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介绍
AI（剧集频登电视“大屏）”，释放什么信号
继东方卫视推出全流程AI短剧《太阳坠落之时》、浙江卫视播出上星AI短剧《中国传说·白蛇》之后，电视荧屏再度迎来一部全新AI剧作——安徽卫视自7月22日起开播国内首部获得网络剧片发行许可证的全AI非遗题材剧《桃花潭记》，标志着AI剧集正式登陆电视大屏。
这部共20集、每集约10分钟的剧集，在片头醒目标注了“AI制作”与“AIGC导演”等字样。自播出以来，该剧迅速引发网友热烈讨论，相关话题如“AI剧集从短视频小屏迈向卫视大屏”等频频登上热搜榜单，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
从短视频平台的初步试水，到各大卫视的常态化播出，AI剧集频繁亮相电视大屏，究竟传递了怎样的深层信号？对此，北京电影学院电影学系副教授李啸洋认为，这是传统媒介在融合创新进程中的一次大胆尝试，也在相当程度上推动了AIGC视听创作向主流化方向迈进。
李啸洋在梳理网友对《桃花潭记》的反馈时发现，支持者视其为一种“超前”的探索，认为电视台成功将传统非遗与新技术表达相结合，并实现了“降本增效”的目标。而持质疑态度的网友则倾向于将AI剧集与真人表演的电视剧进行比较，指其缺乏视觉艺术美感。具体而言，剧情方面，安徽泾县宣纸古法造纸非遗与权谋故事之间的逻辑衔接略显牵强；视觉层面，画面光线与声音处理不够专业，AI演员的表演细腻度不足，难以令观众沉浸其中。此外，还有部分网友将讨论延伸至AI影视对真人演员生存空间的潜在影响等更广泛议题。
“省级电视台本身具有权威性，而AI剧集则源于‘小屏’端、偏重娱乐属性的新兴事物，这种传统与新颖、权威与娱乐之间的碰撞，既让观众眼前一亮，也折射出AI影视主流化所面临的多重现实挑战。”李啸洋进一步解释，《中国传说·白蛇》与《桃花潭记》均将剧情内容与本地非遗元素深度融合，观众接受度相对较高。一方面，相较于以往常规的文旅短片，AI剧集无疑是文旅宣传方式的一次革新与升级；另一方面，正如反对者所指出的，当前AI剧集仍存在明显短板，与成熟电视剧的制作标准尚有较大差距。
长期专注于数字媒介与智能影像艺术研究的重庆师范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教授黄勇军则表示，AI剧集登上“大屏”标志着主流媒介对“AI+影视”的权威验证与强力加持。这从技术层面证明了AIGC长内容在大屏上的适配性，为中小成本创作开辟了新路径，是新质生产力赋能传统媒介转型的具体体现。
“然而，AI影视若要真正扎根电视‘大屏’，不能仅凭一时的新鲜感。观众不会因为作品由AI制作便降低审美标准。”黄勇军指出，AI影视的主流化进程不可避免地要与真人演绎的电视剧同台竞争，若缺乏扎实的叙事逻辑、精美的画面呈现以及情感充沛的表演，便难以实现真正的“增效”，更无法长久赢得观众关注。此外，AI影视主流化还可能面临一系列法律层面的争议，例如AI演员“克隆”真人演员面部特征是否构成侵权等问题。
黄勇军认为，未来AI影视的主流化发展需从四个维度着力推进：技术上，应提升AIGC制作水准，切实解决播放卡顿、表情僵硬、画面粗糙等突出问题；美学上，需构建AI特有的叙事语法，避免对真人表演的简单模仿，同时规避AI“恐怖谷效应”；法律伦理层面，则需完善版权归属界定与演员权益保障机制；传播策略上，应积极探索人机协同创作模式，防止过度依赖技术炫技而忽视人文内涵的沉淀。
李啸洋补充强调，AI剧集归根结底只是讲好中国故事的一种新型载体，其呈现的内容与文化底蕴才是决定传播成效的关键所在。AI剧集不应止步于“技术复现”，而应借助技术力量深挖传统文化中尚未被充分表达的精神内核，进而演变为真正富有生命力的艺术形态。AI剧集“上星”所传递的信号并非“替代真人”，而是在AI影视主流化的进程中，对技术突破与人文深耕深度融合路径的全新探索。
功能特点
菲尔{兹奖双响，}带给中国数学哪些思考
北京时间7月23日晚，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王虹、邓煜摘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该奖项，也是中国数学家首次在同一届菲尔兹奖中收获两枚奖章。
菲尔兹奖每4年颁发一次，每次获奖者不超过4位，以奖励当年未满40岁、在数学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是国际数学界的最高荣誉之一。
两位获奖者曾就读于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以下简称“北大数院”)。一届双奖，带给中国数学哪些思考？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北大数院原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张继平。
历史突破，鼓舞人心
记者：王虹和邓煜双双荣获菲尔兹奖，放在中国数学发展史中来看，这次突破意味着什么？对中国科研界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张继平：这是中国数学的历史性突破，具有里程碑意义。
从历史上看，从大陆走出去或在本土成长起来的数学家，曾取得过很大的成绩，有的甚至做出了顶级的重要成果。比如上世纪50年代，吴文俊先生在拓扑学取得了重大突破，应该说就是菲尔兹奖量级的工作，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获奖，令人遗憾。
改革开放以来，大家都憋着一股劲，想尽最大努力做出重要成果，为世界数学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我们的确有一些成果走到了世界最前沿，像哥德巴赫猜想研究、冯康先生的有限元方法、廖山涛先生在微分动力系统领域的工作等等。但能不能得奖，因素很多。我们一直有一种感受，就是必须做出更大的成绩，让别人无话可说。
这一次，王虹与合作者证明了困扰数学界逾百年的三维挂谷猜想，邓煜与合作者在希尔伯特第六问题上取得关键突破，这些都是数学研究上的重大进展，得到了全世界数学界的公认。能得菲尔兹奖，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事情，而且两人同时获奖，全世界也没有几个国家能做到，这给整个华人数学界带来了巨大的鼓舞。它证明，只要沉下心来，扎扎实实做最前沿、最重要的研究，我们完全可以取得比别人更大的成绩。
记者：王虹和邓煜同为2007年北大新生：王虹经高考进入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大二转入数学科学学院；邓煜高中时期获得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金牌，保送北大。他们的成长路径不同，最终都拿到菲尔兹奖，这对我国基础人才的培养有什么启发？该如何让更多的王虹和邓煜涌现出来？
张继平：数学研究需要天赋，但更重要的还是后天的努力。艰苦的磨炼和努力，是取得重要成就的唯一途径。想靠天赋走捷径，是没法取得真正成绩的。
王虹从地空学院转到数院，在北大的四年极其用功，特别有定力。这种坚持和刻苦的品质，值得广大同学学习。
邓煜是奥赛金牌得主，无疑非常聪明。他也是非常刻苦的——他付出的努力超过了常人，这一点被很多人忽视了。他在北大两年扎实学习基础课，打下了很好的基础，获奖后他自己也肯定了这一点。
要让更多的王虹和邓煜涌现出来，选拔人才的渠道应该更宽一些。过去除了奥林匹克竞赛这条路，中学生直接升入大学的途径很少。现在国家放宽了政策，允许从中学选拔人才直接进入大学，这是很好的举措。不拘一格选才、因材施教育人，本来就是中国教育思想中非常重要的经验。但目前选才的渠道还不够宽，参与的面还不够广，像从中学选拔数学人才，不应仅限于一两所大学，国内排前十几名的大学数学院，都应该允许试点。渠道多了，就更容易发现和培养出更多杰出人才。
群星闪耀，因材施教
记者：1998年到2008年，您担任北大数院院长。数院1999级到2001级本科生被称为“黄金一代”，后来的2007至2010级也有“白金一代”或“新黄金一代”的说法。这些称呼从何而来？
张继平：“黄金一代”的叫法，不是我们自己提的。1998年前后，我们有一个判断，觉得学生从入学到做出惊人成绩大概需要10到15年，而1999、2000、2001这几级的学生成长得比预想还快。到2010年前后，张伟、恽之玮、朱歆文等人已经在国际数学舞台脱颖而出，拿了不少奖项。普林斯顿大学的张寿武教授在接受采访时说：“张伟、袁新意、恽之玮、朱歆文……他们可以对数学作出划时代的贡献。”这几届里有六七个人特别强，走到了世界数学最前沿，他们被称为中国数学的“黄金一代”，我一直认为他们的研究工作是菲尔兹奖量级的。
后来邓煜、王虹、苏炜杰、唐云清、余越和孙鑫等一批2007级的学生取得了新的杰出成就，又有人称他们为“白金一代”或“新黄金一代”。其实，标签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能给大家鼓励和启示，让更多人沉下心来，脚踏实地做研究。
记者：从“黄金一代”到“白金一代”，人才成批涌现，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有哪些宝贵经验值得借鉴？
张继平：1998年，北大数院提出，用10到15年建成世界一流数学学科。为此，我和主管教学的副院长郑志明院士一起制定并实施了北大数学“黄金一代”培养方案，推出了一系列举措，总结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首先是发扬北大数学学院几十年来的育人传统。比如北大数学1954级，学生来源广、程度参差不齐，但在时任系主任段学复和江泽涵、程民德、丁石孙等先生的努力下，那一级培养出了7位两院院士和许多重要人才，我们称之为“1954级的辉煌”。我做院长时，就是要好好学习和继承发扬这种扎扎实实培养学生的传统。
第二，创新培养模式，推动课程和教材改革。我们首先延续了北大数院建立之初提出的“3+5”培养模式，即前3学期不分专业，夯实通用数学基础，后5个学期自由选择细分方向，给予学生充分选择权。同时，我们根据实际情况和学生要求，不断总结，改进完善。从2003年起，“3+5”模式进一步改进为“4+4”模式，并放开名额控制，允许三年级学生在修完学院某一专业教学计划规定的课程与学分的前提下，一年时间内在院内调换专业、自由选择毕业出口。我们还大规模加强课程体系改革和教材建设，删减过时过难的内容，打造了北大数学“黄皮书”系列教材，现在这套教材已经成为全国高校数学的经典教学参考书。
第三，因材施教，激发主动成长。我们特别强调“独立生活、独立学习、独立思考”。以低年级讨论班为抓手，从自愿报名的学生中选拔，组成两个班，每个班不超过30人，我和郑志明各带一个。讨论班既让学生了解数学理论来源和国际前沿，也重点锻炼学生的组织能力和协作精神。同学们后来自发组织小组讨论班，自己管理本科生阅览室，王虹等人就常去那里自习。关键的一点是，我们不贴标签，参加讨论班的学生没有任何特殊待遇，所有普通学生要学的课程他们必须学好，扎扎实实地全面成长。
第四，增强师资力量，营造宽松自由、国际化的学习和研究环境。我们持续引进大批海内外一流学者，如田刚、鄂维南、许进超等，他们每年回北大开设1—3个月短期课程、讲座等，拓宽学生视野；邀请30多位包括菲尔兹奖、沃尔夫奖得主在内的数学大师来访、作前沿报告，促进学生与国际顶级数学家的交流。这些举措成系统地坚持了多年，人才成批涌现也就水到渠成了。
沉心静气，再攀新峰
记者：王虹和邓煜获奖后，中国数学在当前国际数学格局中处于什么位置？
张继平：过去，中国数学是长期追赶，如今在部分领域已经实现并跑甚至领跑，今后几年仍会保持这种态势。但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我们还需要迈入一个更高的新阶段。
放眼世界数学的发展，一个数学强国要在数学的国际前沿产出一批重大研究成果和理论突破，还要拥有一批国际公认的数学大师，建立起数学领域的前沿学派，开拓全新数学理论、数学思想和数学方法，引领世界数学的发展，吸引一批人沿着他们开辟的道路前进。这次拿到大奖，意味着我们在现有理论体系内做出了顶级工作，但我们的原创理论还在培育阶段，在建立前沿学派上仍需继续努力。
这些年，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基础理论研究，持续加大对基础研究和人才培养的支持力度，特别是教育、科技、人才一起抓，给我们创造了非常好的环境和条件，这也正是我们不断追赶并实现突破的底气所在。
记者：中国距离在本土完成菲尔兹奖级的成果还有多远？为此我们需要付出哪些努力？
张继平：我个人很有信心。从王虹、邓煜2007年进入北大算起，到现在差不多20年。我认为，在国家的大力支持和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恐怕不一定再用20年，我们就能从本土培养出菲尔兹奖获得者，登上世界数学的最高舞台。
立足本土培养顶级数学家，我们已经迈出了很好的步伐。包括北大在内的国内很多顶尖高校，都有一批45岁左右甚至更年轻的数学家，已经走到了国际研究的最前沿，有的还是领跑者。我相信，在他们的培养下，学生在国内完成研究生阶段学习，然后取得顶级成果，是完全可期的。
人才不断成长，需要科研环境的持续改善。首先体现在育人理念的更新上，国内一流高校都应制定具有本校特色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方案。同时，数学是最国际化的学科，全世界研究相同的问题、得出相同的结论，特别需要相互学习和合作，否则很难取得顶级突破。因此，我们要更坚定地推进国际合作与交流，坚持“请进来、走出去”，搭建高水平科研平台，支撑顶尖数学家的全链条自主培养，为青年人才创造更好的成长环境。
尤其需要正视的是，学界目前仍存在“唯帽子”“唯论文”的问题，“以刊评文评人”的心态根深蒂固。我们应该引导大家沉下心来做真正能改变学科、引领学科的一流工作，扶持那些心无旁骛深耕重大难题和创新的青年科研人员。我也常常和青年学者说，职称、待遇、头衔应当是做出真正一流成果之后自然到来的结果，不必本末倒置，去追逐各类帽子。
记者：这次获奖在国内引起了很大反响，社会上也有各种声音。您如何看待外界的这些议论？对于数学界的同行和青年学生，您有什么样的期待和寄语？
张继平：获奖消息传来后，数学界非常振奋，同时难免有各种各样的议论。但是对一个数学家、一位老师、一名青年学生而言，沉下心来扎扎实实地学习、教学、搞科研，才是我们能做而且能做好的事情。对于社会上的舆论，大家可以去了解，但不必太在意。关键是要脚踏实地，做出更好的成绩，这才是对学校和国家最好的回报。
这些年，我总和年轻人说，要沉下心来，别人怎么样评价是别人的事，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是自己的事，完全可以做得更好。要做得更好，就必须吃更多的苦，流更多的汗。没有那么多精力顾及杂事，要做的就是教好学生、上好课、做好科研，这样我们才能扎扎实实一步一步往前走。
我们已经并将继续总结我们在杰出人才自主培养全链条每个环节的经验和弱项，进一步改进理念，注重细节，把因材施教、不拘一格培养人才做得更好。我们在强化自主培养全链条的同时，要坚决摈弃封闭自守。杰出人才的培养需要一个宽松自由、开放、国际化的环境，一切有利于创新人才培养的举措都应当坚定不移地继续推进。
王虹、邓煜获得菲尔兹奖只是一个开始。接下来，希望大家继续努力，用我们自己的行动，创造中国数学更辉煌的明天。
使用说明
GDP十{强城市易位，新变量出现}了
随着南京上半年经济数据的揭晓，中国城市GDP十强的最新座次已然尘埃落定。根据统计，今年上半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约为69.6万亿元，同比攀升4.7%，较去年同期新增了3.6万亿元的体量。在这盘经济大棋局中，排名前十的城市合计贡献了9734亿元的增量，这一数字占据了全国总增量的逾四分之一，彰显出头部城市的强劲引擎效应。
放眼这十座领跑者，上半年有九座城市的经济增速超越了全国平均水平，其中深圳和广州以5.8%的增幅并列榜首，武汉则以5.7%的微弱差距紧随其后，摘得探花之位。然而，表面亮丽的成绩单背后，各梯队内部的竞争暗涌不断，较量正悄然升级。
上海与北京凭借服务业的强力驱动，正稳步迈向“6万亿元”的门槛，头部城市的规模优势愈发显著。与此同时，重庆虽在增速上未能跑赢全国，却在经济总量上成功超越广州，重新夺回“第四城”的宝座。而苏州、成都、杭州与武汉之间的缠斗则更为胶着，彼此间仅有百亿元级的微小差距，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改写全年的最终排名。
不过，比座次变动更值得玩味的是促成这些变化的深层驱动力。透过服务、工业、投资等细分领域的详实数据，我们可以窥见这些城市差异化增长背后的独特逻辑。作为中国经济版图上的双子星，上海上半年交出了5.6%的增速答卷，高出全国水平0.9个百分点。有分析人士指出，若此增势得以延续，上海全年GDP冲刺6万亿元大关几无悬念。同期，北京的经济总量达到2.6万亿元，同比增长5.4%，超出全国均值0.7个百分点，在半程节点上已稳稳跑赢今年约5%的增长目标。
深入剖析，服务业无疑是这两座超大城市的核心引擎。上半年，上海和北京的第三产业增加值分别达到2.2万亿元和2.3万亿元，将其他城市远远甩在身后，占各自GDP的比重高达79.4%和87.4%。即便在如此庞大的基数之上，两地的第三产业增速仍分别达到5.9%和6.1%，领跑GDP十强城市阵营。
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曾刚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城市进化论采访时分析道，北京与上海作为京津冀和长三角两大国家战略的龙头核心，近年来已逐步形成了“北京研发、河北转化”和“上海研发、周边转化”等高效的协同发展模式。这种精准定位使得两地在服务于新质生产力的现代服务业领域，实现了令人瞩目的快速增长。
从宏观视角审视，上半年全国服务业增加值达到41.4万亿元，占GDP比重为59.5%。在经济十强城市中，除了北京和上海之外，绝大多数城市也已跨越这一基准线，唯独苏州的服务业占比为54.8%，尚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细察数据可以发现，当前各地服务业的迅猛扩张，主要得益于一批高成长性的新兴服务行业。其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以及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已然成为全国性的增长极，上半年增加值分别实现了10.7%和11.9%的同比攀升。这一趋势在经济十强城市中得到了充分印证。以北京为例，上半年服务业拉动全市GDP增长5.3个百分点，其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实现增加值6775亿元，同比增长9.4%，单这一项便贡献了2.3个百分点的GDP增长。
值得一提的是南京，作为十强中唯一的“准2万亿元”城市，其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增速高达6.3%，位居十城之首。其中，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了12.5%，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长了10.0%，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也录得5.1%的涨幅。今年4月，我国首个以服务业为主题的全国性大会——全国服务业大会的召开，标志着服务业进入了顶层统筹、系统发力的全新纪元。以南京为例，其已明确提出到2030年服务业增加值力争达到1.75万亿元的目标，这意味着在2025年的基础上，未来五年需再新增4000多亿元。
同处3万亿元经济体量阵营的深圳、重庆和广州，今年上半年的经济增速却呈现出明显的两极分化。广深两地以5.8%的增速并肩领跑，而重庆仅录得4.2%的增幅，成为十强中唯一未能跑赢全国水平的城市。广深两地的强劲增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工业这一“压舱石”的有力支撑。
上半年，深圳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7%，这无疑是在高基数之上跑出的加速度。回顾过去两年，深圳规上工业增加值的增幅分别达到9.7%（2024年）和5.4%（2025年），持续保持着稳健的上升势头。这背后，关键领域的强力拉升功不可没：制造业整体增长9.3%，通用设备制造业增长13.2%，专用设备制造业增长12.8%，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更是增长12.3%。在高技术产品方面，3D打印设备、工业机器人、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分别实现了58.1%、43.9%和25.5%的惊人增长。
相比之下，广州则正借助工业的回暖实现快速“回血”。自2020年以来，这座“第一省会”的经济增速一度落后于全国或全省水平，工业被视为主要的拖累因素。其中，作为核心支柱的汽车制造业产值曾一度下滑约20%，不仅令广州失去了“汽车第一城”的光环，也使其被挤下了“经济第四城”的地位。然而，今年一季度，广州经济增速强势领跑GDP十强城市，经济总量以65亿元的微弱优势反超重庆，重回第四位。步入上半年，广州再度斩获十强最高增速，并创下自2022年以来的同期增速新高。有观点直言，这是广州近五年来最有力的一次经济修复。
工业尤其是汽车制造业的回暖，成为广州高增速的关键推手。上半年，广州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6.6%，汽车制造业增长9.1%，而去年同期的这两个数字仅为0.7%和-5.7%。反观重庆，上半年第二产业增速（2.2%）和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4.1%）均位列十强后段，但其摩托车整车产量却达到了572.77万辆，增幅高达49.7%。从经济总量来看，由于基数差异等因素，上半年重庆再度拉开了657亿元的领先优势，成功夺回“第四城”之位。不过，随着行业洗牌的加剧，同样以汽车制造为支柱的广州和重庆，围绕“经济第四城”的拉锯战依然悬念迭起。
视线再向后移，苏州、成都、杭州和武汉之间的贴身竞速同样令人瞩目。作为全国新一线城市的代表，这四城近年来经济增长势头异常迅猛，已然成为十强格局中最大的变数。今年上半年，苏州以1.4万亿元的GDP位居四城之首，成都和杭州分别为1.3万亿元和1.2万亿元，武汉则为1.1万亿元。两两之间的差距大致在千亿元量级，四城的全年经济总量也同处于2万亿元级别。
武汉的表现尤为亮眼。其5.7%的经济增速在十强中排名第三，并创下武汉近五年同期新高。同期，苏州在去年高增长的基础上再度跑出5.6%的增速，增势同样强劲。在曾刚看来，苏州和武汉之所以能实现较快增长，先进制造业尤其是芯片产业发挥了关键作用。借助国产化替代进程的持续推进，这两座精准踩中风口的城市正迎来巨大的发展红利。数据显示，上半年武汉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4%，高居十强首位，即便在已公布数据的万亿元城市中也仅次于合肥，位列第二。其中，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了90.8%，电子设备制造业对规上工业的贡献率竟达到100.4%，高技术制造业的比重更是首次超越了“车钢油烟”等传统产业。当地媒体对此评价道：武汉制造业的主角，已然换了新面孔。
苏州市统计局的数据同样印证了这一趋势。上半年，AI（人工智能）产业的引领效应持续凸显，带动电子元件、电子器件等需求旺盛，拉动电子信息业产值同比增长10.0%，已连续四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眼下，硬科技已成为各地全力加码的赛道。比如，成都上半年积极抢占未来产业新赛道，全力推进国星宇航、星际荣耀等商业航天项目建设，1至6月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99.1%；同时推动四川航发、天马精密等重点制造业企业的技改升级，1至6月工业技改投资同比增长31.2%。
再看杭州，上半年工业投资增长16.4%，制造业投资增长15.4%。在主要制造行业中，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投资增长44.6%，通用设备制造业投资增长35.9%。当地专家分析指出，围绕人工智能的持续投资，已成为推动杭州产业结构优化的主导力量。
更新日志
AI（剧集频登电视“大屏）”，释放什么信号继东方卫视推出全流程AI短剧《太阳坠落之时》、浙江卫视播出上星AI短剧《中国传说·白蛇》之后，电视荧屏再度迎来一部全新AI剧作——安徽卫视自7月22日起开播国内首部获得网络剧片发行许可证的全AI非遗
句子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