得到完整发育，否则再勤勉的园丁也无法使其生根发芽、茁壮成长。”陶沙认为，完整的阅读体验既能架起孩子与世界之间的精神纽带，又能持续促进高阶认知能力发展，奠定孩子的精神底色。“阅读不仅仅是面对文字符号，更是一场独属个体的精神之旅。”浙江省教育厅教研室初中部主任章新其强调，新时代应当摒弃为应试而读的功利主义思维，着力培养学生的持久阅读兴趣和良好阅读习惯，引导他们在自主阅读过程中整合知识、提升理解力。

要让青少年阅读素养稳步提升，教师的阅读引导能力必须先行一步。今年4月，教育部颁布《中国青少年阅读素养框架》教育行业标准，为不同学段、不同水平的青少年规划了清晰的成长路径，助力实现阅读素养发展的连续性、进阶性和适配性。该框架构建了“知识—能力—价值”三位一体的阅读素养模型，并搭建了“四阶十二梯”的素养发展体系。西南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教授魏小娜却点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困境：要求教师们在短时间内将文章讲解与阅读素养框架对应起来，完成教学模式的转型，“难度不可小觑”。

除了教学模式上的转型挑战，四川师范大学基础教育研究院执行院长靳彤还注意到，尽管不少中小学已开设多样的阅读课程，但从课程建设与研发的视角审视，“科学化程度仍有待提升”。许多阅读课依托校本或地方资源而设，缺乏严谨的课程设计；同时，阅读长期依附于语文学科，尚未形成独立的课程体系。另一个现实瓶颈则是，“国家规定的课程表已经排满，阅读课如何挤入？”“如果阅读是刚性需求，课时问题怎么破解？”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党委书记尚建军认为，一系列现实难题依然亟待破解。

尽管挑战重重，提升阅读素养教育的核心抓手仍在于教师。针对教师阅读素养的培训，《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已作出明确部署：强化对教师的阅读指导培训，提高其阅读指导能力。各地也正在积极探索相关培训计划。云南省教育技术能手封潇兼具十年语文教学和十年教研员经历，这种跨界身份让她更加清醒地认识到，长期以来以教案为导向的碎片化阅读习惯，导致部分教师缺乏深度阅读的内生动力。为此，她所在地区实施了一系列教师阅读素养提升方案：每周围绕一个主题，引导参与教师完成标注、理解、推论、链接四步阅读法；同时依托名师工作室和语言文字平台，推动教师为古诗词等经典内容进行诵读、配乐，深度诠释文字内涵。封潇认为，未来还需要通过完善激励机制，“让真正擅长阅读与引导的教师获得舞台、待遇与尊严”。

AI时代，孩子们的书该怎样读？北京市第八十中学高级教师李燕所在的教学团队已进行了十余年的探索。2014年，学校让语文教师借助电子书包开展整本书阅读实践。李燕从最初的抵触到最终接纳，其思想转折点在于：“技术能够让我们了解学生是否在读。”电子书包实时记录学生的阅读痕迹、批注位置与兴趣焦点，使得“一人一策”的个性化教学成为现实。“AI时代对语文教学确有助益，”李燕分享道，她的团队已开发封装了56个专属智能体，覆盖初高中各学段必读书目。学生们既可伴读、研读、深度思考，又能从课内延伸至课外，从单本拓展至航天、航海等跨学科主题。然而，团队教师始终保持警觉——不能让智能体取代师生之间交流互动所产生的真挚共鸣。

关于AI产品融入阅读实践，相关政策文件亦已作出明文规定。教育部办公厅与中央宣传部办公厅联合印发的《关于深入实施全国青少年学生读书行动的通知》明确指出：依托专业力量开发“AI阅读助手”，推动中小学校逐步普及AI伴读计划，依据青少年不同年龄、兴趣、基础与发展需求，遴选阅读主题与内容，分析阅读行为与习惯，实现个性化书目推荐、阅读进度监测和详细分析报告生成，从而提升学生阅读效率和兴趣。科大讯飞副总裁汪张龙所在企业已开发众多AI产品。从开发者视角看，大模型既能助学生将一本书“读薄”——理清脉络、引导融会贯通；也能将一本书“读厚”——快速检索相关知识、辅助拓展阅读。他认为，未来将是一个人与机器协同共存的年代——机器负责执行，人负责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并清晰表达，而这恰恰需要依赖深度阅读来培养。

AI在青少年阅读中应扮演何种角色？众多专家认为，既要拥抱技术、探索其在伴读中的功能边界，也应引导孩子在深度阅读中学会独立前行。“阅读的本质从来不是信息的搬运，而是意义的构建，是读者携带着自身生命经验，与文本世界相遇、碰撞、对话，最终在心灵深处生长出属于自己的独特果实。”任翔指出，这正是《中国青少年阅读素养框架》将“价值”置于素养核心的深层逻辑所在。“当机器日益趋近人的智能时，深度阅读恰恰是让人保持人之为人的那条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