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天津7月9日电（记者 孙玲玲）一场聚焦大健康产业前沿的盛会，第十七届津台投资合作洽谈会的核心环节——京津冀台大健康产业交流会，于8日在天津拉开帷幕。来自京津冀及台湾地区的生物医药专家、健康照护领域翘楚及企业界代表，共计120余人汇聚一堂，就医养融合、银发经济及智慧医疗等热点议题展开了深入研讨与思想交锋。

当前，大陆正稳步推进“十五五”规划部署，全力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与此同时，台湾地区历经数十年发展，在精细化医疗管理及长期照护领域沉淀了丰硕成果。此番两岸四地业界精英的齐聚，恰为双方在大健康版图上互鉴经验、探寻合作提供了生动注脚。

谈及两岸医养体系的各自优势，两岸企业家峰会生物科技与健康照护产业合作推进小组大陆方面副召集人表示，台湾在基层健康管理上独具匠心，尤其是“专案师”制度的推行，为病患配备专属个案管理者，实现了从医院到家庭的无缝对接，且该体系已融入健保网络，有效串联起大型医院与社区诊所。他坦言：“大陆虽已将病案管理下沉至社区卫生中心，但在诸多细节及‘最后一公里’的服务落实上，双方仍有巨大的交流潜力与合作空间。”在他看来，随着大陆老龄化进程加速，医养结合已成为两岸共同面对的课题，彼此的经验与教训均可互为镜鉴。

台湾方面副召集人则指出，台湾在医疗技术、全民健保体系、安养照顾的精细化管理及预防医学推广方面，积累了数十年的宝贵实战经验。她强调，两岸社会不约而同地面临着人口高龄化、慢性病管理需求激增以及AI与医疗数字化转型等挑战，这既是时代赋予的命题，更是双方携手共进的重大机遇。

当大陆的AI热潮与台湾的长照经验相遇，互补效应显而易见。大陆方面副召集人认为，健康产业已被纳入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的重点方向，两岸在医疗器械，特别是便民入户类设备上，合作空间极为广阔。台湾方面副召集人补充道，大陆拥有全球领先的数字经济、庞大的内需市场、蓬勃的产业生态及强有力的政策支撑。她倡议，双方应合力推动智慧医疗发展，将AI技术与远距医疗、智慧照护深度融合，落地至社区与家庭，并依托基层康养经验，在社区养老及人才培训上构建常态化协作机制。

作为台资企业代表，合富医疗集团负责人在会上分享了其参与大陆“医疗强基”的实践成果。他透露，该集团已与国家卫健委能力建设与继续教育中心达成协议，助力各地专家参与国家级课题研究，京津冀地区已有近30家医院积极响应。这些课题不仅涵盖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还引入了源自台湾的远程教学与信息科技，广泛服务于基层医疗场景。他表示，两岸四地常态化的交流机制，有望催生更多市场机遇与合作硕果。

此次交流会为何花落天津？与会嘉宾给出了答案。大陆方面副召集人分析，天津作为直辖市，在工业化进程、旅游资源及科技创新方面拥有北方地区的独特优势。台湾方面副召集人则盛赞天津在生物医药和现代中医药领域取得的显著成就，称其为“两岸深化大健康合作的最佳沃土”。

天津市滨海新区政协有关负责人向台商详细推介了新区的产业优势。她介绍，区内不仅布局了天津国际生物医药联合研究院等国家级创新平台，还集聚了康希诺等行业领军企业，已构建起覆盖基础科研、中试孵化、量产制造、临床应用及康养服务的全链条生物医药产业体系。新区持续推出专项扶持政策，全方位支持两岸大健康合作项目的落地、技术转化与市场拓展。

与会台商代表普遍认为，天津凭借港口、交通、人才等多重优势，成为台资企业布局北方市场的理想选择。此次交流会为台湾生物医药及医疗康养领域的企业与人才来津投资兴业搭建了坚实桥梁。以交流凝聚共识，以对接促进合作，两岸大健康产业的“新蓝海”正于天津徐徐展开其壮阔图景。（完）

伴随着高温与降水交织的季节到来，蚊子进入了繁殖与活动的高峰期，登革热、基孔肯雅热等经由蚊虫叮咬传播的疾病，其感染风险正悄然攀升。那么，哪些户外或室内的角落最容易成为蚊子的藏身之所？频繁被叮咬是否真与血型存在关联？我们又能采取哪些科学手段，有效防范这些蚊媒传染病的滋生与扩散呢？

疾控机构指出，白纹伊蚊作为登革热、基孔肯雅热等疾病的主要传播媒介，尤为偏好于小型静止积水中完成产卵过程。这些积水可能隐匿于家中的水培植物容器、拖把桶、未及时丢弃的一次性餐具中；而在户外，水池、树洞、落叶堆、防雨塑料棚的褶皱处、地下车库的排水沟以及露天堆放的各类垃圾，同样都是蚊子繁衍后代的“温床”。

清除积水，便成了居家防蚊的首要屏障。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李建东提醒，花盆托盘、废旧轮胎、水桶、花瓶、空调接水盘、易拉罐等物品，皆是蚊子产卵的常见场所。他建议，应定期翻盆倒罐，将家中及周边的各类积水容器彻底清理；暂时不用的瓶罐需倒扣存放；水培植物则须每周至少换水一次，并同步清洗植物根部，以去除潜在的虫卵。

从疾控部门的监测数据来看，今年蚊虫密度较往年仍维持在较高水平。例如，广东部分地区蚊媒监测指数已攀升至“非常活跃”级别；而北方多地因入夏以来降雨频繁，高温日数增多，也进一步加速了蚊虫的繁殖进程。针对这一态势，广东等高风险地区已组织社区、物业及志愿者力量，开展全域积水清整行动，并建立蚊虫滋生点位的台账动态管控机制，力求从源头上切断蚊虫的繁殖链条。广州市疾控中心主任医师袁俊透露，除清除滋生地外，他们还加大了对成蚊栖息区域的监测与处置力度。

袁俊进一步解释，成蚊的栖息地多集中于灌木丛、树荫下、空置房、杂物堆以及家具角落等阴暗潮湿之处。他建议公众尽量避免在这些区域附近长时间停留，同时要加强对这些场所的清理与灭蚊工作。若必须经过此类地带，务必做好个人防护。近年来，当地正积极探索更为科学且实用的新型防控手段，如借助人工智能、无人机等技术构建智能化监测平台，并推广使用对环境更为友好的生物制剂。此外，蚊媒监测电子地图也已上线，市民可随时查询周边区域的蚊媒动态。

关于“招蚊子”的说法，生活中总有人认为某些血型更受蚊子偏爱，而婴幼儿似乎也更容易被叮咬。对此，北京市疾控中心消毒与有害生物防制所研究员周小洁解释，蚊子搜寻目标时，主要依赖人体呼出的二氧化碳，以及汗液和皮肤代谢物所散发的气味进行定位。因此，新陈代谢旺盛的婴幼儿、孕妇，或是出汗多、体味较大的人群，自然更容易成为蚊子的“目标”。

衣着的选择同样可能影响蚊子的偏好。由于蚊子具有趋暗的习性，穿着深色服装的人或许更容易吸引蚊子的注意。周小洁强调，目前科学研究并未发现蚊子会挑剔血型的证据。蚊子归根结底是依据人体的气味来挑选“猎物”，比如汗液气味、化妆品香气、代谢产物，乃至不同的生理年龄阶段，都会对蚊子的引诱率产生差异。

在选用驱蚊产品时，科学选择至关重要。市面上以避蚊胺和驱蚊酯为主要成分的驱蚊喷雾、花露水等外用产品，应根据不同人群的需求加以区分。避蚊胺适用于2月龄以上人群，浓度低于10%的产品可用于儿童，而10%至30%的高浓度产品仅适合健康成年人，在户外或蚊虫叮咬高风险场景下可选用高浓度版本。驱蚊酯则适用于6月龄以上人群及孕妇。天然植物提取类产品，如以柠檬桉油、香茅、艾草等植物精油为原料的产品，刺激性相对较小，但有效防护时间较短，防护范围有限，驱蚊能力也相对较弱。需特别注意的是，以柠檬桉油为原料的产品禁止用于2岁以下的婴幼儿。

按照市场监管部门的规定，所有驱蚊产品均须标注毒性等级，消费者应优先选择微毒或低毒产品。若某款产品宣称“纯植物零农药”或“灭蚊率100%”，则多为夸大其词的虚假宣传，消费者需谨慎对待。

针对儿童使用驱蚊产品，中国卫生有害生物防制协会秘书长王文龙给出了具体建议：只需少量均匀喷洒即可。对于儿童而言，应尽量避免涂抹于手部，以防其通过触摸其他物品，将驱蚊剂或杀虫剂带入口中。面部涂抹时，则须避开嘴部和鼻腔区域。

科技日报讯（记者王迎霞）在神经系统疾病的临床诊断中，脑脊液细胞学检测堪称一把关键的“金钥匙”，而我国在相关高端设备领域有望实现自主创新的重大突破。记者近日从宁夏回族自治区科技厅了解到，由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王振海教授团队携手杭州智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共同研制的“脑脊液细胞形态自动分析仪”，或将彻底扭转国外品牌在高端病理诊断装备上的长期主导地位。

脑脊液中的细胞不仅数量稀少，而且形态变幻多端，尤其是疾病状态下，其形态变化呈现出显著的个体差异，这使得常规用于血液、骨髓或尿液样本的细胞分析设备根本无法胜任这一检测任务。放眼当下，国内绝大多数医疗机构依旧依赖人工操作光学显微镜进行肉眼判读，加之专业脑脊液检验人才的匮乏，真正具备完整检测能力的机构仅局限于少数三甲医院。这种现状，无疑给神经系统疾病的早发现、早诊断以及治疗策略的制定带来了重重阻碍。

面对临床上的迫切需求，王振海团队扎根一线，潜心钻研十余载。早在2012年，团队便启动了脑脊液细胞识别分析系统的基础探索；2016年，借助宁夏科技重点研发专项的支持，着手构建标准化脑脊液细胞特征数据库，并同步推进智能识别系统的研发；2020年，经宁夏回族自治区科技厅批复，宁夏神经系统疾病诊疗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挂牌成立，依托人工智能技术对识别系统进行了进一步优化升级。进入2022年，这一项目成功入选自治区重大科技成果转化专项，第一代工程样机正式问世，标志着核心技术已迈入产业化转化的关键节点。此后，研发团队持续精进，不断迭代优化，直至2025年6月6日，由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牵头，联合河北、重庆、广东等地的多家三甲医院，正式启动了多中心临床测试，全力推动技术从实验室迈向临床应用的新阶段。

为了追求理想的瘦身效果，不少人选择借助药物手段来加速进程。被冠以“躺着也能瘦”美誉的减肥针剂，凭借注射便利、效果显著的卖点，迅速抢占市场，取代了传统节食和运动方案，成为诸多减重人群趋之若鹜的首选方式。然而，一些绕开正规医院专业评估、擅自通过网络渠道购买并自行注射的消费者，却遭遇了恶心、呕吐等副作用，令日常生活饱受困扰，更有极端案例出现急性胰腺炎或胆囊病变等严重后果。那么，这类减肥针是否适合所有人？其中又潜藏着怎样的风险隐患？

事实上，市面上多款减重注射针剂已陆续获批上市，且均被严格划归为处方药范畴。胰高血糖素样肽-1（GLP-1）本为人体肠道自行分泌的肠促胰素，其核心功能涵盖降低血糖、抑制食欲等。目前，国内经批准用于临床减重的此类针剂产品已逾六款。

尽管不同药物在靶点选择、适用对象及减重力度上各有差异，但常见不良反应却高度相似，包括恶心、腹泻、呕吐、便秘、消化不良、疲劳感、低血糖以及腹部不适等。需要明确的是，这些并非个别人的特殊体质反应，而是由药物作用机制所决定的普遍现象。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肥胖症诊疗指南（2024年版）》，所有GLP-1受体激动剂类减肥针均为处方药，具备严格的适用指征与禁忌条件，使用前必须经由医生全面评估个体身体状况。任何违规购买或盲目注射的行为，都潜藏着不容忽视的健康风险。

对体重正常者而言，强行借由药物让身体进入“低耗模式”，代价往往远超预期收益。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陈玲指出，若干特定人群严禁使用此类药物：曾罹患甲状腺髓样癌或具有相关家族史者；存在多发性内分泌腺瘤2型病史或家族史者；有胰腺炎病史或反复发作胰腺炎者；以及患有严重胃肠道疾病者，均不推荐使用。此外，妊娠期和哺乳期女性因缺乏用药安全性数据，亦应避免尝试。严重肝肾功能不全者，同样无法保证用药安全。

针对市面上热门的几款减肥针，国内外医学界已展开大量研究，证实“打一次永久瘦”纯属幻想。国内临床数据显示，停药后半年内，约80%至90%之使用者体重会逐步回升至用药前水平，同时伴随体重下降而改善的血糖、血压等代谢指标也将随之逆转。

许多未经医生评估便自行用药的人群，在体重快速下降后亦未咨询专业意见便仓促停药，待体重反弹又再度注射，如此往复，陷入“用药—反弹—再用药”的恶性循环。这类体重剧烈波动将对机体造成显著冲击，虽脂肪量减少，但体脂率反而上升，最终导致代谢损伤，部分人更出现情绪起伏和心理焦虑等问题。

中日友好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尹晓强调，药物仅在减重强化阶段起到辅助作用，用药后的关键，在于能否坚持结构化的生活方式调整，这才是决定体重反弹速度与幅度的根本因素。

具体而言，应把药物带来的饱腹感转化为持久饮食习惯，减少精制糖、油炸食物及精加工主食摄入，同时增加优质蛋白、粗粮和绿色蔬菜比例，稳定每日热量缺口，并主动提升基础代谢率。运动方面，建议每周累计至少150分钟有氧活动，可依个人作息灵活分配次数；同时配合无氧训练，以防肌肉量明显流失。

当体重达到目标后，须由医生指导逐步减量乃至停药，让身体慢慢适应新的平衡点。无论在用药期间还是停药之后，均需坚持健康的心理与行为调节，涵盖饮食、运动、睡眠及情绪压力管理等方方面面，方能真正稳固减重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