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醛超标、墙体渗水、霉斑滋生——这些词频频出现在租房投诉中。暑期租房高峰来临，不少租客满怀期待搬入新居，却意外陷入“甲醛房”或“蘑菇房”的困扰。面对这些看不见的健康隐患和看得见的居住烦恼，租客们该如何提前防范？一旦权益受损，又应如何拿起法律武器？

“当时我进屋待了不过两三个小时，出门时就已经头晕目眩，嗓子又干又苦。”说起今年5月在某城市的租房经历，租客叶旻至今心有余悸。她此前在社交平台上刷到一套精装修一居室，线下看房当日便痛快地支付了1000元定金。谁知，返程途中身体就开始拉响警报。

意识到情况不对后，叶旻立刻联系房东，表示不愿承租并请求退还定金。房东回应称款项已转交中介，而当她再与中介联系时，发现自己已被拉黑，这笔定金至今石沉大海。

每年暑假都是租房市场的黄金期。记者走访发现，不少房源看起来焕然一新、价格诱人，但租客入住后却接连遭遇甲醛超标、墙体渗漏、霉菌滋生等问题。这些所谓的“甲醛房”和“蘑菇房”，究竟该如何识别？发现后又能如何有效维权？

入住才知“货不对板”。叶旻回忆道，当时中介带看时反复强调“已做除醛处理”，而她交了定金才得知，小区交付才两个多月，楼上楼下还处于装修高峰期。她坦言，当时只关心通勤距离和生活便利，中介又一直强调房子抢手，让她来不及多想。

另一位租客龙依梵向《工人日报》记者透露，她曾看中一套中古风格的树景房，看房当天室内几乎无异味，便以押一付三的方式支付了9600元，还添置了一批二手家具，打算长住。谁知入住两天后，她就出现喉咙疼痛、头痛等症状，一周后地板竟大面积翘起。她自己用自测试剂初步筛查发现异常后，又花600多元委托专业机构检测，最终确认甲醛超标1.5倍。几经交涉，房东虽然同意退还押金、剩余租金和检测费，但搬家、保洁、家具处理等额外3000多元损失，只能由她自己默默承担。

与“甲醛房”的即时反应不同，“霉菌房”的隐患往往更为隐蔽。在某省会城市租房的张雨婷，入住半年后才察觉厨房和客厅墙体因渗水而持续发霉。当初她与房东约定提前退租可全额退还押金，但真正退租时，对方却临时扣除了500元“空置补偿”和200元“霉斑维修费”。

记者调查发现，“看房时很难察觉真问题”几乎是所有踩坑租客的共同感受。一些外表光鲜的房源，可能使用了大量廉价板材，或是在漏水、返潮问题尚未解决时便粉刷翻新。短短十几分钟的看房时间，普通租客根本难以发现空气污染或墙体渗漏等隐性缺陷。

要避开“无异味即安全”的认知误区，从事房屋检测工作的张明指出，甲醛的主要来源是人造板材和劣质木质家具。柜体安装需切割打孔，一旦封边受损，内部甲醛便会持续外泄。甲醛释放是一个长期过程，温度越高、湿度越大，释放量越大。开窗通风时浓度骤降，关窗后又会悄悄回升。

张明提醒，试纸、测试盒和手持检测仪只能作为初步筛查手段，绝不替代专业检测。租客委托检测时，务必确认机构的资质和检测标准，并按规范关闭门窗、控制采样条件，确保结果准确可信。

记者观察到，专业检测能判断房屋是否存在问题，但租客能否解约或退款，关键在于出租方是否履行了适租义务。有租客困惑：既然实地看过房，是否等同于认可了房屋现状？

对此，北京桦天律师事务所律师王佳琳分析道，民法典第708条明确规定，出租人应按约定交付租赁物，并在租赁期内保持其符合约定用途。她强调：“出租人的法定适租义务，核心在于房屋必须满足基本居住安全与健康底线，水电设施正常运转，主体结构无安全隐患。这一义务属于法律强制性要求，不能通过简单看房或私下约定予以免除。”

王佳琳进一步解释，即便出租人在签约前已告知房屋刚装修完毕，租客承租期间发现甲醛超标并同意除醛补救，这种事前告知和事后补救都不能免除出租人的法定安全保障义务。甲醛持续危害呼吸系统，属于法定的“危及健康”情形，不受事前知情约束。即使合同约定押金不退，也无法对抗出租人交付不合格房屋的根本违约行为，租客仍可无责解约。

在司法实践中，已有不少判决支持租客的维权诉求。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近期审结的案件中，奚女士产后带着婴儿租房，支付4.1万元定金后委托检测，发现房屋多个点位甲醛超标。房东却以“检测时并非空房状态”为由拒绝退还定金。法院审理认定，出租人确保房屋符合安全卫生条件是法定义务，不因房屋交付状态而改变，最终判决房东全额返还4.1万元定金。

然而，采访中记者发现，不少租客在遭遇问题房后选择自认倒霉，往往不知道如何合法取证。租客王婉的维权经历值得参考。她入住三四天后即感身体不适，要求退租却被房东以“已经除过甲醛”为由拒绝。随后，王婉一方面搬空私人物品并拍摄视频留证，另一方面约专业机构上门检测，并拨打12345投诉。经社区介入协调后，房东最终全额退还了租金和押金。

针对租客普遍关心的避坑与取证要点，北京泽盈律师事务所律师林屾建议：“看房尽量安排在白天，仔细检查墙角、天花板、窗边、柜体背面等细节，主动询问装修时间和漏水情况。签约时务必细读合同条款，将空气质量不达标或存在隐蔽渗漏、霉变等情形时承租方可无责解约、退还押金和未使用租金等内容写入合同。收房时逐项验收，对已有瑕疵拍照记录，以免日后责任难以界定。”

除了事后维权，如何从源头减少问题房源？王佳琳认为，治理租赁市场乱象需要多方协作。她建议监管部门完善租赁住房强制性标准，尤其对机构化运营的“长租公寓”和“二房东”加强备案管理，首次出租前必须提供合格的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同时，租赁平台不能只扮演“牵线人”角色收取中介费，更应尽到审慎审查义务。对明显有异味或刚刚装修完的房源，平台应要求房东出示检测报告，否则不得上架。

“当问题房源更难进入市场，隐瞒瑕疵的出租方需要承担更高成本，租客才能真正住得安心。”林屾补充道。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部分人名为化名）

中新网广州7月22日电 (记者 蔡敏婕) 近年来，AR、VR游戏在孩子们中间流行起来，不少家长心生忧虑：“这些设备是否比手机更伤害眼睛？”甚至有人提出“戴上VR眼镜如同陷入沉浸式近视”的说法，这种观点是否科学？

在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于22日举办的“岭南时令与健康”发布会上，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主任医师刘臻臻对这一疑虑作出回应。他指出，所谓“戴上VR眼镜就像沉浸式近视”这一比喻虽然生动，却并不恰当。基于当前的医学认知，AR、VR设备本身并非诱发近视的“特殊风险因子”，核心症结仍在于使用时长、用眼方式及视觉负担。

刘臻臻解释道，此类设备能带来更加身临其境的视觉体验，孩子们往往会沉浸其中而忘记时间，眨眼频率随之下降，且视觉距离相对恒定。如果长时间不间断地使用，就可能加剧眼疲劳和干涩等视觉不适症状。

因此，关键并不在于“VR是否必然伤眼”，而在于“是否合理使用”。对儿童和青少年，特别是年龄较小的孩子，刘臻臻建议避免长时间佩戴沉浸式设备。若确实需要使用，则须严格控制时长，避免连续过久，并在每次使用后安排休息、远眺，帮助眼睛从持续性的近距离注视中舒缓恢复。

此外，若决定采用AR、VR等沉浸式设备，应通过正规渠道选购品质有保障的产品，并重视屏幕显示效果与佩戴舒适性，减少因设备性能欠缺或操作方式不当而诱发视觉不适的可能性。

在北京市房山区，一场关于“隐形雇主”与劳动权益的司法前沿交锋引发关注。部分企业利用合同名称的巧妙转换、管理链条的层层嵌套，试图将劳动关系的责任“甩锅”给模糊地带。面对这样的隐蔽用工现象，劳动者是否还能有效维权？近日，房山区人民法院举行了一场专题新闻通报会，聚焦隐蔽用工类劳动争议的审理现状，并发布了典型案例。据《工人日报》报道，近年来该院受理的相关案件多集中在即时配送、网约出行、快递物流等新兴业态。

新闻发言人指出，一些用人单位通过缔结五花八门的协议、构建多级用工框架，将本应属于劳动法的雇佣关系精心装扮成承揽、外包或合作等民事法律关系，使得劳动者在维权之初便陷入迷茫——究竟谁是真正的雇主？该向谁主张权利？对此，法院坚持实质性审查原则，重点探究用人单位是否对劳动者实施了支配性的劳动管理。从审判结果来看，确认劳动关系或判定企业承担用工主体责任的情形占据主流。

在发布会上，燕山人民法庭庭长针对这批典型案例，剖析了隐蔽用工的常见“套路”，并提供了明确的法律指引。

第一类情形被形象地称为“自己管人、外包发钱”。2023年3月，暴某经某快递站点工作人员安排，以快递公司员工名义注册了外卖平台APP，从此担任骑手。公司为他配发了电动车和统一工装，日常调度与考勤均由公司负责，但双方既未签署劳动合同，也未缴纳社会保险。一次配送途中的车祸，让工伤认定陷入争议。暴某于2024年2月离职后诉至法院，请求确认劳动关系。

法院调查发现，快递公司与一家管理公司签有《业务外包合同》，外包费用由佣金、管理服务费、税费及返费等构成，其中管理服务费竟为零元。暴某通过平台接单，报酬由管理公司代发，但资金源头却指向快递公司。在平台显示中，暴某的身份明确为快递公司员工。法院认为，暴某所从事的配送工作属于快递公司的业务范畴，站点站长通过微信群对其进行了实质性的工作监督和考勤管理，双方关系表现出强烈的人格从属性。至于管理公司发放报酬，证据表明其仅代发工资。合同对价低、履行过程异常，明显有规避劳动关系、转嫁经营风险的嫌疑，该风险不应由劳动者承担。据此，法院认定暴某与管理公司之间不存在实质管理关系，快递公司以《业务外包合同》为由否认劳动关系的抗辩不被采纳，最终确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

法官提示，法律不会容忍借“自己管人、外包发钱”之名行规避法定责任之实。用人单位若企图以此逃避签订劳动合同、缴纳社保或承担工伤赔偿等义务，不仅徒劳无功，反而可能招致更重的法律后果和赔偿负担。

第二类情形则是“以承揽合同行用工之实”。自2021年7月起，于某在某配送站担任骑手，为A公司提供商超商品配送服务。2023年底，A公司撤出该站点，由B公司接手，于某随之被解绑并与B公司绑定，由此与A公司产生劳动争议。于某坚称自己是A公司员工，而A公司则主张双方为承揽关系，出示了《项目转包协议》，声称于某系以个体工商户身份承包配送业务，工资经由第三方平台支付。

法院审理后认定，双方均具备法定劳动关系主体资格，于某的配送工作构成A公司业务的一部分。虽然工资按单量计算，但A公司对骑手进行排班、控制接单量，甚至单独派单，显然实施了管理行为。据此，法院判定双方符合事实劳动关系成立条件，确认劳动关系存在。

法官提醒，用人单位通过要求劳动者签署承揽或合作协议来“去劳动关系化”，在司法实践中难逃穿透式审查。只要用工实质符合劳动关系特征，即使披着承揽协议的外衣，也会被认定为事实劳动关系。

第三类情形为“名为外包实为派遣”。李某与甲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后，被安排至乙公司担任销售员。甲、乙两公司间有《劳务外包合作协议》，约定甲公司派驻人员从事营销项目。因乙公司将李某退回，甲公司随即以严重违反制度为由解除合同。李某申请仲裁后起诉甲公司。

法院指出，尽管李某与甲公司签有合同，但其在乙公司工作场所接受乙公司的管理、指挥，且工资、福利由乙公司确认和结算，这暴露出两公司间是典型的假外包、真派遣关系。乙公司作为用工单位，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按约定程序处罚并退回李某，因此其以违纪为由退回的行为缺乏依据。甲公司作为用人单位，盲目依赖退回决定解除劳动关系，于法不合，最终被判支付违法解除赔偿金。

法官建议，企业必须厘清外包与派遣的界限，不可借外包协议掩盖真实用工关系。用工单位退回劳动者后，派遣单位应独立审查解除条件，依据事实和法律作出决定，而不能机械跟随用工单位的“退回”指令。

三伏酷暑如期而至，全国多地正经历持续高温炙烤。国家疾控局与中国气象局近日联合发布了高温健康风险提示，提醒公众警惕由炎夏引发的一系列健康隐患——包括中暑、肠胃不适及所谓的“空调病”。对此，多位权威专家为公众提供了详细防护指南。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卫生学首席专家徐东群特别提醒广大户外劳动者，应密切留意高温健康风险预警信号，科学补水尤为关键，切忌等到口渴难耐才一口气大量饮水。在进行机械操作、搬运重物等中高强度作业时，建议每15至20分钟摄入约150毫升水分，同时注重通过餐食和饮品补充矿物质，以维持电解质平衡。户外劳作时，可借助降温背心、防晒透气服饰等装备降低热暴露风险。一旦出现头晕、头痛、乏力、口渴、多汗、心悸、面色泛红或皮肤灼热等中暑前兆，务必迅速转移至阴凉处，适量补水降温，若症状加重则须立即就医。用人单位也应科学统筹户外作业时段，合理缩减劳动强度，切实保障劳动者安全。

夏季同样为肠道传染病的传播创造了条件。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处研究员常昭瑞指出，高温环境为细菌和病毒等病原体的滋生提供了温床，食材和饮用水极易因此腐坏或被污染。有效防范此类疾病的核心在于维持良好的卫生习惯——保持双手清洁，务必在饭前便后和食品加工前后认真洗手；选购食材时注重新鲜度，杜绝食用过期或腐败变质的食品，尤其是肉类、海产品和蛋类必须彻底煮熟，尽量少吃隔夜饭菜和生凉菜肴；同时及时清理厨余垃圾，定期对厨房和用餐区域进行清洁消毒，并清除杂物及积水，从源头上阻断病从口入的途径。

面对酷暑，不少人为求凉爽将空调温度调得极低，却无形中增加了“空调病”的风险。徐东群解释，所谓“空调病”是指长时间处于冷气环境中，人体出现鼻塞、头晕、四肢酸痛等一系列不适现象。他建议，白天室内空调温度宜设置在26至28摄氏度，以免室内外温差过大对心血管系统造成应激性负担；夜间由于人体基础代谢率降低、体温调节功能减弱，空调温度应在日间设定基础上适当上调，以27至28摄氏度为佳。老年人及儿童等敏感人群尤其需要注意夜间腹部和关节处的保暖。此外，避免空调冷风直吹身体，配合使用薄毯护住腹部、穿上袜子等物理防护措施，也能显著降低“空调病”的发病概率。

夏季蚊虫繁殖旺盛，蚊媒疾病传播风险不可轻视。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李建东提醒公众，应及时清除居所周边一切积水源——诸如花盆托盘、废旧轮胎、水桶、花瓶以及空调接水盘等，使蚊子失去孳生环境。外出进行户外活动时，宜穿着浅色长袖衣裤，并在暴露的皮肤上喷涂含有效成分的驱蚊剂。在蚊虫密度较高的区域，家中应安装纱门纱窗、悬挂蚊帐，还可使用传统盘式蚊香、电热蚊香液或电蚊拍等工具开展防蚊灭蚊工作。一旦被蚊虫叮咬后出现发热、头痛或关节疼痛等异常症状，应尽快前往医院就诊，切勿拖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