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夏时节，昆明滇池外海北岸，澄澈水面被阳光穿透，白瓣黄蕊的海菜花在碧波中轻轻摇曳，恍如星辰洒落人间。来自河北的游客周欣举起相机，屏住呼吸，将这颗水中的精灵定格在镜头之中。

对许多云南人而言，这朵小白花曾是童年河畔再寻常不过的景致。它只在清纯无染的湖泊与溪流中安家，水质稍有波动，便会悄然隐退，因此被誉为水质的“活体标尺”。如今，继滇池草海大泊口、东风坝之后，海菜花再度现身于外海的海洪湿地和龙门片区近岸水域。它的归来，恰似滇池水生态日益复苏的一抹生动缩影。“水下森林”焕发生机，滇池治理迈入新里程。

海菜花的绽放，离不开滇池生态修复工作的持续推进。近年来，昆明市从源头控污、生态修复、河道整治、科学调水等多管齐下，推动滇池水环境稳步向好，全湖水质已连续八年稳定在Ⅳ类，为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的恢复铺平了道路。目前，滇池保护治理的重心，已由单一“水污染防治”转向“污染治理”与“生态修复”双轮驱动的关键阶段，恢复水生植被成为重中之重。

草海大泊口的试点工程如同一剂强心针：通过截污与清水补给，这片水域的沉水植物覆盖率已从2014年的19%攀升至50%以上，局部水质甚至超过Ⅲ类标准。以此为样板，2026年滇池外海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全面展开。科研团队摒弃了过去高密度种植水草的粗放做法，创新推行“补水调控+沉水植被恢复”的组合策略。他们如“水下园艺师”，统筹牛栏江来水与水质净化厂尾水，对水体进行精细“透析”；在4.5万平方米的核心先行示范区，精心搭配苦草、马来眼子菜、穗状狐尾藻和海菜花等本土优势物种，构筑起层次分明、四季常青的“水下森林”。

这一精耕细作的成果令人瞩目：海洪湿地片区的水体透明度稳定在约2米，阳光重新成为湖底的常客，沉水植物长势繁茂，连片成林，海菜花大面积盛开，水下景观蔚为壮观；各项水质指标持续向好，水体自净能力显著提升。从洱海到泸沽湖，高原湖泊皆显芳华。

净水生繁花，盛景不止于滇池。夏日的云南高原，多片湖泊重现海菜花绽放的美丽画卷。2026年7月19日，苍山含翠，洱海如镜。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沿着大理洱海生态廊道徐徐而行。湖面上，洁白如星的海菜花随风轻摆；岸边，生态廊道将村庄与湖泊串联起来，把苍洱风光与人间烟火融于同一幅画卷。他驻足感叹：“海菜花就是水质的晴雨表。”

从20世纪90年代水质下降、蓝藻频繁暴发，到如今生态廊道环绕湖岸，洱海经历了一场系统性的保护治理。近年来，大理持续推进截污治污、生态修复和流域治理，推动湖泊保护与城乡发展协调并进。洱海生态廊道不仅连接了湖泊、村庄和城市，也为自然空间筑起一道屏障，实现了人与湖的和谐共存。

海菜花的回归，正是洱海生态改善的鲜活注脚。2025年8月，大理州与云南省生态环境厅联合发布“洱海指数”综合评价体系，从干净、清澈、生态、共享四个维度为洱海“打分”。2026年一季度数据显示，“洱海指数”达93分，评估为优；全湖水质保持Ⅱ类，透明度达2.3米。这不仅是环保部门的成绩单，更是一份向社会公开的生态承诺。

在泸沽湖，成片的海菜花漂浮于清澈水面，成为高原夏日最具辨识度的风景线。不少游客慕名而来，只为一睹这片对水质极为挑剔的花海。几位成都游客乘着猪槽船穿行其间，不停用手机记录湖光山色，“网上说只有水质极好的地方才能长出这种花，亲眼见到还是很震撼，这趟没白来。”在他们眼中，连片绽放的海菜花，本身就是泸沽湖水质最好的明证。

2023年，《云南省泸沽湖保护条例》正式施行，划定了湖滨生态红线和湖泊生态黄线，将波叶海菜花纳入流域珍稀水生植物专项保护范围。同时推进环湖截污管网全覆盖，推动商户和村落污水规范处置。近年来，当地持续深化川滇跨区域协同管护，常态化开展联合巡护与水质监测，严控入湖污染，泸沽湖水质稳定保持在Ⅰ类。一朵花的盛放，记录着长江十年的蝶变。

一朵海菜花的涅槃重生、连片绽放，背后是长江大保护十年的深刻变革，更是云南作为上游生态屏障的生动实践。2016年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明确提出“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要求。作为长江上游的重要生态安全屏障，云南坚决扛起“上游责任”、强化“上游担当”，持续改善和巩固生态环境质量，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安全屏障。

十年来，全省水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提升，地表水国控断面优于Ⅲ类水质比例由2015年的62.3%上升至2025年的94.1%，六大水系出境跨界断面水质常年稳定在Ⅱ类及以上，重点高原湖泊水质稳中向好。海菜花从几近绝迹到连片盛放——这朵“水质试金石”的回归，正是长江大保护十年最动人的云南答卷。

如今，当我们凝视滇池水下那片摇曳的“星河”，看到的不仅是自然的馈赠，更是人类与湖泊全新约定的印证。清澈，将成为这片红土高原上，最恒久的底色。

云南网编辑 郭建丽 综合整理自云南日报、昆明日报、丽江市融媒体中心

7月28日，一支以“网聚乡情 产兴业旺”为主题的网络媒体采风队伍抵达西藏自治区那曲市巴青县，深入探访长江源区在生态屏障构筑、湿地生态修复以及惠民绿色发展方面的鲜活实践与丰硕成果。

巴青县坐落于长江、澜沧江及怒江等众多水系的发源腹地，依托得天独厚的三江源自然禀赋，该县将长江源头生态管护与全域水网生态治理有机融合，同步推进生物多样性维护、植被恢复及绿色惠民工程，绘就了一幅冰川湖泊与河谷生态廊道交相辉映的壮丽画卷。

位于巴青县的约雄措高山冰缘国家湿地公园占地881.47公顷，完整保存了由冰川、湖泊、溪流及沼泽交织而成的独特生态体系。监测数据显示，园内栖息着103种脊椎动物和403种野生植物，黑颈鹤、金雕、藏原羚等20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常年在此繁衍生息，堪称高原生物多样性的天然宝库。

据巴青县林草局局长格桑介绍，为应对冰川消融和草甸退化等区域性生态挑战，林草部门积极行动，以《西藏自治区冰川保护条例》为依据，在试点阶段逐步明晰管护职责，构建起源头巡护与长效管理相结合的工作机制。专职管护团队常态化深入高海拔地带，开展冰川动态监测、野生动植物种群普查以及退化草甸的封育补植工作。

高耸的冰川矗立于群山之巅，河谷间则铺展出一片生机盎然的绿意。贯穿巴青县城的益曲河，作为滋养当地群众的“母亲河”，也是提升县域生态格局的核心枢纽。过去，河道滩涂裸露、水土流失严重，不仅损害自然生态，也困扰着沿岸居民的生活。近年来，巴青县持续推进益曲河沿岸的系统性综合治理，通过土地整治、乔灌草立体种植、废弃渣土清理以及生态步道建设等一系列有力措施，使昔日的生态创伤逐步转变为县城的“绿色肺腑”，河岸景观焕发全新气象。

生态治理的成功离不开科技与人才的坚实支撑。在巴青县标准化苗圃基地内，一排排苗木挺拔葱郁，彰显着蓬勃生命力。基地负责人熊成林长期扎根高原基层苗圃，专注攻克乡土苗木培育中的技术难关。

“高原地区昼夜温差显著、大风频繁，苗木成活难度极高。通过持续改良土壤结构、精心调整培育方案，如今新疆杨、高山柳等乡土树种的成活率稳步提升，为河谷绿化工程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优质种苗保障。”熊成林如是说。

在推进生态治理的进程中，巴青县始终秉持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并进的原则。依托标准化苗圃产出的优质苗木，县里持续推进河谷沿岸的绿化造林与生态修复工程。项目实施期间，大量吸纳农牧民群众参与务工，提供苗木培育、河道整治、景观维护等多类型岗位，让广大农牧民在生态建设实践中获得实实在在的收益，实现了生态效益与富民增收的双赢局面。

在北京市房山区，一场关于“隐形雇主”与劳动权益的司法前沿交锋引发关注。部分企业利用合同名称的巧妙转换、管理链条的层层嵌套，试图将劳动关系的责任“甩锅”给模糊地带。面对这样的隐蔽用工现象，劳动者是否还能有效维权？近日，房山区人民法院举行了一场专题新闻通报会，聚焦隐蔽用工类劳动争议的审理现状，并发布了典型案例。据《工人日报》报道，近年来该院受理的相关案件多集中在即时配送、网约出行、快递物流等新兴业态。

新闻发言人指出，一些用人单位通过缔结五花八门的协议、构建多级用工框架，将本应属于劳动法的雇佣关系精心装扮成承揽、外包或合作等民事法律关系，使得劳动者在维权之初便陷入迷茫——究竟谁是真正的雇主？该向谁主张权利？对此，法院坚持实质性审查原则，重点探究用人单位是否对劳动者实施了支配性的劳动管理。从审判结果来看，确认劳动关系或判定企业承担用工主体责任的情形占据主流。

在发布会上，燕山人民法庭庭长针对这批典型案例，剖析了隐蔽用工的常见“套路”，并提供了明确的法律指引。

第一类情形被形象地称为“自己管人、外包发钱”。2023年3月，暴某经某快递站点工作人员安排，以快递公司员工名义注册了外卖平台APP，从此担任骑手。公司为他配发了电动车和统一工装，日常调度与考勤均由公司负责，但双方既未签署劳动合同，也未缴纳社会保险。一次配送途中的车祸，让工伤认定陷入争议。暴某于2024年2月离职后诉至法院，请求确认劳动关系。

法院调查发现，快递公司与一家管理公司签有《业务外包合同》，外包费用由佣金、管理服务费、税费及返费等构成，其中管理服务费竟为零元。暴某通过平台接单，报酬由管理公司代发，但资金源头却指向快递公司。在平台显示中，暴某的身份明确为快递公司员工。法院认为，暴某所从事的配送工作属于快递公司的业务范畴，站点站长通过微信群对其进行了实质性的工作监督和考勤管理，双方关系表现出强烈的人格从属性。至于管理公司发放报酬，证据表明其仅代发工资。合同对价低、履行过程异常，明显有规避劳动关系、转嫁经营风险的嫌疑，该风险不应由劳动者承担。据此，法院认定暴某与管理公司之间不存在实质管理关系，快递公司以《业务外包合同》为由否认劳动关系的抗辩不被采纳，最终确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

法官提示，法律不会容忍借“自己管人、外包发钱”之名行规避法定责任之实。用人单位若企图以此逃避签订劳动合同、缴纳社保或承担工伤赔偿等义务，不仅徒劳无功，反而可能招致更重的法律后果和赔偿负担。

第二类情形则是“以承揽合同行用工之实”。自2021年7月起，于某在某配送站担任骑手，为A公司提供商超商品配送服务。2023年底，A公司撤出该站点，由B公司接手，于某随之被解绑并与B公司绑定，由此与A公司产生劳动争议。于某坚称自己是A公司员工，而A公司则主张双方为承揽关系，出示了《项目转包协议》，声称于某系以个体工商户身份承包配送业务，工资经由第三方平台支付。

法院审理后认定，双方均具备法定劳动关系主体资格，于某的配送工作构成A公司业务的一部分。虽然工资按单量计算，但A公司对骑手进行排班、控制接单量，甚至单独派单，显然实施了管理行为。据此，法院判定双方符合事实劳动关系成立条件，确认劳动关系存在。

法官提醒，用人单位通过要求劳动者签署承揽或合作协议来“去劳动关系化”，在司法实践中难逃穿透式审查。只要用工实质符合劳动关系特征，即使披着承揽协议的外衣，也会被认定为事实劳动关系。

第三类情形为“名为外包实为派遣”。李某与甲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后，被安排至乙公司担任销售员。甲、乙两公司间有《劳务外包合作协议》，约定甲公司派驻人员从事营销项目。因乙公司将李某退回，甲公司随即以严重违反制度为由解除合同。李某申请仲裁后起诉甲公司。

法院指出，尽管李某与甲公司签有合同，但其在乙公司工作场所接受乙公司的管理、指挥，且工资、福利由乙公司确认和结算，这暴露出两公司间是典型的假外包、真派遣关系。乙公司作为用工单位，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按约定程序处罚并退回李某，因此其以违纪为由退回的行为缺乏依据。甲公司作为用人单位，盲目依赖退回决定解除劳动关系，于法不合，最终被判支付违法解除赔偿金。

法官建议，企业必须厘清外包与派遣的界限，不可借外包协议掩盖真实用工关系。用工单位退回劳动者后，派遣单位应独立审查解除条件，依据事实和法律作出决定，而不能机械跟随用工单位的“退回”指令。

澳门特区立法会于本月21日召开全体大会，对《修改第5/2011号法律〈预防及控制吸烟制度〉》法案进行了细则性审议，并最终表决通过，此举标志着澳门在迈向“无烟城市”的征程上又迈出坚实一步。

自2012年起，澳门便已实施《预防及控制吸烟制度》，俗称“控烟法”。此次修法，澳门特区政府在广泛征求民意并经过公开咨询之后，秉持着“健康优先、由易至难、逐步推进”的核心理念，旨在进一步巩固和提升居民的健康福祉，对原有法律框架进行了全面优化与升级。

新法案显著扩展了室外禁烟区域的范围，明确将医院、卫生中心、托儿所、幼儿园、中小学以及其他幼儿护理机构的出入口周边十米以内划定为禁烟区，任何吸烟行为均被严格禁止。

值得关注的是，针对电子烟的管理，澳门此前已禁止其生产、销售及进出口，包括携带出入境。然而，鉴于电子烟设备隐蔽性强，且邻近地区频现将其用于吸食毒品的案例，新法案进一步强化了相关管控措施，明确规定在所有公共集体使用场所，无论是消费还是持有电子烟，都将受到法律约束。

此外，法案还涵盖了多项其他重要修订：对尼古丁袋、草本烟及水烟壶等新型烟草制品实施制造与流通限制；推行烟草产品的标准化包装制度，并扩大警示标签在包装上的面积占比；同时，赋予卫生监察人员佩戴随身摄录机执法的权限，以提升监管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