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海口7月30日电 (记者 王子谦 蒋晓)作为企业确立合法经营身份、构筑商业信用基石的商事登记制度，其效率直接关乎市场准入的顺畅程度。伴随着海南全岛封关运作的深入推进，该省持续深化商事登记体系改革，不断吸引各类经营主体加速向自贸港汇聚。

准入门槛持续放宽，服务效能不断升级

不久前，一家优质外资企业成功落地海南自贸港重点园区——海口江东新区。然而，该企业的外籍股东身处北京，且即将启程离境，根本无暇亲赴海南完成身份核验及签字手续。

据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副局长邢颖介绍，依托海南针对外资企业推出的登记便利化新政，境外自然人投资者仅需递交身份证明复印件，并签署一致性承诺书，即可全权委托代理人完成实名验证。所有申请材料均在线流转、全程网办，最终，这位外籍股东在离境前一小时，企业设立程序全部完结，电子营业执照顺利送达手中。

这一外资企业极速落地的案例，正是海南自贸港商事登记制度改革助力园区招商引资的生动注脚。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林刚表示，海南正借助“制度集成创新”破除准入壁垒，利用“数字化赋能”提升服务效率，推动经营主体实现规模与质量的双重飞跃。

在商事登记制度改革进程中，外资企业登记便利化扮演着关键角色。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二级巡视员温政透露，该省已连续两年出台外资企业登记便利化举措。其中，2025年首批政策聚焦基础性便利，围绕外资登记中材料冗杂、流程繁琐、身份认证困难及线上操作障碍等问题，切实实现“材料精简、流程简化”。

今年，第二批措施则精准回应了企业反映的跨区域投资受阻、全流程网办不畅、专属服务缺位等症结，推出一系列服务升级：实现北京、天津、河北、广西、海南五地身份认证体系互认互通，国(境)外投资者身份一次认证即可跨省通用，无需重复操作。身份核验达成“线上办理、全球覆盖”，有效化解了境外自然人投资者远程办事难、线下奔波苦的痛点。此外，海南还专门组建外资企业登记服务团队，在各级企业登记窗口为外资企业提供涵盖咨询、帮办、审核等各环节的全流程一对一跟办服务。

AI智能化引领，助力企业轻松开办

“智能导办”正成为提升政务服务效能的强力引擎。海南依托AI大模型技术，创新推出“e起名”与“小e智能导办”两款应用，以数字化方式重塑企业开办体验。

海南省市场监管局登记注册局局长陈术颖指出，这两款应用将以往申请人在办事前需翻阅大量文件查找答案的繁琐过程，转变为AI自动提供精准指引。使用“e起名”时，申请人只需输入心仪的风格、商标等偏好，系统便会自动生成一批备选名称，并同步完成查重及禁用词校验，选定后可直接跳转至申报页面。自今年4月底上线以来，该应用已服务超过1.5万名用户。

而“小e智能导办”则扮演着24小时全天候“全能专员”的角色。无论是咨询开设流程还是变更操作，系统均能提供标准化解答，并辅以操作截图及短视频演示，点击链接即可直达办理页面，真正实现从“问清楚”到“办成功”的无缝衔接。自6月底上线以来，该应用已累计服务近1万人次。

展望未来，海南将进一步推进AI与商事登记改革的深度融合，包括上线经营范围AI专项模型，开发业务预审AI模型。同时，将开通人工在线服务通道，构建常见问题AI秒级响应、疑难问题人工接续处理的双轨运行机制，确保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

企业延伸至何处，服务便覆盖至何处

海南各重点园区在充分运用商事登记政策红利的基础上，因地制宜推出延伸性服务，为企业减负赋能、提速发展保驾护航。

地处澄迈县的老城科技新城汇集了大量企业，该县在省级政策框架下进行了本地化创新。“企业延伸到哪里，服务便跟进到哪里。”澄迈县市场监管局局长林鹏表示，该县一方面推动服务重心前移，派驻专员常驻园区，提供咨询、帮办、预审等全链条服务；另一方面，针对园区企业出海需求旺盛的特点，将合规指引嵌入“海南e登记”系统，打造“澄迈出海合规护航站”线上平台，实现政策速查、案例参考、指南下载“一站式”集成，助力企业出海行稳致远。

在海口江东新区，极简登记服务推动全国首家金融租赁管理型项目公司顺利落地。“过去企业开办，需要股东、高管先完成实名认证，再提交材料审核，一旦材料存疑便需重新认证。”邢颖介绍，园区依托海南省市场监管局的提前帮办机制，由招商专员先行归集材料，注册专员提前协助办理，待确认材料无误后，统一组织相关人员一次性完成实名认证。

邢颖进一步表示，海口江东新区依托市场监管部门推行的全程电子化登记、外资准入便利化等创新举措，成功将极简登记的服务优势转化为招商引资的核心竞争力。截至目前，园区已累计吸引重点企业545家，其中包括世界500强企业50家、中国500强企业39家，总部经济、现代金融等项目高效落地，制度性交易成本持续下降，企业投资兴业的信心正不断增强。(完)

2026年招生季的到来，职业教育正逐步摆脱“兜底分流”的旧有标签，社会对它的认知悄然生变。多省市中职与高职院校报考人数节节攀升，尤其在对接高端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的特色专业中，录取竞争激烈，部分优势专业的报录比屡创纪录。与此同时，教育部已于近日完成2026年《职业教育专业目录》的增补工作，新增27个本专科专业，瞄准新兴产业与新型业态对人才的全新需求。

业内分析认为，这轮职教招生上扬与专业目录的动态调整，根源在于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过程中不断释放的高技能人才需求。职业教育正迈向以产业需求为导向的高质量培育阶段，呈现出更加精准化、现代化的办学格局。

新兴领域的专业吸引力直线上升，产业升级带来的用人需求正在改变职教生态。以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医药康养等为代表的新赛道专业报考热度节节升高，推动全国职校招生规模稳步攀升。温州技师学院党委委员王学金透露，今年该校录取新生总数达2558人，覆盖初中、高中及高校三个层次，创下建校以来新高。尤其令人关注的是，部分初中起点新生的分数高出当地普高线187分，一批达到普通高中录取标准的学子主动选择技能成才之路。

王学金进一步说明，“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类”是报考竞争最激烈的专业集群之一，涵盖人工智能应用、工业机器人、智能焊接等方向。这些专业与温州本地高端装备产业布局高度契合，企业预订率极高，因而成为高分考生的热门选择。

河南医药健康技师学院同样迎来招生热潮，春季预报名与秋季正式咨询总量同比增长45%，其中与先进制造、新能源产业相关的专业尤其受捧。该校教师吴亚琳表示，医药康养类与新兴实用技术类专业最受青睐，无人机应用技术、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等因紧贴产业走向、就业空间广阔而备受学生欢迎。

放眼全国，多地职业院校报考热度同步攀升。北京市昌平职业学校等多所中职学校提前招生时，报名现场火爆，有家长凌晨即在校门口排起长队；广州首批“3+4”中本贯通试点仅提供40个名额，却吸引6366人争相报名。对此，王学金指出，招生热潮的背后是产业升级、政策支持、市场演变与成才观念转变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技能致富正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选择。

产业转型带来的刚性需求，为职教热度提供了坚实支撑。我国制造业正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转变，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能源等产业规模日益壮大，对一线技能人才的需求缺口持续扩大。王学金认为，当前就业市场存在显著的供需错配：普通理论类高校毕业生供给过剩、竞争激烈，“有学历、缺实操、难落地”问题突出；而智能制造、数字产业升级后，复合型高技能人才供不应求，企业高薪争抢技师、高级技工，部分技能岗位的薪资与晋升空间已开始超越普通文职。

以温州技师学院2025届毕业生为例，就业率高达99.2%，留温就业率91.7%，平均起薪5008元，高级工和预备技师的月薪普遍突破7000元，明显高于多数普通本科应届毕业生。为更好适配产业需求，地方院校纷纷围绕区域产业布局进行专业调整。温州技师学院聚焦新能源、智能装备、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前置布局AI、智能焊接、工业互联网等前沿专业，填补本地高端技能人才空白；河南医药健康技师学院则立足河南医药康养产业基础，新增药膳与食疗、无人机应用技术、眼视光技术、医疗器械制造与维修、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等专业，紧扣产业趋势。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研究员李长安指出，职业教育专业调整和招生升温，直接反映了产业发展、技术迭代和劳动力市场需求的变化。“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经济新业态加速崛起，技能型人才缺口已成为制约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关键瓶颈。职业院校作为技能人才培养的主阵地，能够高效破解这一供给难题。”

尽管招生扩容与专业更新已取得进展，但职业教育人才供给与产业需求之间的适配性仍有提升空间，结构性矛盾依然存在。吴亚琳表示，技工院校热度上升，本质上是就业结构变化的结果，也体现了技能培训促进就业的国家战略导向。当前就业市场竞争激烈，但康养服务、医疗器械、新能源等领域的高技能人才长期短缺，“大学生就业难”与“高级技工招工难”并存，青年主动选择技能赛道正反映了市场需求的引导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职教规模和专业扩充更多在“入口端”回应了市场，而培养过程、质量保障和就业对接环节仍存短板。部分院校虽已完成专业名称的“换新”，但课程体系、实训条件和师资队伍尚未同步升级。为精准补齐重点领域高技能人才缺口，教育部新近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紧密对接一线岗位需求。例如，顺应机器人工程技术人员、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员等数字职业趋势，增设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车联网通信技术等专业；围绕储能电站运维管理员、氢能工程技术人员等绿色能源岗位需求，新增储能材料装备智能运维技术高职专科专业和氢能工程技术职业本科专业。

业内人士强调，要让“职教热”真正转化为“技能强”，仍需依托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和市域产教联合体的平台资源，把产业需求全面嵌入人才培养全链条，推进专业内容、课程体系和实训模式与产业变化同频升级。李长安建议，“未来应进一步聚焦新兴产业赛道，将低空经济、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与应用等作为人才培养的战略方向，推动院校人才供给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精准对接。”

国家疾控局于今日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围绕“科学防暑防病，健康平安度夏”这一核心议题，深入阐述了夏季常见传染病的防控策略、高温天气下的健康防护措施、灾后卫生防疫工作以及暑期儿童意外伤害的预防要点。新闻发言人席晶晶在发布会上，就当前我国重点传染病的疫情动态及潜在健康威胁进行了细致的通报与分析。

随着暑期的到来，蚊虫等病媒生物的繁殖进入旺盛阶段，加之人员跨区域流动显著增多，由病媒生物传播的传染病疫情风险呈现出上升趋势。境外输入病例引发本土传播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加，尤其是在南方部分省份，登革热和基孔肯雅热等疾病出现聚集性暴发的隐患不容忽视。与此同时，全国范围内的呼吸道传染病整体维持在较低流行态势，但鼻病毒、副流感病毒等病原体仍表现出一定的活跃迹象，新冠病毒感染则继续保持低水平流行状态。

值得特别关注的是，全国已进入“七下八上”的关键汛期，多地遭遇洪涝灾害，由此可能引发一系列环境卫生问题，对食物和饮用水的安全构成威胁，同时也会导致病媒生物及宿主动物的分布与活动规律发生改变。受此影响，受灾区域的肠道传染病、呼吸道感染以及虫媒传播疾病的发病风险均有所提升，亟需加强监测与防控应对。

近年来，“人肉搜索”、恶意造谣、群体围攻及流量绑架等网络暴力乱象频频发生，既对公民与法人的正当权益造成严重损害，也妨碍了国家安全与社会公共福祉。为有效预防、遏制及惩戒此类行为，国家网信办于本月29日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这标志着我国在反网暴治理方面即将迎来首部专项法律。究竟哪些行为可被定性为网络暴力？针对反网暴议题，网络平台应履行哪些防御与管控职责？相较于过去分散的治理规则，这一征求意见稿又有哪些创新突破和空白填补？

所谓网络暴力，其具体边界何在？正常的批评监督与恶意攻击之间又该如何划界？长期以来，由于缺乏清晰的法律界定，不少恶性攻击事件难以追责，遭网暴侵害的当事人也常常陷入维权困境。此次征求意见稿首次厘清网暴范畴，并细致划定法律红线，成为治理实践中的重要转折。

根据征求意见稿，网络暴力行为被明确定义为四类主要违法情形：其一，集中散布包含侮辱谩骂、造谣诽谤、煽动仇恨、挑起对抗、威胁逼迫或歧视偏见等内容的言论；其二，违规聚量披露他人隐私信息；其三，持续性实施网络恐吓、骚扰等不当举动；其四，其他损害合法权益的网络暴力形态。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支振锋指出，该草案对网络暴力所侵害的权益类型作了更为清晰的界定，重点保护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肖像权和个人信息等核心权益。同时，草案尝试引入量化标准，以“集中”或“持续”特征来限定网暴行为范围，将偶发性表述剔除在外。此外，制度安排上兼顾双向保障，力求在惩处网暴与保护正常表达、舆论监督之间寻求合理平衡。

有专家分析，本次明确网暴范畴的最大特色在于“具体化、可操作、可辨识”，所列举的四类行为全面覆盖人身攻击、隐私侵犯、持续骚扰和恶意中伤等主要网暴表现，极具针对性。更为关键的是，征求意见稿坚守法治原则，避免“一刀切”式治理，强调网络空间并非法外之地，言论自由亦非毫无限度。中国政法大学网络法学研究所所长李怀胜进一步解读，草案明确禁止任何组织或个人实施乃至协助网暴行为。公众在正常评论时，即便观点偏激，也应避免肆意辱骂、恶意贬损或虚构事实，否则可能面临民事赔偿、行政处罚乃至刑事追责。草案不仅严惩直接发起者，还追查协助者的连带责任，并确立失信惩戒机制。参与网暴者或将面临注册新账号或相关互联网服务的限制。

网络平台作为信息传播的主要通道，同时亦是防控网暴的关键闸门。此次征求意见稿针对平台监管短板，系统强化了网络信息服务提供者的主体责任，构建起涵盖监测、预警、干预、处置与报备的完整防控链条。具体而言，平台需制定网暴信息分类标准，建立典型案例样本库，精确识别各类网暴言论，并动态管理涉暴重点账号，对违规账号及时采取限流、禁言或封禁等举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精武认为，核心目的在于推动平台从形式性履职转向实质性履职，杜绝其以技术能力不足、信息量庞大或治理手段有限等理由规避法律责任。他强调，本次草案对平台义务的升级幅度较大，如第十六条第二款就明确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不仅要建立黑名单制度，还需履行禁止网暴者重新注册账号等具体技术处置措施。

专家指出，平台处于网暴治理的第一道关口，也是关键的前端防线。此次征求意见稿摒弃了以往笼统的原则性要求，转而确立可落实、可核查、可追责的强制义务。平台角色从被动删帖转向主动预警与提前干预；处置方式由统一化措施升级为对弱势群体的优先保护，从而全面压缩网暴生存与扩散的空间。

网络暴力的伤害具有高度隐蔽性，且受害者维权成本普遍较高，而施暴者违法代价偏低，长期构成治理难点。对此，征求意见稿构建了从严追责与多元救济相结合的完整闭环。在追责层面，草案明确聚焦打击恶意发起者、组织者及推波助澜者，破除“法不责众”的偏见；依据网暴情节轻重，匹配相应的行政、民事或刑事处罚，形成阶梯化精准惩戒。尤其是针对未成年人、残疾人等弱势群体的网暴行为，依法予以从重处罚。李怀胜指出，草案首先精准打击“关键少数”，明确对组织、策划、煽动及教唆者从重惩处，打破过往集体暴力中的侥幸心理。其次，草案推行网络暴力告诫书制度，对情节轻微而未达到行政拘留标准的案件，公安机关可出具告诫书，对行为人进行警示与教育，填补了轻微网暴行为的追责空白，构筑起“轻微有告诫、严重有惩戒”的梯度化问责体系。

专家认为，此次征求意见稿的一大突出亮点在于补齐受害者维权的短板。在救济层面，草案明确法院对网暴自诉案件优先立案，对于取证确有困难的受害者，可协调公安机关协助调查取证。同时，检察机关可依法支持特殊受害群体提起诉讼，为弱势群体提供司法层面的兜底保障。

国家网信办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意味着我国反网暴治理即将迈入专项立法时代。相比于既往零散的治理规范，这一草案实现了哪些实质性突破、填补了哪些治理空白？支振锋认为，通过国家层级的反网暴专项立法，提供了高规格的制度供给，有效整合了分散于各类法规中的相关规定，为网暴治理确立了统一且权威的法律依据。同时，该草案将过往治理经验加以提升与固化，推动网络生态治理迈向更加系统化、法治化与长效化的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