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炎夏日，被蚊子叮咬后皮肤隆起红肿的小包，瘙痒难耐，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忍一忍就过去了”。然而，这种轻视态度恰恰低估了蚊子作为疾病传播媒介的巨大危害。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统计数据，蚊媒传染病每年在全球夺去数十万乃至上百万条生命，其威胁程度远超人们想象。

或许有人会想：“只要全天候开着空调，把室内温度降下来，蚊子就不会来骚扰我了吧？”这种观点只算对了一半。的确，蚊子对低温环境并不青睐，当室内温度降至20摄氏度以下时，它们的吸血频率会大幅降低。但需要注意的是，空调一旦关闭，或者你踏出房门的一刻，潜伏在暗处的蚊子依然会伺机而动。制冷设备充其量只能削弱蚊子的“工作热情”，却无法从根本上将其消灭。事实上，许多人在防蚊策略上往往陷入两个极端——要么过量喷洒化学驱蚊剂，要么干脆硬扛着不做任何防护。其实，科学的家庭防蚊之道，在于构建起一道从源头到肌肤的全链条三重防护体系。

第一重防线：斩断蚊虫繁殖的温床。蚊子的幼虫——孑孓，必须在水中才能生长发育，因此只要消除积水，就能从源头上抑制蚊虫滋生。这里推荐一个简便易行的“三分钟查水法”：每天晚饭后抽出短短三分钟，仔细检查家中各处可能蓄水的角落。无论是花盆底部的托盘、水培花瓶中的水体、饮水机的接水盘、空调外机的积水槽，甚至是随手丢弃在阳台上的易拉罐，都有可能成为蚊子繁衍后代的“育婴室”。具体操作也很简单：水培植物每隔3至5天换水一次，同时用清水冲洗植物根部；闲置的瓶罐容器要及时清理或倒扣放置。记住这句口诀：“积水不留，蚊子发愁。”可别小看这个简单的习惯，它足以让居家周边的蚊虫数量锐减一半以上。

第二重防线：物理屏障最为可靠。提起纱窗和蚊帐，不少人觉得它们早已过时，但正是这些看似朴素的装备，被世界卫生组织在全球疟疾防控行动中反复推荐为“硬核武器”。特别是经过杀虫剂浸泡处理的长效蚊帐，在疟疾高流行区域挽救了难以计数的生命。对于普通家庭而言，选购纱窗时应注意网眼是否足够细密，使用蚊帐前要仔细检查有无破洞。对于婴幼儿、孕妇以及过敏体质人群来说，物理防蚊手段比任何化学驱避产品都更加安全稳妥，值得优先采用。

第三重防线：外出时科学选用驱避产品。当你前往公园、河畔或其他蚊虫密集的场所时，随身携带驱蚊液是必不可少的准备。面对市面上琳琅满目的驱蚊商品，如何做出明智选择？不妨牢记世界卫生组织认可的四类有效驱蚊成分：避蚊胺、派卡瑞丁、驱蚊酯以及柠檬桉叶油。如果是深入野外徒步探险，建议选择含派卡瑞丁或避蚊胺的产品；若只是在小区周边散步半小时，使用含驱蚊酯的产品便已足够应对。需要特别提醒的是，正规的驱蚊液属于“卫生用农药”范畴，产品包装上必须印有以WP开头的农药登记证号。市面上那些标榜“纯天然”“零毒性”却无法提供登记证号的产品，其驱蚊效果和安全性都缺乏可靠保障，选购时务必擦亮眼睛。

本文内容源自《大众健康》杂志，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副研究员叶丹及国家健康科普专家库成员、该所研究员潘力军联合撰稿，余运西与王宁担任策划编辑。

盛夏时节，夏热勒津村的湿地公园里，满目翠绿，荷花竞相绽放，粉白相间的花朵在碧波间随风摇曳，水面倒映着蓝天白云，偶有水鸟轻盈掠过，带起一圈圈涟漪。这片水光潋滟、荷叶连天的湿地，坐落在新疆博乐市贝林哈日莫墩乡，占地面积300亩，有一个充满诗意的名字——“荷乡藕遇”。

然而在六十多年前，这里却是一片满目苍凉的戈壁荒滩。“1962年，我才9岁，就跟着父母和另外50位湖北老乡，一路颠簸半个多月，来到了这片陌生的土地，成了第一批支边开荒者。”村民李振芳忆起往事，眼中泛起波澜。这里和山清水秀的湖北老家天差地别，初次拿起坎土曼和铁锹，一锹挖下去，翻起来的全是白花花的盐碱壳，手上磨出的血泡刚结痂又被磨破，周而复始，疼痛难忍。

“咱们不怕吃苦，不怕受累，硬是一锹一锹，在盐碱地上刨出了100多亩可耕之地。”李振芳说，日子勉强能过，但心里总觉得缺了点什么。大家心中始终放不下故乡的荷花莲叶，更忘不了那清甜爽脆的莲藕。1984年，李振芳的父亲回乡探亲，特地从湖北带回10节藕种，满怀希望地埋入土中，却因无法抵御当地极端低温，第一年试种，藕种全部冻死。

“我们不死心，第二年换了思路，用湖北老家的湿泥将藕种仔细包裹起来，再一路带回博乐。”李振芳说，春风终于吹化冻土，深埋塘底的藕种顽强地活了下来，先是冒出嫩芽，逐渐舒展成叶，绿意一点点蔓延开来。曾经寸草难生的戈壁滩上，荷叶终于探出了头。

从最初的零星几株，到后来的小片荷塘，再到今天连片成势；从邻里的冷嘲热讽——“盐碱地里长不出金疙瘩”，到如今规模化连片种植的喜人成果，夏热勒津村的荷塘一年比一年繁茂，“戈壁荷花村”的名声也越传越远。

一池荷花，不仅激活了一方乡土，更让百姓的腰包渐渐鼓了起来。“前两年，我们依托这片湿地资源，争取到1000万元项目资金，对老旧水塘进行了全面提质改造升级。我们始终坚持最大限度保留湿地原有生态风貌，不打乱自然水系，也不搞过度商业开发。”村党支部书记张秋银说，如今，平整的环湖步道蜿蜒舒展，规范的停车场宽敞整洁，临水栈道、观景平台、野趣垂钓区错落有致，移步即景。2024年，这片深藏于戈壁深处的荷乡秘境，成功获评国家AAA级旅游景区。如今的夏热勒津村人气节节攀升，年均接待游客超过5万人次，周边农家乐和商铺户均年增收逾1万元。

如今，夏热勒津村的水系由地下水与地表水交汇而成，天然温润的泉水滋养着整片湿地，打造出北疆稀缺的独特生态体系。夏日里，活水澄澈、荷香四溢；寒冬时节，水温适宜、水草依旧常青。每年长达五个月的时间里，天鹅、野鸭等各类候鸟在此栖息越冬。清晨，薄雾笼罩水面，飞鸟翩跹起舞；傍晚，落日余晖洒满波光，水天一色，这里已成为区域里耀眼的生态名片。

荷塘边，那首饱含深情的《湖北老乡》时常响起，旋律悠扬。援疆情谊、支边经历、民族团结的动人故事，都沉淀为这片土地独有的文化温度，让每一位到访的游客，都能感受到这份跨越山水的深情与坚守。

2025年12月，上海一家三甲医院重症监护室的医生叶明，做出了一次与毕生医学信念背道而驰的选择。他乔装潜入一个充斥药贩子与“托儿”的病友交流群，潜伏了整整半个月，最终花费逾万元，向一位素不相识的药商购入二十天剂量的“抗肿瘤原料药”。所谓原料药，指药品中最核心的有效成分，既无辅料调配，也未经任何加工流程，更遑论正规批文。叶明比谁都清楚——这粉末纯度堪忧、制造工艺不明，甚至可能只是一团毫无药效的淀粉。然而，他已然没有退路。

他的母亲于2023年初被确诊为胃癌晚期，且伴随罕见的ALK基因突变。化疗未能奏效，靶向药物接连耐药，免疫治疗引发超进展，多脏器功能相继衰竭……国内所能提供的常规治疗手段全部失效，连临床试验也将她拒之门外。“一代、二代、三代靶向药均告失败，唯一的希望只剩下第四代。”身为医者，叶明能够调取的信息远超普通家属。他翻遍国内外文献，查到一款名为NVL-655的四代ALK靶向药正在美国开展临床试验。数据令人振奋：即便针对已对三代靶向药耐药的群体，有效率仍达五成。然而，该药既未在美国正式上市，更遑论进入中国市场。

于是，他开始钻研美国的同情用药机制。在美国，当某些危重患者已穷尽常规治疗手段，却又不符合参加新药试验的资格时，可向药企提出“同情用药”申请，有机会提前使用那些仍处于试验阶段、尚未获批上市的新药。他用英文撰写函件，附上母亲完整的病历与基因检测报告，发给制药公司。一周后，回复如期而至——先是程式化的关怀与慰问，紧接着是冰冷的拒绝：“本公司在中国未开展同情用药业务，无法提供药品。”

“明明有药，有效率五成，或许还能争取两三年的时光，可偏偏就是拿不到。”望着病榻上因幽门梗阻痛得蜷缩翻滚的母亲，这位见惯生死的ICU医生再也顾不得职业操守，向药贩子购入了NVL-655原料药。“无路可走的时候，狗急了尚且跳墙。”用药三天后，母亲呕吐减少，疼痛缓解，精神明显好转，甚至能进食了。叶明以为奇迹将至。然而两周过去，症状如潮水般卷土重来，病情急转直下，不久后，母亲在家中离世。

“那药确实为母亲争取了至少二十天的生命，也极大减轻了她的痛苦。可是，那是原料药，并非正规药品——精度不足，工艺粗糙，况且用药时母亲已处于多脏器衰竭、幽门梗阻的状态，药物根本无法被有效吸收。”叶明惋惜地说，“太晚了。”

在中国，像叶明母亲这样求药无门的危重症患者，何止千万。常规治疗失败之后，他们被临床试验的大门拒之门外，又卡在同情用药制度的夹缝之中，只能在绝望中摸索出一条条灰色的、危险的野路子。

被拒之门外的“不完美患者”

赵宏每天都要面对这样的病人。他是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的主任医师，专注肝癌、胰腺癌、胆管癌——这些癌种恶性度极高，预后极差。常规治疗失败后，二线治疗的有效率不足一成，中位无进展生存期仅有三四个月。而那些尚在临床试验阶段、未获批上市的新药，便成了这些患者最后的救命稻草。

作为国内顶尖肿瘤医院的医生，赵宏手中握有多个新药临床试验项目，每日慕名而来的患者络绎不绝，但真正能如愿入组的却寥寥无几。“一上午门诊五六十名患者，大约只有五六人可以考虑纳入临床研究，最终能成功入组的，可能也就两三个。”赵宏解释，临床试验的入组门槛极其严苛。为了控制变量、获得“干净”的数据，以证明药物在特定人群中的有效性，药企和科研机构需要的是“完美患者”——年龄合适、无严重合并症、身体状况良好、既往治疗史有限。

然而，真实的肿瘤世界里，更多的是“不完美的患者”。山东某地级市三甲医院呼吸科主治医生张欣，对这种无力感习以为常。“在我们这样的地市级医院，临床试验项目凤毛麟角，绝大多数被省级或区域性龙头三甲医院垄断。患者想入组，只能自己去大医院挂号、排队。”她发现，许多肺癌患者历经一二线治疗失败后，身体已是千疮百孔，PS评分（体力状况评分）极差，根本达不到临床试验的门槛。

身处辽宁抚顺的乳腺癌晚期患者王丽，正被困在类似的僵局里。自2025年1月发现乳房肿块以来，她接受了化疗和靶向药曲妥珠单抗的治疗。“效果尚可，但心脏承受不住，心跳飙到每分钟150次，还伴有绞痛。”副作用过于严重，她被迫停药。她早就听说过临床试验。“有位癌症晚期转移的同学进过组，用了新药效果特别好。”她也想去碰碰运气。在网上辗转联系了沈阳某三甲医院的一位教授，对方看了影像资料后说可以入组。她满心欢喜，岂料等待期间的一场感冒，让她被彻底排除在外。

此后，她再也没能触到临床试验的门槛。“普通医生不管入组事宜，主任的号要一两个月才能挂上。”半年间，她接触了不下二十位医药代表，对方起初满口应承，最终要么说名额已满，要么推荐一些毫无科学依据的“野鸡项目”。她还遇到过推销一万七千元一盒来历不明“进口药”的骗子。“说实话，我现在很焦急。我是晚期，时间不多了。才四十八岁，孩子还小，我想活下去。”

这样的绝望，叶明也曾深切体会。二三线靶向药全部失效后，他带着母亲在北京大学肿瘤医院附近租了房子，开始逐一筛选临床试验，试图尝试新药。筛选了一两个月，没有一个项目匹配。“她病得太重了，又有免疫副反应的病史，许多新药含有免疫成分，他们不敢收。”最终，他只能陪母亲回了家。

面对这样“无药可用”又入不了组的患者，赵宏能做的实在有限。“有的病人当场就哭了，家属陪着掉泪，问我：‘医生，难道我们只能等死吗？’我也没什么好办法，只能说再看看后面有没有其他研究项目。”

相较于求药无门的绝望，对某些血液肿瘤患者而言，眼看曾经可行的道路突然被堵死，或许是另一种残忍的折磨。顾洪飞是患者组织“淋巴瘤之家”的创始人。2010年他确诊霍奇金淋巴瘤，经治疗康复后，从一个人数仅四百多人的QQ群起步，将患者组织发展至注册用户超过十六万。这些年，让他印象最深的患者有两类：紧急危重症患者和复发难治患者；而这些患者打听最多的治疗方式，便是“同情CAR-T”。

CAR-T是一种免疫细胞疗法，对部分复发难治的淋巴瘤和白血病亚型有“奇效”。目前国内已有六款CAR-T产品获批上市，部分产品和适应症的患者十年生存率可超过五成。但CAR-T定价普遍在百万至一百三十万元之间，且未纳入医保，普通家庭根本无力承担。据顾洪飞介绍，此前国内许多顶尖血液病中心通过研究者发起的临床研究（IIT），患者仅需十几万元便可获得“同情CAR-T”治疗，而这种治疗挽救了大量危重、复发、难治患者的生命。

顾洪飞表示，2026年5月1日，国务院颁布的《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临床转化应用管理条例》（“818号令”）正式实施。出于对细胞基因治疗安全性和规范性的考量，以往相对宽松的同情用药通道迎来严格管控。多数医院因合规考量，不再轻易开展此类项目。患者想尝试非商业CAR-T疗法，只能参加正规备案的临床试验。“同情CAR-T”的通道中断，令一批“夹在中间”的患者陷入绝境。

在儿童白血病病友社群“暖白儿童”中，就有一批复发难治、亟待CAR-T治疗的患者。今年2月，华阳九岁的儿子确诊T淋巴母细胞白血病。历经五个疗程化疗，孩子的微小残留病灶（MRD）指标始终卡在0.4%，无法清零。这是一个评估白血病疗效的关键指标：MRD越低，骨髓移植后的复发风险越低；降至0.01%以下才算完全缓解，达到移植标准。“肿瘤细胞没有被彻底清除。如果MRD没转阴就强行移植，医生说基本就是百分之百复发。”华阳做过十年神经外科医生，他比一般家长更清楚，“化疗这条路，基本已经走到头了。”

他查阅了大量资料，也咨询了同行，“像这种情况最合适的就是CAR-T。”但不幸的是，儿子所患白血病对应的CD7靶点CAR-T产品尚未上市，仍在临床试验阶段。华阳听说，以前类似患儿可以通过“同情CAR-T”清除残留、桥接移植，如今这条路已然封闭。而正规的CD7 CAR-T临床试验，“要求MRD必须大于5%或骨髓不缓解才能入组。我们这种残留0.4但还没到复发标准的情况，恰好卡在中间。孩子的身体能撑多久？我不知道。”

刘方十二岁的女儿同样被CD7靶点CAR-T试验的条件困住。今年春节，女儿确诊T淋巴母细胞淋巴瘤，三个月化疗后便复发。“医生说已经耐药了，预后很差。如果能通过CAR-T实现完全缓解，再桥接移植，长期存活的机会将大大提升。”但此前化疗引发了脑血栓、脑出血，所有正规临床试验都将女儿拒之门外。刘方坦言，他们了解同情CAR-T治疗的风险，但比起强行移植后“百分之百复发”，他宁愿选择前者。“这不是一道选择题。一个是可能活，一个是肯定活不了。临床试验是免费的，我们用不上。我只想要一个合法的机会，哪怕自费，哪怕签免责协议，能不能有一条审批通道？给孩子一线生机？”

药企不敢做“好事”

当患者求药无门时，一个自然的疑问浮现：那些手里握着新药的药企，为什么不愿意把药物交给这些走投无路的人？“不是药企冷血，而是制度没有兜底。在没有明确法律框架的情况下，谁也不敢贸然把未上市的药物拿出去使用。”国内某头部药企工作人员李彬坦言。2017年，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拓展性同情使用临床试验用药物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对适用对象、申请审批程序均做了详细规定。2019年修订的《药品管理法》第二十三条，也确立了同情用药的上位法框架。然而，整整九年过去，那份征求意见稿始终没有变成正式文件。

在李彬看来，对药企而言，同情用药面临两大难题。首先是责任风险。正规临床试验入组的患者，有完备的保险保障——治疗费、不良反应治疗费，甚至死亡赔偿，均由申办方和保险公司承担。但同情用药的患者往往处于疾病晚期、合并症众多，一旦发生严重不良事件甚至死亡，责任归属如何厘清？赵宏曾与药企交流过，对方的顾虑非常现实。“不能排除这样一种情况——申请时患者信誓旦旦‘所有后果我都愿意承担’，真出了不良后果，反过来起诉公司。一旦引发媒体关注，对新药临床研究推进和上市审评都会产生不利影响。”赵宏认为，药企想做善事，却不太敢做善事。

其次是成本与收费的悖论。征求意见稿明确规定试验用药不得收费。李彬觉得这条规定是一把双刃剑。“完全没有经济回报，还要承担风险，企业参与的驱动力从何而来？”他查阅过美国FDA的法规，允许企业收取同情用药的相关成本费用，至少能收回成本。但在国内，如果允许收费，企业又担心暴露真实成本，影响未来的商业化竞争。除了风险与成本，制度落地还有更具体的堵点。赵宏举例道：“比如，病人的分级管理：病情危重到什么程度可以申请？由谁来决定？哪一级医疗机构有资格？伦理委员会设在三甲医院还是县级医院？药品使用后的不良反应如何上报？疗效如何评估？”赵宏认为，这些细则都需要明确。落地之后，从药企到医生再到患者，才能获得法律保障。

据赵宏介绍，药品研发有“三个10”的说法——10%的成功率、10亿美金的投入、10年的周期。在这漫长的流程中，患者等不起。同情用药制度缺位的直接后果，是催生了庞大而危险的灰色产业链。赵宏在调研中发现，从早期的印度仿制药，到后来的地下原料药，甚至还有黑中介拿淀粉灌装胶囊冒充药品。患者为了活命，只能拿自己的身体去试错。

以今年一款名为Daraxonrasib（研发代号RMC-6236）的胰腺癌新药为例，它已成为无数患者的“救星”。素有“癌王”之称的胰腺癌迎来治疗突破——其III期临床数据显示，该药可将患者生存期几乎翻倍，死亡风险降低60%。不过，此药尚未正式上市，美国患者可通过同情用药渠道申请。在国内社交媒体上，已有部分药商声称可以“搞到此药”。《锋面》记者以患者家属身份咨询其中一位，对方表示可以代为申请美国同情用药，药费十几万元人民币/月，另收三千元服务费。更“实惠”的方案是，他推荐记者使用“北京某生物原料实验室”生产的国产原料药，“纯度99.6%，患者吃一个月指标都下降”，月均药费三万四千元，并向记者展示了一张患者用药后“效果良好”的证明报告。

“使用‘原料药’事实上已经涉嫌违法了，原则上我们医生当然不鼓励，但当一个人没有其他选择的时候，你劝不住。”赵宏说。今年全国两会期间，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赵宏提交了一份关于加快完善拓展性同情用药制度的提案。目前，这份提案已进入全国政协的重点提案序列。

在赵宏的设想中，中国的同情用药制度应有自己的特色，最好是在已有该新药临床试验的中心来落地执行。“医生用过这个药，知道有没有输液反应、需不需要预处理，患者放心，药企也放心。”“拓展性同情用药不仅造福患者，也能助力企业研发。”赵宏强调，“对于那些被临床试验排除在外的晚期患者，他们的最佳治疗方案是什么？医生想知道，药企也想知道。如果同情用药制度能覆盖这部分人群，收集真实世界数据，对药物未来的临床应用会有更全面的认知，同时实现‘救急一人’与‘造福万人’的双赢。”

然而，制度的落地需要各方协同。作为企业方，李彬同样期待一份具有中国特色的细则出台。他建议允许企业按成本的一定比例收费，政府同时给予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明确各方责任、明确费用分担、明确风险处置。有了这些，药企才敢参与。”在制度之外，顾洪飞认为，还有一个群体的呼声不应被忽视——那些在灰色地带挣扎自救的患者和家属。他特别强调，同情用药的审批流程必须充分考虑患者的急迫性。走到最后一线的病人，生命窗口往往极短。“如果让他们等待层层审批、等待盖章、等待一个月才开一次的伦理委员会审议，等到的时候，命也没了。流程应该为生命让路。”在危重症面前，时间不是成本，时间就是生命本身。

他希望有一天，申请同情用药的流程能够真正清晰、可及，让患者觉得“这个药是我需要的”，而且我知道该怎么申请，也有信心走完流程；多中心能够铺开，让患者就近申请，不必拖着病弱之躯千里迢迢奔赴北上广。“同情用药制度，本质上不是在赋予患者某种特权，而是给那些走到悬崖边上的人，一个合法抓住绳索的机会。”赵宏说。（应受访者要求，叶明、华阳、王丽、李彬为化名）来源：央视网微信公众号

在2012年至2025年间，中国居民人均预期寿命攀升了3.85岁，达到79.25岁；婴儿死亡率降至3.8‰，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减至5.4‰，孕产妇死亡率也下降至13.4/10万……这些数字，正是7月21日“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五场中，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雷海潮所展示的，勾勒出健康中国建设丰硕成果的鲜活注脚。

雷海潮指出，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将维护人民健康置于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并部署了健康中国建设的重大举措。我国卫生健康事业由此实现了历史性跨越，构建并持续完善了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及医疗保障网络，历史性地解决了贫困人口的基本医疗需求，成功应对了世纪疫情的严峻考验，民众健康水平得以稳步跃升。

“十四五”期间，6至17岁男性和女性的平均身高分别增长了2.1厘米和2.2厘米，6岁以下儿童超重与肥胖的上升趋势已被有效遏制，全国0至6岁儿童的眼保健及视力检查覆盖率高达95.8%。重大慢性病过早死亡率降至14%以下，居民健康素养水平以年均近2个百分点的速度递增，到2025年已达到33.69%。

展望“十五五”时期，我国仍将面对多重疾病风险并存及多种健康影响因素交错的复杂情势。雷海潮坦言，传染病防控形势依旧严峻复杂，慢性病防控压力日益加重，目前约有4.5亿慢性病患者，其死亡人数在居民总死亡中的占比高达88.5%。与此同时，民众对于生命质量与健康安全的关注度显著提升，健康需求不断增长且呈现出多样化、差异化的新特征。

面向未来，如何加速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雷海潮表示，“十五五”期间将紧扣党中央设定的战略目标，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为引领，着力完善健康优先发展的政策与法规体系，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模式更注重以健康为核心、服务体系更强调质量与效益的提升、改革治理更突出系统与协同，力争到2030年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健康根基。

“我们将全面深入实施国民健康、中医药振兴发展、疾病预防控制等‘十五五’专项规划，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力求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为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奠定坚实基础。”他如此强调。

为此，雷海潮详细阐述了“十五五”期间的重点任务：推广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健全公共卫生体系，打造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体系，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推动中医药振兴发展，以及大力发展卫生健康领域的新质生产力等。

雷海潮特别指出，未来将进一步把工作重心聚焦于补齐短板、强化弱项。2026年将继续实施10项为民服务实事，具体包括：新增1000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提供儿科服务、新增110个县提供心理门诊服务、三级医院开设健康体重管理门诊、地市内检查检验项目互认至少达到300项、6万人口以上县均能提供血液透析服务、1万家医疗机构开设早孕关爱门诊、新增普惠托位15万个、为13周岁女孩免费提供HPV疫苗接种服务、开展3200名“西医学习中医”骨干人才培训、举办1万场以上健康知识讲座等。

从以治病为中心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转变，健康中国建设的每一步进展，都与每个人的幸福感紧密相连。让我们共同期待，一个更加健康、美好的中国正逐步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