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究竟该如何科学合理地使用空调？这是一个备受家长们关注的话题。事实上，孩子并非缩小版的大人，面对酷暑，不能让他们硬扛，但空调的使用也绝非简单的“开”或“关”这般非黑即白的选择。尤其是针对新生儿、过敏体质、皮肤疾病患儿乃至正处于发热状态的孩子等特殊群体，空调的运用更像一门需要精细拿捏的“技术活”。

相较于成人，儿童的新陈代谢速度要快得多，然而他们的体温调节中枢却尚未发育完善，汗腺功能及血管舒缩调节能力也明显逊色。一旦室内温度攀升至33℃以上，孩子便极易出现中暑症状，且病情恶化速度惊人，往往在短短数小时内，就能从先兆中暑迅速演变为威胁生命的热射病。

许多长辈笃信“出汗排毒”的理念，刻意让孩子远离空调，却未曾意识到儿童恰恰是中暑的高危人群。倘若执意拒绝空调，令孩子长时间滞留在高温、闷热的环境中，不仅可能引发大面积痱子，还会伴随烦躁不安、频繁哭闹、食欲显著下降等状况，严重时甚至会对大脑、肝脏、肾脏等重要器官造成不可逆的损伤。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将空调温度调至极低、全天候密闭直吹就是可取之道。若长时间将室温设定在24℃以下，并且冷风直吹身体，反而会扰乱孩子自身的体温调节平衡，继而诱发感冒、支气管炎、肠胃痉挛等疾病，甚至使湿疹和过敏性鼻炎的症状进一步加剧。

在空调的使用策略上，不妨借鉴“红绿灯”法则。就“红灯”禁忌而言，家长应当杜绝以下几类做法：一是完全抗拒使用空调；二是将温度调至24℃以下且冷风直吹孩子身体；三是令室内外温差超过8℃。而在“绿灯”操作层面，一般建议将空调温度设定在25℃至28℃之间。具体来看，对于新生儿（出生0至28天）及足月儿，室温宜控制在26℃至27℃；早产儿则需将温度维持在26℃至28℃，同时配合加湿器，使空气湿度保持在55%至65%之间，尤其要注意保护好孩子的肚脐部位。

针对患有过敏性鼻炎或哮喘的儿童，关键在于做好“温差缓冲”。从户外返回家中后，不妨先让孩子在门厅安静休息5分钟，擦干汗水再进入空调房间；而出门前则应提前10分钟关闭空调。空调温度建议设定在26℃至27℃，湿度锁定在55%至60%，平时可多启用除湿模式，从而减少因冷热交替所诱发的呼吸道痉挛风险。

对于湿疹或特应性皮炎患儿而言，低温干燥的环境会加速皮肤水分流失，进而加剧瘙痒不适。因此，空调温度可调至23℃至24℃上下，同时需避免冷风直接吹拂皮肤，并增加保湿霜的涂抹频次（每日至少2次）。若室内湿度低于40%，务必开启加湿器加以调节。

至于正处于感冒发热阶段的孩子，更不能采取“一刀切”的做法。若孩子手脚冰凉且处于体温上升期，此时应暂时关闭空调并适当增添衣物保暖；待体温升至高峰、手脚逐渐转暖后，再启动空调辅助散热，此时室温维持在25℃至27℃最为适宜。

除了温度设定之外，家长还需留意若干关键细节：严禁冷风直吹，应将空调出风口朝上调整，或加装挡风板；注重定期通风，每使用空调2至3小时，就应开窗通风15至20分钟；维持适宜湿度，室内湿度以50%至60%为佳；定期深度清洁滤网，条件允许的话每两周清洗一次，否则空调内部积累的尘螨和霉菌极易诱发儿童呼吸道感染。

一卷普普通通的保鲜膜，在暴雨倾盆时竟能化身“应急神器”，其价值远不止于食材保鲜。近日，国家应急广播邀请北京市通州区消防救援局火灾调查和新闻宣传科副科长祁兴龙进行专题访谈，他向公众展示了保鲜膜在极端天气下的多种巧妙应用。

当暴雨来袭，手机若意外进水，往往面临黑屏、短路等故障风险，严重影响通信联络。此时，只需将保鲜膜平整地贴合于手机表面，层层包裹并翻转封口，无需任何辅助工具，便能迅速制作出一个简易防水装置。实际测试表明，经过多层缠绕防护的手机，即使短暂浸入水中，也能确保在暴雨出行期间正常运作。

雨天户外情况瞬息万变，当急需绳索固定物品却无绳可用时，保鲜膜亦可作为临时替代品。根据实际需要拉伸、裁剪至合适长度，再反复揉搓使之收紧，一根“应急绳索”便应运而生。若需增强其承重与抗拉强度，可将多根这样的“简易绳”拧合在一起，足以满足雨天临时固定、捆绑、牵拉等多种应急需求。

雨天出行，磕碰受伤在所难免，而夹杂着细菌的雨水极易侵入伤口，引发感染。此时，可在已包扎好的敷料及绷带外层再覆上一层保鲜膜，紧密隔绝外界污水，一定程度上能有效降低二次感染风险。需要特别提醒的是，此方法仅适用于临时应急防护！一旦抵达安全地带，务必第一时间移除保鲜膜并更换敷料，以免伤口因闷热不透气而诱发炎症或感染。

事实上，除了保鲜膜，身边诸多日常用品在汛期转移避险时同样能发挥意想不到的作用。若暴雨持续不止，家中积水渐深，急需紧急撤离时，随身携带一个塑料盆便显得尤为关键。它既能在危急时刻充当简易浮具，又能帮助被困高处的人员通过敲击发出声响，吸引救援人员注意。

国家应急广播特别提醒广大民众，汛期家中应常备应急包并定期检查更新，同时密切关注天气预报与预警信息，主动学习并掌握各类应急避险知识，方能在关键时刻保持冷静、从容应对，切实守护自身生命安全。

中新社北京7月30日电 (记者 尹倩芸)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30日的例行记者会上透露，商务部将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协同发力，积极推进《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的新一轮升级工作。

何亚东指出，自香港回归祖国二十九载以来，内地与香港之间的经贸往来不断深化，合作层次持续攀高。香港始终是内地不可或缺的核心贸易伙伴，在主动融入国家发展宏图、全力服务大局的同时，也实现了自身经济的高质量跃升。

他进一步强调，过去的二十九年里，内地与香港依托经贸合作委员会这一桥梁，稳步提升CEPA框架下的开放程度。目前，内地已全面达成对香港货物贸易的自由化，服务贸易也基本实现自由化，并在贸易投资便利化范畴开展了诸多富有成效的务实协作。此外，商务部积极在商务领域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大力支持香港深度参与“一带一路”倡议及海外综合服务体系构建，同时保障对港农副产品的安全稳定供给，从而为香港经济社会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强劲支撑和有力保障。

在北京市房山区，一场关于“隐形雇主”与劳动权益的司法前沿交锋引发关注。部分企业利用合同名称的巧妙转换、管理链条的层层嵌套，试图将劳动关系的责任“甩锅”给模糊地带。面对这样的隐蔽用工现象，劳动者是否还能有效维权？近日，房山区人民法院举行了一场专题新闻通报会，聚焦隐蔽用工类劳动争议的审理现状，并发布了典型案例。据《工人日报》报道，近年来该院受理的相关案件多集中在即时配送、网约出行、快递物流等新兴业态。

新闻发言人指出，一些用人单位通过缔结五花八门的协议、构建多级用工框架，将本应属于劳动法的雇佣关系精心装扮成承揽、外包或合作等民事法律关系，使得劳动者在维权之初便陷入迷茫——究竟谁是真正的雇主？该向谁主张权利？对此，法院坚持实质性审查原则，重点探究用人单位是否对劳动者实施了支配性的劳动管理。从审判结果来看，确认劳动关系或判定企业承担用工主体责任的情形占据主流。

在发布会上，燕山人民法庭庭长针对这批典型案例，剖析了隐蔽用工的常见“套路”，并提供了明确的法律指引。

第一类情形被形象地称为“自己管人、外包发钱”。2023年3月，暴某经某快递站点工作人员安排，以快递公司员工名义注册了外卖平台APP，从此担任骑手。公司为他配发了电动车和统一工装，日常调度与考勤均由公司负责，但双方既未签署劳动合同，也未缴纳社会保险。一次配送途中的车祸，让工伤认定陷入争议。暴某于2024年2月离职后诉至法院，请求确认劳动关系。

法院调查发现，快递公司与一家管理公司签有《业务外包合同》，外包费用由佣金、管理服务费、税费及返费等构成，其中管理服务费竟为零元。暴某通过平台接单，报酬由管理公司代发，但资金源头却指向快递公司。在平台显示中，暴某的身份明确为快递公司员工。法院认为，暴某所从事的配送工作属于快递公司的业务范畴，站点站长通过微信群对其进行了实质性的工作监督和考勤管理，双方关系表现出强烈的人格从属性。至于管理公司发放报酬，证据表明其仅代发工资。合同对价低、履行过程异常，明显有规避劳动关系、转嫁经营风险的嫌疑，该风险不应由劳动者承担。据此，法院认定暴某与管理公司之间不存在实质管理关系，快递公司以《业务外包合同》为由否认劳动关系的抗辩不被采纳，最终确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

法官提示，法律不会容忍借“自己管人、外包发钱”之名行规避法定责任之实。用人单位若企图以此逃避签订劳动合同、缴纳社保或承担工伤赔偿等义务，不仅徒劳无功，反而可能招致更重的法律后果和赔偿负担。

第二类情形则是“以承揽合同行用工之实”。自2021年7月起，于某在某配送站担任骑手，为A公司提供商超商品配送服务。2023年底，A公司撤出该站点，由B公司接手，于某随之被解绑并与B公司绑定，由此与A公司产生劳动争议。于某坚称自己是A公司员工，而A公司则主张双方为承揽关系，出示了《项目转包协议》，声称于某系以个体工商户身份承包配送业务，工资经由第三方平台支付。

法院审理后认定，双方均具备法定劳动关系主体资格，于某的配送工作构成A公司业务的一部分。虽然工资按单量计算，但A公司对骑手进行排班、控制接单量，甚至单独派单，显然实施了管理行为。据此，法院判定双方符合事实劳动关系成立条件，确认劳动关系存在。

法官提醒，用人单位通过要求劳动者签署承揽或合作协议来“去劳动关系化”，在司法实践中难逃穿透式审查。只要用工实质符合劳动关系特征，即使披着承揽协议的外衣，也会被认定为事实劳动关系。

第三类情形为“名为外包实为派遣”。李某与甲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后，被安排至乙公司担任销售员。甲、乙两公司间有《劳务外包合作协议》，约定甲公司派驻人员从事营销项目。因乙公司将李某退回，甲公司随即以严重违反制度为由解除合同。李某申请仲裁后起诉甲公司。

法院指出，尽管李某与甲公司签有合同，但其在乙公司工作场所接受乙公司的管理、指挥，且工资、福利由乙公司确认和结算，这暴露出两公司间是典型的假外包、真派遣关系。乙公司作为用工单位，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按约定程序处罚并退回李某，因此其以违纪为由退回的行为缺乏依据。甲公司作为用人单位，盲目依赖退回决定解除劳动关系，于法不合，最终被判支付违法解除赔偿金。

法官建议，企业必须厘清外包与派遣的界限，不可借外包协议掩盖真实用工关系。用工单位退回劳动者后，派遣单位应独立审查解除条件，依据事实和法律作出决定，而不能机械跟随用工单位的“退回”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