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曦初露，六点半的汉中天汉湿地公园已是生机盎然。身着旗袍的老年模特队成员在荷花池畔踩踏节拍，身姿优雅；晨练的市民向汉江抛撒面包屑，几只白鹭掠水低飞，划出优美弧线。不远处，摄影爱好者们早已架好三脚架，在柔和晨辉中定格“鱼戏莲叶间”的灵动画面。

这片水土有个特别的昵称——“幸福园”。这名号不出自地图，却在百姓口中口口相传。汉台区三步踩舞蹈队的队员们笑靥如花：“空气清新、风光宜人，这样的日子哪能不幸福？”

公园栈道旁，一条长达2.3公里的翻板闸生态鱼道蜿蜒延伸，不时有鱼儿跃出水面，激起晶莹水花。本地人早已习以为常，外地游客却啧啧称奇——为鱼修路？汉中市一江两岸开发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闫晓明解释道：“为帮鱼类洄游产卵时保存体力，鱼道下游特设‘休息舱’，上游则尽量复原自然溪流原貌，为鱼儿营造舒适的繁衍环境。”

碧水澄澈可见鱼影，微风拂过泛起层层涟漪，成群飞鸟循着水声纷至沓来，在此安家落户。“生态环境好不好，红嘴鸥最有发言权，如今每年有超过4000只红嘴鸥来此过冬。”75岁的赵宏杰组建了一支“红嘴鸥之家”志愿者团队，成员平均年龄70岁。他们每日到江边投喂、巡护、劝阻不文明行为，还为游客义务科普鸟类知识，“眼下红嘴鸥尚未来临，别的鸟儿咱也得悉心看护。”

314种植物繁茂生长，30余种鱼类自在遨游，140余种鸟类栖息觅食……如今的天汉湿地公园，绿水青山的“颜值”正持续转化为群众幸福生活的“价值”。

江畔的“幸福园”承载山水之美，城中的“幸福园”则浸润日常之暖。汉台区明珠小区是老旧社区，如今专门腾出一间屋子，一半辟为健康驿站，专业医生每周前来开展慢性病筛查；另一半设为议事角，物业、支部、居民围坐畅谈，杂物清理、充电桩选址等事宜当场敲定。

居民梁刚感慨：“过去叫‘上社区’，现在叫‘下楼’。调药量在楼下问，低保年审在楼下办，闹矛盾在楼下评理。”虽非惊天动地的大事，但“幸福”落到老人身上，往往就是少跑一趟腿、少问一个人。

大门常开、居民常来、服务常在。汉台区东关街道秦峰西院小区将八间旧房改造为便民厅、睦邻驿站、多功能室。李阿姨做高龄认证时，无需儿女请假陪同去政务大厅，“在小区里点点屏幕就搞定了”。傍晚时分，群众在室外活动场地打羽毛球、乒乓球，旁边小广场正准备放映露天电影。小区服务站站长说：“咱不追求高大上，你想来随时来。”

近年来，汉台区改造提升了53个社区党群中心，新建21个小区服务站，国学馆、社区夜校、自习室等场景开设了80个，皆以“幸福园”为名——但此园非彼园：江边的园子装山光水色，城里的园子装人间烟火。

如果说幸福的底色是生活温度，那么文化的厚度则是一座城市绵延不绝的根脉与底气。汉中市博物馆现有藏品1.38万件（套），镇馆之宝“石门十三品”乃是上世纪60年代末因修建石门水库，从褒谷口淹没区凿迁保护的十三块汉魏摩崖石刻，1936年版《辞海》封面的二字便取自《石门颂》。然而过去，这些石刻是“冷”的——隔着展柜，普通观众驻足片刻便离开。

2024年以来，博物馆建成3D裸眼四折幕暨青少年研学体验中心，投用沉浸式AR虚拟数字眼镜导览设备，推出“智慧云课堂”“虚拟数字眼镜漫游汉博”等项目，让历史变得可观、可感、可对话。“日子越过越好，博物馆人气就越旺！”一位本地市民随口道出变化。2025年，汉中市博物馆游客接待量达109.02万人次，千年石刻成了街坊邻居茶余饭后的谈资。

变化不止于眼前，更广袤的乡野间，幸福正从指尖生长而出。汉中市南郑区黄官镇西接秦岭、南临巴山，野生青藤资源丰富，素享陕西“藤编之乡”美誉。

青藤在手艺人指尖翻飞、交叠，挑、压、缠、绕之间，一把藤椅渐次成形。这门传承千年的民间技艺，2021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2026年1月1日，《汉中藤编保护发展条例》正式施行，从技艺传承到产业规范，从手工作坊到品牌出海，一根根青藤编织出指间生金、藤上开花的“幸福城”。如今，南郑区已建成7家社区工厂、5个帮扶基地、6处非遗传承基地，将6500余名群众嵌进藤编产业链，户年均增收2万余元。

从江畔的水清鸟鸣到城中的社区烟火，从博物馆里的千年石刻到秦巴山间的青藤富民——一座“幸福园”串联起一座城的日常，一座“幸福城”正将这日常过成长远。

一边是欧洲消费者掀起“抢购潮”争相入手中国制造的空调，另一边布鲁塞尔却以“产能过剩”为利刃，接连对中国新能源汽车、风电设备及跨境电商挥舞限制大棒。难道出口规模扩大就意味着“产能过剩”？这一概念究竟应作何诠释？

本月28日，商务部发布了篇幅达万字的官方文件，系统阐明中方对于所谓“产能过剩”议题的严正立场。这份文件并非意在唇枪舌战，而是旨在厘清真相、拨开迷雾。

近期，欧盟方面动作频频，不仅针对中国电动汽车发起反补贴调查并加征惩罚性关税，还依据《外国补贴条例》对中国风电企业展开深度审查，而这些举措的借口几乎无一例外地指向“产能过剩”四字。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也早在此前便以类似理由对中国启动了301条款调查。

究竟何为“产能过剩”？事实上，世贸组织协定中并未对此给出明确定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亦坦言，这是一个需要结合宏观经济背景才能把握的“复杂概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能总是处于“平衡—失衡—再平衡”的循环波动之中，失衡恰恰是常态。“产能过剩”并非一个整体的贸易关系，由于各细分产业领域的差异性，是否真正存在过剩，实难一概而论。

有人断言“出口多即是产能过剩”，然而这一逻辑显然经不起推敲。回望历史，英国工业产出曾占全球总量的22.9%，美国更一度飙升至44.7%，德国与日本亦长期维持着巨额贸易顺差。放眼当下，欧盟自身的汽车贸易顺差高达922亿美元，药品顺差更是达到2146亿美元；美国芯片产量的八成供出口，波音公司三分之二的飞机销往海外市场。若按此逻辑推理，这些经济体岂非都要自我检讨？显而易见，出口繁荣是国际分工与比较优势的自然产物，绝非“产能过剩”的佐证。

另有一种论调声称“补贴必然引发产能过剩”，这同样是偷换概念之举。美国《通胀削减法》计划投入7500亿美元巨额补贴，欧盟也拟在2021至2030年间提供超过1.44万亿欧元的补助。补贴本身并非罪过，各国均在使用此类工具，关键在于是否公平。中国的补贴主要集中于研发环节与技术攻关领域，且对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2025年，外资企业在中国出口顺差中占比达16%，同样从中获益。

那么，中国自身的产能是否真的过剩？数据给出了明确答案。2025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4.4%，处于合理运行区间；经常账户顺差占GDP比重约为3.7%，亦在国际公认的健康范围之内。

尽管事实如此清晰，欧盟仍不断推出新的对华保护主义措施，涉及风电、跨境电商、并购审查等多个维度，大有愈演愈烈之势。

面对这一态势，商务部发言人明确表示：切莫以产能问题为幌子，行保护主义之实。中国发展带来的应当是“机遇”，而非“冲击”。反观“中国空调热销欧洲”这一鲜活案例，恰恰印证了中国产品具备真实而强劲的市场需求。某些国家炒作“产能过剩”话题，其深层动机无非是为自身产业转型迟缓、创新能力薄弱及就业焦虑加剧等现实困境寻找替罪羊。

然而，筑起高墙、设置壁垒，真的能化解这些难题吗？欧洲央行自身测算结果已给出了回答：若欧盟自中国进口增加10%，其整体进口价格便能下降1.6%。

归根结底——吹灭他人的灯，并不能使自己更加明亮；阻挡他人的路，最终只会困住自己的脚步。保护主义之途不通，合作共赢方为正道。

中新网上海7月10日电（杨海燕 马佳佳）7月9日，跟随“活力中国调研行”的步伐，记者来到了上海闵行的“脑智天地”。一块屏幕上，一段灰阶影像缓缓流转，乍见之下似乎模糊不清，然而正是这淡薄的影像，却承载着让一名全盲患者重新触碰世界的希望。

这段灰阶画面由光点矩阵生成，模拟出视觉轮廓，它所描绘的，正是未来全盲患者借助脑机接口感受到的图景——尽管没有斑斓的色彩，也带着些许朦胧，但足以辨识周围的环境与文字。

这并非天马行空的科幻桥段。作为“脑智天地”首批入驻企业之一，明视脑机的首席商务官兼CMO陈文凯谈道，这项技术真正的价值，在于“科技向善”。他展示的植入式系统，通过摄像头捕捉信号，再经编码处理后刺激视觉皮层，让大脑理解人造信息，进而重构图像感知能力。

回顾过往，去年团队已在武汉完成了4例IIT临床试验，验证了该系统能让患者看到定量化图形、感知颜色的能力。今年，他们计划开启首例全盲患者的实验，并预计于2028年提交注册申请，力争在2030至2031年间取得国内最严格的三类医疗器械生产许可。

与此同时，“脑智天地”的发展也正不断提速。截至2026年6月下旬，这里已汇聚了50家脑机接口企业，21个初创项目也成功进驻孵化器，整体入驻率达到75%。

在这片创新高地上，“医工交叉”已从理念蜕变为一种常态化的协作机制。华山医院神经外科及临床转化中心的医生吴泽翰对此深有体会：“很多创意都需要医生与工程师面对面坐下来，深入交流才能成形——有些临床场景，正是看到新技术或新产品后才被激发出来的。”

吴泽翰进一步指出，脑机接口行业的真正爆发，并非仅仅仰赖硬件的突破，更得益于人工智能的飞跃。信号处理从过去的延迟运算转变为数百毫秒内的实时反馈，这才能让脑机接口由理论走向实践，真正成为临床可用的利器。

与此同时，上海沃福灵犀科技的研发负责人Chris正带领团队向传感器技术发起冲击。在他看来，在实时环境中获取高质量的脑部数据，是当前面临的最大挑战。公司正全力研发新型传感器系统，并探索更精准的神经调控手段。

陈文凯最后强调，经过3至6个月的“脑机双学习”训练，系统会逐渐贴合使用者的个体特征，帮助盲人做出决策、采取行动，从而真正融入社会。“让机器人拥有具身感知，让人类的感知得以重构，这是五年后的远景。但眼下，我们更希望为绝对盲症患者交付一个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这才是脑机接口造福人类最根本的意义所在。”

在北京市房山区，一场关于“隐形雇主”与劳动权益的司法前沿交锋引发关注。部分企业利用合同名称的巧妙转换、管理链条的层层嵌套，试图将劳动关系的责任“甩锅”给模糊地带。面对这样的隐蔽用工现象，劳动者是否还能有效维权？近日，房山区人民法院举行了一场专题新闻通报会，聚焦隐蔽用工类劳动争议的审理现状，并发布了典型案例。据《工人日报》报道，近年来该院受理的相关案件多集中在即时配送、网约出行、快递物流等新兴业态。

新闻发言人指出，一些用人单位通过缔结五花八门的协议、构建多级用工框架，将本应属于劳动法的雇佣关系精心装扮成承揽、外包或合作等民事法律关系，使得劳动者在维权之初便陷入迷茫——究竟谁是真正的雇主？该向谁主张权利？对此，法院坚持实质性审查原则，重点探究用人单位是否对劳动者实施了支配性的劳动管理。从审判结果来看，确认劳动关系或判定企业承担用工主体责任的情形占据主流。

在发布会上，燕山人民法庭庭长针对这批典型案例，剖析了隐蔽用工的常见“套路”，并提供了明确的法律指引。

第一类情形被形象地称为“自己管人、外包发钱”。2023年3月，暴某经某快递站点工作人员安排，以快递公司员工名义注册了外卖平台APP，从此担任骑手。公司为他配发了电动车和统一工装，日常调度与考勤均由公司负责，但双方既未签署劳动合同，也未缴纳社会保险。一次配送途中的车祸，让工伤认定陷入争议。暴某于2024年2月离职后诉至法院，请求确认劳动关系。

法院调查发现，快递公司与一家管理公司签有《业务外包合同》，外包费用由佣金、管理服务费、税费及返费等构成，其中管理服务费竟为零元。暴某通过平台接单，报酬由管理公司代发，但资金源头却指向快递公司。在平台显示中，暴某的身份明确为快递公司员工。法院认为，暴某所从事的配送工作属于快递公司的业务范畴，站点站长通过微信群对其进行了实质性的工作监督和考勤管理，双方关系表现出强烈的人格从属性。至于管理公司发放报酬，证据表明其仅代发工资。合同对价低、履行过程异常，明显有规避劳动关系、转嫁经营风险的嫌疑，该风险不应由劳动者承担。据此，法院认定暴某与管理公司之间不存在实质管理关系，快递公司以《业务外包合同》为由否认劳动关系的抗辩不被采纳，最终确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

法官提示，法律不会容忍借“自己管人、外包发钱”之名行规避法定责任之实。用人单位若企图以此逃避签订劳动合同、缴纳社保或承担工伤赔偿等义务，不仅徒劳无功，反而可能招致更重的法律后果和赔偿负担。

第二类情形则是“以承揽合同行用工之实”。自2021年7月起，于某在某配送站担任骑手，为A公司提供商超商品配送服务。2023年底，A公司撤出该站点，由B公司接手，于某随之被解绑并与B公司绑定，由此与A公司产生劳动争议。于某坚称自己是A公司员工，而A公司则主张双方为承揽关系，出示了《项目转包协议》，声称于某系以个体工商户身份承包配送业务，工资经由第三方平台支付。

法院审理后认定，双方均具备法定劳动关系主体资格，于某的配送工作构成A公司业务的一部分。虽然工资按单量计算，但A公司对骑手进行排班、控制接单量，甚至单独派单，显然实施了管理行为。据此，法院判定双方符合事实劳动关系成立条件，确认劳动关系存在。

法官提醒，用人单位通过要求劳动者签署承揽或合作协议来“去劳动关系化”，在司法实践中难逃穿透式审查。只要用工实质符合劳动关系特征，即使披着承揽协议的外衣，也会被认定为事实劳动关系。

第三类情形为“名为外包实为派遣”。李某与甲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后，被安排至乙公司担任销售员。甲、乙两公司间有《劳务外包合作协议》，约定甲公司派驻人员从事营销项目。因乙公司将李某退回，甲公司随即以严重违反制度为由解除合同。李某申请仲裁后起诉甲公司。

法院指出，尽管李某与甲公司签有合同，但其在乙公司工作场所接受乙公司的管理、指挥，且工资、福利由乙公司确认和结算，这暴露出两公司间是典型的假外包、真派遣关系。乙公司作为用工单位，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按约定程序处罚并退回李某，因此其以违纪为由退回的行为缺乏依据。甲公司作为用人单位，盲目依赖退回决定解除劳动关系，于法不合，最终被判支付违法解除赔偿金。

法官建议，企业必须厘清外包与派遣的界限，不可借外包协议掩盖真实用工关系。用工单位退回劳动者后，派遣单位应独立审查解除条件，依据事实和法律作出决定，而不能机械跟随用工单位的“退回”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