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贵港7月31日电（梁瑜琳）7月31日，一场以“地标中国行·安怀石硖甜”为主题的2026年平南县安怀镇石硖龙眼助农盛会，在广西贵港市平南县拉开帷幕。来自本地商超及多家主流线上电商平台的采购代表齐聚于此，现场即敲定多份意向采购合作协议。此举意在打通农产品流通环节的“最后一公里”，助力农户增收，同时为“平南石硖龙眼”这一地标性品牌注入更强市场声量。

据平南县人民政府透露，此次主题活动选定安怀镇作为举办地，既是对该镇特色农业产业成效的充分认可，也是撬动当地农产品外销新通道、擦亮石硖龙眼金字招牌、带动民众致富的关键支点。活动为政企协同、产销对接以及媒体传播搭建了高效平台，有望显著提升石硖龙眼的公众认知度、口碑形象与市场辐射力，让更多优质土特产走出平南、走向全国餐桌。

当天的活动布局别具匠心，三大板块并行推进：仪式区、展销区与电商直播区。开幕式环节涵盖产业宣讲、龙眼争霸角逐及民俗文艺演出，巧妙将品牌推广、品质认证与乡土文化串联；展销区内则全景式呈现了石硖龙眼的产业链条，从新鲜采摘的龙眼果实，到精制桂圆干、去核桂圆肉、龙眼果酒、龙眼糕点和特色龙眼饮品等深加工产品一应俱全。此外，主办方特邀平南本土知名奶茶品牌设摊亮相，引得众多游客驻足品尝。在电商直播专区，标准化直播间内搭建起原产地溯源场景，鲜果预售与即时销售轮番上阵，广西职工保障互助协会亦同步启动助农直播，面向各级工会及全区职工重点推介安怀镇石硖龙眼，真正实现了“线下聚人气、线上促变现”的双轮驱动模式。

作为享誉全国的“中国石硖龙眼之乡”，平南县的石硖龙眼种植版图已达20万亩，丰产之年总产量可攀升至20万吨，产值逼近16亿元人民币，其规模、产量与效益在广西乃至全国均处于领跑梯队。而安怀镇作为该产业的核心腹地，种植面积稳定在3.6万亩，不仅是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也是广西现代特色农业示范区的关键区域。

开幕式上，安怀镇党委书记杨居易亲自登台开展产业专场推介，围绕石硖龙眼的种植规模、品质优势、富硒特色、扶持政策以及招商方向进行了细致解读。此次助农活动落地安怀，势必将带动鲜果销售、加工增值和文旅消费的联动发展，使产区资源优势切实转化为农户增收的“真金白银”。（完）

中新网广州7月24日电 (记者 蔡敏婕)广东省交通运输厅于24日对外披露，北江航道扩能升级上延工程已全面拉开建设序幕，这一重大基础设施项目计划在2029年末前收官。这项被称为“北江上延工程”的宏大项目，起自韶关市武江乐昌长来镇，蜿蜒延伸至北江百旺大桥，总投资规模约为62.7亿元，全长63公里，工程按照内河三级航道标准建设，可容纳千吨级内河船舶畅行其间。

根据规划，该项目涵盖航道整治、四座千吨级船闸（溢洲、塘头、七星墩、长安）的新建，七座桥梁的拆除重建（包括北江大桥、武江大桥与西河大桥合建部分），以及三座桥梁的防撞加固（五里亭大桥、广乐高速韶关北连接线武江大桥、武广高铁武江特大桥）。工程建设预计于2029年底画上句号。

眼下，水运工程正多点开花、齐头并进。七星墩枢纽上游段的航道疏浚、清礁作业、护岸建设及临时上料码头、塔标施工正在紧锣密鼓推进；长安船闸工程已全面铺开，超前钻探、溶洞治理和防渗墙施工正系统化实施，主体工程加速成型；七星墩与溢洲两座船闸的“三通一平”及各项施工准备已基本就绪，超前钻探配合土方清运正在同步发力。

桥梁建设同样驶入快车道，高标准施工与防撞加固双管齐下，为航行安全和通行保障编织出严密防护网。长来大桥作为北江上延工程首个破土动工的桥梁节点，当前已完成过半工程量，高达56%的进度令人瞩目，其预制梁场也全面落成，为后续大规模施工筑牢了坚实基础。

与此同时，长来、杨溪、桂头等大桥的桩基和墩柱施工正如火如荼展开，北江大桥、武江大桥（含西河大桥）、十里亭大桥等项目的超前钻探、钢栈桥搭建等前置环节正高效运转，五里亭大桥、广乐高速及武广高铁相关桥梁的防撞加固亦同步推进，得以让航道等级提升与跨河建筑安全运行相辅相成、无缝衔接。工程竣工后，水运瓶颈将彻底打通，千吨级船舶可在安全无忧的环境中驰骋粤北水道。

更值得关注的是，北江上延工程全线新建的四座千吨级船闸，均将同步配备鱼道设施，旨在修复流域内水生生物的洄游通道，努力实现工程开发与生态保护的和谐统一。项目落成后，部分原本依赖公路的运输需求将转向水运，从而有效降低区域综合物流的能耗与碳排放，为北部生态发展注入绿色动能。

北江航道还将进一步强化其作为大湾区辐射内陆腹地“桥头堡”的战略地位，为沿江产业和物流降本增效开辟崭新格局。据预测，到2035年，该项目年货运量可突破1700万吨，有力推动韶关临港产业集聚，促进大宗货物“公转水”“铁转水”转型，优化“水公铁空”多式联运的综合运输架构。（完）

生成式人工智能正以空前之势重塑全球高等教育的版图。从学生撰写论文，到教师设计课程，再到高校教务管理，这一颠覆性技术已深入渗透到教育链条的每一个细微环节。它在显著提升效率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不容回避的隐忧——学术诚信的边界被模糊，数据安全的防线遭到挑战，伦理责任的归属变得扑朔迷离。面对这样一把利弊交织的“双刃剑”，如何在释放技术赋能潜力的同时构筑有效的风险防控屏障，从而探索出一条契合人工智能时代需求的高校治理新路，已然成为全球高等教育界共同面对且亟需破解的时代课题。

价值航向：从“严防死守”到“价值驱动”

生成式人工智能向高等教育腹地的持续挺进，绝非仅仅是引入了一件效率工具，它更深层地触发了对教育内在价值与未来人才塑造目标的根本性省思。纵观全球各大高校的治理实践，大致可梳理出三种鲜明立场：严令禁用、有界开放，以及将技术深度内嵌于教育肌理。这三种取向，既是技术扩散在不同发展阶段所留下的现实印记，也深刻折射出高校在恪守教育传统与拥抱技术变革之间所面临的价值抉择与张力。

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崭露头角的初始阶段，一批高校和教育管理机构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审慎防御的姿态，对其使用施加严格限制。这种策略的核心，在于防范新兴技术对既有教育秩序造成强烈冲击。教育界普遍弥漫着一种忧虑：学生若过度依赖智能工具，其独立思辨和创新创造等核心素养恐将日渐式微。与此同时，根深蒂固的学术诚信规范，也使得高校在面对这种可能部分替代人类认知劳动的技术时，本能地倾向于保守应对。美国纽约市教育局早期的做法便是典型注脚，其在2023年初以可能损害学习成效为由，明令禁止在校园网络和设备上使用ChatGPT。尽管该禁令因技术应用的势不可挡而在数月后取消，但这种审慎的防范姿态，却生动反映了传统教育模式在技术风暴初期的应激反应。

伴随技术能力的持续跃升及其在教育场景中的广泛落地，越来越多的高校正逐步意识到，简单粗暴的一禁了之既难以落实，也违背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治理立场开始向“有条件开放”转向。治理的重心也从“是否允许”转变为“如何规范”，普遍路径是发布详尽的使用指南，为师生提供清晰的行动框架。以英国牛津大学为例，该校于2024年发布的使用指引，明确区分了可允许与严禁使用的具体场景：它支持学生运用智能工具来提升学习技能和辅助课程理解，同时掷地有声地强调，人工智能绝不能替代人的批判性思考，更不能取代建立在证据之上的学术论证和学科知识建构。这种以规范引导为核心的治理模式，在坚守学术底线与为技术创新预留探索空间之间，努力寻求一种动态平衡。

在此基础上，一些更具前瞻性的高校已超越单纯的风险应对逻辑，转向以教育赋能为导向的积极立场，将生成式人工智能视为撬动教育范式深层变革的战略杠杆。它们通过周密的制度设计与充裕的资源投入，主动推进该技术与教学、科研及行政管理的全方位融合。2024年，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开创先河，成为全球首个与OpenAI建立深度合作伙伴关系的高校，在课堂教学、科研辅助和行政流程中系统引入智能工具，大胆探索人机协同的新型教育模式。这一重大转向，揭示了高校治理逻辑的内在演化——从“使技术适应既有教育框架”到“让教育因技术而实现跨越式发展”。当生成式人工智能被纳入制度化轨道并与教育目标同频共振时，其价值便不再局限于效率的提升，更在于对教育范式本身的重塑与再造。

规则建构：多层规范体系划清应用行为疆界

在“有界开放”与“教育赋能”这两种主流治理取向之下，负责任地使用技术是所有实践的共同前提，这必须依赖具体、可操作的行为准则来落实。总体观之，全球高校正围绕学术诚信、数据安全与责任归属等关键领域，逐步编织起一套系统化的规则网络，将宏观的治理理念细化为师生可以遵循、可以问责的具体规范，从而为技术的应用划定清晰而明确的边界。

学术诚信，无疑是高校在治理浪潮中面临的最为核心议题。由生成式人工智能辅助产出的成果，其原创性归属饱受争议。为此，国际高校普遍从三个维度着手调整学术规范：其一，扩充对学术不端的定义，将“未经明确授权的AI使用”明确纳入作弊或剽窃的范畴；其二，在具体教学情境中细化使用边界，清晰区分允许与禁止的环节，例如允许将AI用于资料收集整理等辅助性工作，而在核心观点形成和最终内容创作等关键环节则严格禁止；其三，建立强制性的披露机制，要求学生在提交成果时，必须如实说明所用AI工具的名称、应用的环节以及生成内容的占比，将过程透明作为合规的基本前提。值得注意的是，在检测手段的应用上，国际高校普遍表现出审慎态度。当前市面上主流的AI检测工具误报率依然偏高，对非母语写作者尤为不公，且潜藏着数据泄露风险。因此，包括麻省理工学院在内的众多顶尖学府，并不主张将技术检测结果作为唯一的裁决依据，而是倡导结合人工专业判断进行综合评估。

数据安全，是高校治理中带有刚性约束的领域。用户输入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信息，可能被用作模型训练的数据来源，这对学生个人隐私和高校敏感科研数据构成了现实威胁。为此，国际高校大多建立了明确的数据安全规范，明令禁止将个人隐私、敏感信息以及高校自有数据上传至未经安全认证的AI平台，同时积极鼓励师生优先选用学校官方采购或认证的安全工具。在具体的风险防控实践中，数据分级管理被证明是一条行之有效的经验。哈佛大学便是一个案例，该校将数据划分为从完全公开到高度敏感的五个层级，并严令禁止将属于机密级别的数据输入公共智能模型。与此同时，为了在安全与效率之间取得平衡，杜克大学等高校积极推动校园专属大模型的研发与部署，引导师生使用经由学校授权、更具安全保障的企业版或私有化工具。这种“堵疏结合”的治理策略表明，数据安全治理绝非单纯的消极设限，而是通过制度化的安排，为技术在可控的边界内释放活力。

此外，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人机共创模式，使得内容生产的责任归属问题变得空前复杂，这要求高校必须在制度层面给出清晰界定。在此问题上，全球高校正逐步凝聚起几项共识：第一，必须明确AI生成内容可能存在的偏见与谬误，使用者有义务进行严格核查，并对最终产出负全部责任；第二，严禁将人工智能系统列为论文或成果的作者，以维护人类在学术活动中的绝对主体地位。这一规则背后的深层逻辑不言而喻：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作为强大的辅助工具提升效率，但绝不能僭越人类的判断力，更不能转移本应由人类承担的学术与伦理责任。

能力锻造：赋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有效应用

仅依赖规则约束与事后追责，显然难以从容应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持续迭代所引发的复杂挑战。全球高校正日益深刻地认识到，治理的重心应当从设定行为规范，进一步拓展至深层次的能力建设。通过系统性的素养培育与资源支持，让师生真正具备深刻理解并娴熟驾驭人工智能的能力，才能真正实现技术对教育的赋能愿景。早在201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北京共识——人工智能与教育》便前瞻性地提出，应“采取体制化的行动，提高社会各个层面所需的基本人工智能素养”。

生成式人工智能素养，绝非等同于单纯的技术操作技能。国际研究普遍将这种素养划分为层层递进的多个维度：从最基础的技术认知与功能理解，到熟练的工具运用与任务整合，再到对AI生成内容的批判性审视与创造性再加工，直至能够在复杂多变的现实情境中做出独立的伦理判断与负责任的行为决策。这种素养观的核心，在于让技术“为我所用”而非被其牵引或奴役。在这一全新框架下，人工智能时代高校人才培养的重点，已不再局限于知识传授与技能训练，而是更加侧重于基于AI环境的批判性思维、高阶学术探究能力和创新意识的养成，以更好地适应知识生产方式与职业图景的剧烈变革。

在学生赋能层面，《北京共识》建议运用人工智能“促进学习和学习评价”。围绕这一目标，国内外高校正从课程体系重构与学习方式转型两个方向同时发力。在课程建设上，一条路径是将生成式人工智能有机嵌入专业教学之中。例如，新加坡国立大学将AI编程辅助工具引入计算机专业课程，在夯实学科理论根基的同时，帮助学生积累人机协同开发的前沿经验，从而更好地适应被AI深刻重塑的产业环境。另一条路径是开设面向全体学生的人工智能通识课程。南京大学便是先行者，该校推出了体系化的本科生AI通识课程，将技术原理、伦理规范与行业前沿应用融为一体，助力学生构建紧跟时代的知识体系。此外，一批高校还在探索将AI融入学习评价环节，通过过程性评估与个性化反馈，有效提升学生的自主学习效能。

在教师赋能方面，《北京共识》着重强调要运用人工智能“赋能教学和教师”。为此，国内外高校正积极构建系统化的支持体系：其一，提供定制化的培训项目与丰富资源，帮助教师掌握智能工具在教学场景中的应用方法，如墨尔本大学推出的“AI for Teaching and Education”系列资源，为教师提供了紧跟时代步伐的教学支持；其二，开发轻量级、易于上手的自助工具与平台，降低技术应用门槛，斯坦福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创建的人工智能共创平台，都为教师提供了简便的探究与实验空间；其三，设立专项研究基金与激励计划，鼓励教师开展基于AI的教学改革与科研创新，例如卡内基梅隆大学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教学研究计划”以及中国人民大学的“AI赋能科研创新应用”资助项目。这些举措从素养提升、工具保障到制度激励等多个维度协同并进，切实有效地提升了教师在智能化教学环境中的创新实践能力与内在驱动力。

全球高校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治理探索，正逐渐超越单一层面的技术风险防控，迈向一场关乎价值重塑、规则建构与能力培育的系统性变革。面向充满机遇与挑战的未来，我们应当继续坚守以人为本的根本原则，以更加开放、审慎和智慧的姿态，推动人工智能与高等教育的深度融合，在汹涌澎湃的技术浪潮中牢牢把握教育变革的主导权，从而培养出真正能够适应并引领未来时代发展的高素质人才。

7月29日澳门电 题：澳门何以成为解码景德镇申遗的“海上丝路密钥”？——独家对话故宫博物院太和学者赵强 中新社记者 郑嘉伟

7月25日，在韩国釜山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顺利通过审议，正式跻身《世界遗产名录》。故宫博物院太和学者、澳门文物保护专家赵强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栏目独家专访时指出，此次申遗的成功，不仅让中国古代对外贸易中“丝、茶、瓷”三大文化载体在世界遗产版图上实现了圆满拼合，更以生动笔触勾勒出一幅中国手工业与早期全球化浪潮深度交融的历史长卷。在他看来，澳门作为16至17世纪串联中国内陆制造体系与全球远洋航线的关键贸易枢纽，正是展现景德镇遗产世界意义、解读中国瓷器环球传播脉络不可或缺的“海上丝路密码”。以下为访谈实录摘要：

中新社记者：为何将澳门视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海上丝路密码”？

赵强：澳门既是历史上景德镇瓷器迈向世界的流转驿站，更是今日理解、诠释其普世价值的关键文化场域。“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完整呈现了从原料开采、燃料供应到烧制成型的全产业链条，核心回应的是“瓷器如何被制造”这一命题。然而，若要满足世界遗产的评判标准——证明其对于人类价值观互通以及全球“中国风”审美潮流塑造的深远影响，景德镇就必须向世人阐明：它的器物究竟如何跨越重洋，成为早期全球化进程中的核心物质载体。

景德镇深处江西内陆，其庞大的产出能力若想转化为跨越大洋的文明对话与文化交流，势必要依靠一个能够无缝衔接全球供应链的离岸中转节点。澳门既非瓷器产地，也非唯一的外销口岸——漳州月港与广州同样扮演过重要角色——但它恰恰是西方远洋航路与东亚近海航路交汇的枢纽之地，经由海上丝绸之路，将景德镇的内陆生产体系成功嫁接到欧洲、日本乃至美洲的广阔市场。倘若缺少澳门这一“接驳口”，景德镇瓷器的全球传播链条便将缺失最直观的流转证据。

中新社记者：在景德镇瓷器走向世界的历史进程中，澳门究竟扮演了何种角色？

赵强：自1557年葡萄牙人获准在澳门定居之后，这里便逐步崛起为中国华南沿海举足轻重的国际贸易中转港。与明代隆庆年间开海后兴起的漳州月港民间海商体系、以及广州以官方管控为核心的传统外贸模式相较，澳门依托葡萄牙商人的长期扎根、外贸仓储设施以及成熟的远洋贸易网络，成功跃升为连接中国生产端与全球消费端的关键纽带，并开辟出三条辐射全球的远洋贸易主干通道，深刻重塑了中国瓷器外销的整体格局。

这三条航线具体为：其一，欧亚主通道——从澳门启程，途经印度果阿，终抵葡萄牙里斯本。景德镇瓷器自澳门装船出发，穿越马六甲海峡，横渡印度洋，绕行好望角，源源不绝地输入欧洲，最终步入王室与贵族的珍奇柜及宫廷瓷器厅；其二，东亚枢纽线——澳门与日本长崎直航，顺应了彼时日本茶道界及上层社会对青花瓷的热切追捧，景德镇瓷器经由澳门大量转口至日本，直接激发了17世纪初有田窑等本土陶瓷产业的萌芽；其三，跨太平洋线——澳门至菲律宾马尼拉，再越洋抵达墨西哥阿卡普尔科。澳门凭借其华南沿海信息与物资集散中心的优势，深度融入马尼拉大帆船贸易体系，使景德镇瓷器远销至美洲新大陆。

在这张纵横交错的全球航线网络中，来自美洲与日本的白银经由多元海上贸易渠道持续涌入中国，而景德镇庞大的瓷器产能则借由澳门等海上贸易节点进入环球供应链，由此形成了白银与瓷器双向流转的全球交换格局。

中新社记者：从贸易体量观之，月港与广州同为明代举足轻重的对外港口，澳门在这一全球贸易版图中的不可替代性究竟体现在何处？

赵强：澳门的独特价值核心在于“转换”二字。第一重是空间层面的转换——景德镇窑场烧制的器物，经由昌江、鄱阳湖、赣江汇入长江水系，再抵达东南沿海，由澳门接入印度洋贸易体系，从而由内陆手工业品蜕变为全球流通商品。

第二重是文化层面的转换——自16世纪50年代起，葡萄牙、日本、东南亚及欧洲各国商人汇聚澳门，罗明坚、利玛窦等耶稣会士亦以此为进入中国内陆的基地，欧洲铜版画与宗教图像由此渗透到晚明的视觉环境之中。明代万历至崇祯年间出产的克拉克瓷，虽仍以中国传统的散点透视为根基，但其开光布局与边饰层次已明显融入了全球市场的审美逻辑。澳门虽未让中国瓷绘立即转向西方绘画语言，却为中西视觉资源的交汇与融合提供了开放包容的场域，为清三代外销瓷及广彩中“中西合璧”装饰体系的成型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三重是意义层面的转换——瓷器流入欧洲后成为贵族珍藏，抵达日本后推动有田窑对中国克拉克瓷器造型与纹饰体系的竞相模仿，进入美洲后又为当地社会重新定义并赋予其新的用途，甚至被改制为佩饰。器物在流通、典藏、仿制与再演绎的循环中，逐渐超越“中国出口货”的单一标签，升华为世界物质文化交流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中新社记者：澳门为景德镇瓷器的世界性传播提供了哪些实证“物证”？

赵强：2010年至2012年间，联合考古团队在澳门圣保禄学院遗址东侧展开系统发掘，发现了一处规模宏大的竖井式圆形坑遗迹，深达约9.9米。坑内出土了大量明末清初的陶瓷残片，其中涵盖了丰富的外销瓷与克拉克瓷品类。经科学检测与比对分析，此处出土的克拉克瓷多数为江西景德镇民窑产品，这为澳门作为海上丝路关键中转港的地位提供了坚实的考古佐证。

尤为引人注目的是，遗址中还出土了带有象首形流部的克拉克瓷“军持”。这类兼具特殊宗教与文化属性的器物现身于圣保禄学院遗址，表明中国瓷器贸易网络不仅贯通了不同地域的市场，也跨越了宗教与族群的屏障，生动展现了16至17世纪海上贸易体系中的文化交流与互动图景。

时至今日，圣保禄学院遗址的重要遗存——大三巴牌坊上，仍可见双手合十的圣母像浮雕，既传达着天主教祈祷与庇佑的寓意，也与澳门港口城市的航海文化遥相呼应，见证了海上贸易、宗教传播与中国物资流通在此交汇的厚重历史。

中新社记者：应当如何理解澳门作为“海上丝路密码”的当代意涵？

赵强：历史上的澳门，是中国通向世界的桥梁，助力景德镇瓷器循着海洋航线走向全球；而今日的澳门，则借助博物馆馆藏、学术探索与数字传播，让这些跨越海洋的文明记忆重新焕发光彩。

近年来，澳门城市大学克拉克瓷展区的设立、“千年瓷都·莲通天下”主题展览的举办，以及“海通镜鉴：16至19世纪中葡文化交流展”等一系列文化实践，正将数百年前的贸易航路转化为当代文明互鉴的沟通纽带。

景德镇申遗的成功，开启了重新审视中国陶瓷文明全球传播历程的新篇章。从景德镇千年窑火孕育的创造伟力，到澳门海洋网络的传播与链接，“景德镇—澳门—世界”这一文明链条，让每一件瓷器背后的交流故事从历史档案、考古发掘和学术论著走向公众视野。“瓷都”象征着中国陶瓷文明持续创新的不竭活力，澳门则见证了中华文化融入世界交流体系的开放胸襟，二者的交汇共同注解了“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的深邃哲理。

赵强，管理学博士(DBA)、艺术学博士，澳门特区政府科技发展基金资助博士后，研究员。故宫博物院太和学者、沈阳故宫博物院文物征集专家组成员，荣膺故宫“景仁榜”题名捐献者。现任澳门文物保护学会理事长，其传略已入编《中国当代文博专家志》。目前受聘为吉林大学艺术学院兼职教授、吉林艺术学院客座教授、广州大学客座研究员，任教于澳门城市大学与澳门理工大学，担任研究生导师。自2010年起，在中央电视台及各省市电视台鉴宝类节目中担任专家，并出任香港凤凰卫视《投资收藏》栏目市场评论人。已出版《中国艺术品收藏鉴赏百科》等专业著作18部，近年来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身份在SSCI、A&HCl、SCI及CSSCI期刊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