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韩釜山于当地时间7月29日落下帷幕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圆满画上句号。大会期间，共有25项全球遗产地成功跻身《世界遗产名录》，其中便包含备受瞩目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此次大会自19日启动以来，成果斐然。据官方公告，新晋名录的遗产项目涵盖19项文化遗产、5项自然遗产及1项混合遗产，使全球世界遗产总数攀升至1273处。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入选，标志着中国成功将第61项世界遗产收入囊中。

本届盛会同样见证了多个缔约国首次实现世界遗产零的突破，南苏丹与科摩罗便位列其中。至此，全球范围内签署《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缔约国中，拥有世界遗产的国家数量已扩增至173个。

大会闭幕之际，与会各方共同通过了《釜山世界遗产宣言》。该宣言在《公约》原有的五大战略目标基础上，创新性地将“合作”纳入新的战略导向，旨在深化国际合作，携手应对武装冲突、气候变化及发展压力等全球性挑战对遗产保护带来的重重考验，从而进一步筑牢国际社会在遗产保护领域的共同意志与行动共识。

中新网金华7月31日电(记者 袁秀月)7月30日，一场聚焦职业教育科(教)研领域的重要会议——2026年度职业教育科(教)研工作会议，在浙江金华隆重举行。本次会议由教育部职业教育发展中心牵头主办，金华职业技术大学与浙江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共同担任承办方。

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副司长李英利在开幕致辞中强调，伴随“新双高”改革的有力牵引，职业教育正朝着更高质量、更深层次、更广范围的方向跃迁，因而迫切需要将职业教育科研工作置于更为突出的战略高地，以扎实的科研成果推动职业教育实现跨越式发展，从而在办学能力提升和产教融合深化方面取得实质性突破。他进一步指出，职教科(教)研战线的同仁们应当胸怀“国之大者”，紧扣教育中心任务，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使命、教学核心要素变革、“双高建设计划”的提质增效、职业教育国际化“出海”等重大课题开展深度研究；同时要传承“求是”精神，依托科学方法，深入基层开展调研，不断强化研究的先导性、系统性、包容性、开放性和严谨性，切实提升科研工作的质量和效益，为“新双高”改革的深入推进提供坚实支撑，并为我国教育强国建设贡献更大力量。

浙江省委教育工委专职副书记、浙江省教育厅党组副书记陈峰在致辞中分享道，浙江从昔日的人口与资源小省，蜕变为今天的经济大省与创新强省，这一历史性跨越与职业教育的大力发展密不可分。他指出，当前职业教育面临着层次结构优化、教学内容革新以及培养模式升级等多重挑战，亟待通过深化科(教)研工作予以应对，做到既“顶天”又“立地”——既瞄准国家战略需求，又扎根地方发展实际。浙江省将以此次会议为新的契机，携手全国职教领域的同行们，聚焦产教融合过程中的深层次难题、人工智能时代带来的全新挑战等议题，积极建言献策，以高水平研究引领和支撑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

教育部职业教育发展中心主任林宇在总结发言中表示，本次会议汇聚了全国职教科(教)研领域的精锐力量，议程内容务实高效，成果斐然，圆满实现了统一思想认识、明确前进方向、促进经验交流、凝聚攻坚合力的预期目标。他建议，职教科(教)研战线应将研究方向进一步“聚焦”，集中力量破解发展中的难题、改革中的瓶颈以及院校关切的热点问题，开展有组织的科研攻关；将协同网络“拓宽”，充分依托全国职业教育科(教)研院所联席会议这一平台，加强各方联动；将基础保障“夯实”，加速提升职教科(教)研自身的核心能力；将成果转化“抓实”，充分发挥科研对职业教育改革创新驱动性的支撑引领作用。林宇强调，教育部职业教育发展中心作为国家级职业教育智库，将通过课题立项、项目协作、咨询指导、专题培训及平台搭建等多元化手段，扎实推进有组织科研，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会议期间，教育部职业教育发展中心正式对外发布了五类重点项目的相关计划，包括2026年度中央级公益性科研院所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课题、面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修(制)订的智能体及《基于AI的职业院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修(制)订工作指引》、职业教育专业与课程体系建设专项行动项目、2026—2027年度培训项目，以及“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专门行动”2026年度项目。

来自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国家开放大学、高等教育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等机构的负责同志，以及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教育行政部门、职教科(教)研机构、普通高校、职业院校、行业企业和新闻媒体的代表共同出席了此次会议。全国职业教育科(教)研院所联席会议成员单位的代表列席了会议，与会总人数超过400人。(完)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孙厚铭

　　发于2026.7.6总第1242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6月23日起，各省高考分数线陆续公布，找陈峰咨询香港副学士的学生和家长骤然增多。

　　他们最常问的是：高考400多分，能不能去香港读副学士？两年后，能不能升入香港高校本科？这些学生中，有人被拦在本科门外；有人高考发挥失利，希望提升本科院校层次。副学士源自欧美，是本科之前的过渡学历，香港学制为两年。学生读完副学士，如果能升入香港高校本科并毕业，毕业证书与直接入读本科的学生完全一致。副学士也因此成了不少学生眼中的“学历跳板”。

　　陈峰曾在香港都会大学读副学士，今年刚从该校国际贸易专业本科毕业。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近几年，香港副学士越来越受到内地学生和家长关注，但副学士并不等于“低分直通名校”。学生能申请到什么样的本科，取决于副学士阶段的成绩、语言能力和综合表现。

　　据新东方前途出国统计，2025年内地学生申请香港副学士人数达8200人。从读副学士到本科毕业，整体花费通常需要100多万元。陈峰经常提醒前来咨询的学生和家长，香港副学士的教学方式、学习节奏和生活环境，都与内地高中有很大差异。副学士提供了一次重新竞争的机会，但也充满着不确定性。

　　柳慧今年在广东参加高考，成绩距离本科线差了几分。她无法接受读专科。

　　家人建议她复读或出国读本科。如果复读，要再花一年时间，她也没有把握一定考得更好。柳慧一直在普通高中读书，直接申请海外本科，既缺少语言成绩，也缺少课外经历。突然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她也担心难以适应。

　　申请香港副学士则不需要语言成绩。高考出分前，学生可以先提交高中平时成绩，获得有条件录取；出分后，如果高考成绩满足要求，就可以换取正式录取。等到高考出分后再申请，流程更简单，从提交申请到获得录取，可能不到一周。

　　留学机构向柳慧介绍，副学士“回报高”，高考成绩300多分也有机会申请。通过副学士，学生可以再申请“港八大”的本科。“港八大”通常指由香港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资助的八所高校，包括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

　　这对柳慧充满诱惑。按照留学机构的介绍，副学士毕业后，可以直接衔接大三，与正常读本科的同届学生一起毕业。香港副学士的学费通常也只有同校本科的一半左右。柳慧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如果留在内地“专升本”，至少要五年才能本科毕业，毕业证上还会留下专科的“烙印”，很可能在就业市场上受到歧视。

　　对于内地学生而言，香港副学士仍不算一个大众的选择。王海蒂2018年赴港就读副学士，随后开始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相关内容。她记得，当时关于香港副学士的公开信息寥寥无几。2023年硕士毕业后，她创办了一家留学机构，专门从事香港副学士申请和升学规划。她发现，这两年，前来咨询的学生和家长的问题从最初的“什么是副学士”，逐渐转向“如何申请”“如何规划后续升学”。

　　不同香港高校副学士的申请难度不一。王海蒂介绍，门槛较低的学院，高考成绩三四百分即可；要求较高的学院，通常要求高考成绩达到本科线以上，英语成绩在90分以上。

　　“最近两年，通过新东方申请香港副学士的学生年均增长约20%。”新东方总部亚洲英语系业务主管冯越对《中国新闻周刊》介绍，根据香港特区政府披露的在读生数据推算，每年有数千内地学生赴港读副学士。

　　冯越认为，副学士变热，与香港留学整体升温有关。受国际形势、港校排名上升等影响，越来越多内地家庭开始把香港作为重要留学目的地。过去，申请副学士的学生主要来自广东、福建等沿海地区。近几年，北方的学生也越来越多，不少来自山西、内蒙古等地。学生本科毕业后如果留港工作，并符合连续居住七年等条件，可以申请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

　　柯米刚从深圳一所普通高中毕业。高二那年，父母通过香港“高才通计划”获得在港居留资格，她也随之获得受养人身份。随后，她转入高中国际部，开始准备香港中学文凭考试(DSE)，也就是俗称的“香港高考”。由于准备时间较短，柯米在DSE英语科目上明显吃力。

　　今年，她又赶上政策调整。像她这样以受养人身份在港居留的学生，如果想复读一年再战DSE申请本科，需要到香港高中插班。因此，她选择用DSE成绩申请副学士。柯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她所在学校的国际部，不少同学也由于类似原因选择副学士这一“跳板”。

　　升学压力下的“生意经”

　　去年9月，张敏进入香港都会大学李嘉诚专业进修学院读副学士。入学第一天起，她就做好了“再读两年高三”的准备。

　　这是因为读了副学士后，学生必须在两年内争取足够好的成绩，才能继续申请本科。对香港本地学生来说，副学士毕业后，既可以继续升学，也可以直接就业；但内地学生副学士毕业后，既不能在香港求职，也不能获得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的学历学位认证。冯越解释，如果不能升入本科，副学士很容易成为一种“断头学历”。

　　但高三的学习经验，很难直接适用于副学士。张敏的专业是创意文化及艺术实践。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门课程的考核形式都不相同，很难像高三那样通过刷题提分。在全英文授课环境下，语言也成了她和不少同学遇到的最大障碍。陈峰介绍，副学士阶段的很多考试没有标准答案，小组作业和课堂展示的分数占比也很高。

　　相较于直接本科留学，读副学士试错时间更短。第一学年结束后，学生就要开始准备本科申请。因此，不少留学机构推出了“陪跑”服务，内容覆盖副学士申请、在读辅导和升本规划。

　　郑芳去年从深圳某高中毕业，到香港某高校读副学士。高考前，校长请来一位留学机构负责人，介绍副学士“陪跑”服务，收费约10万元。郑芳父母选择了购买。她介绍，副学士期间，如果在论文或作业上遇到问题，她可以随时向机构老师求助。有时临近截止时间，她也会请对方直接修改作业。寒暑假期间，她还会到深圳上机构的雅思课。

　　香港都会大学李嘉诚专业进修学院副院长陈羿帆也注意到了“陪跑”服务。她对《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学校并不鼓励学生依赖校外机构。校外机构不会比任课老师更了解课程考核要求。“例如，有些机构可能沿用上一年的作业要求来辅导下一届学生。”她提醒，香港高校不允许学生提交并非本人完成的作业，如果被认定存在学术诚信问题，相关作业可能被判零分。

　　王海蒂所在的机构也提供“陪跑”服务。她认为，按照业内相对规范的做法，机构只能告诉学生修改建议，不能直接替学生完成作业。在实际操作中，一些机构会与学生签署确保升学的协议，可能越界。

　　郑芳介绍，价格更高的“陪跑”服务还包括研究生申请。围绕副学士形成的服务周期长、环节多，对留学机构而言，是一门不错的生意。据了解，香港本地“陪跑”机构和内地一些大型机构收费较高，两年费用通常在30万元左右，多以线下辅导为主。一些小型机构价格相对较低，主要采取线上线下结合的形式。

　　香港一位留学机构负责人对《中国新闻周刊》透露，一些香港保险、金融类机构也开始推出副学士的“陪跑”课程，将其作为接触潜在高净值客户的入口，并促成后续保险、理财等金融产品合作。这类机构往往更擅长包装和销售，但教学质量很难与专业教育机构相比，对学生的帮助有限，也更容易出现纠纷。

　　不对称的“信息差”

　　去年，家住广东的霍然申请到了香港大学专业进修学院附属学院的副学士。入学后，他才知道，自己并不在香港大学的主校区上课。副学士课程被安排在单独的教学楼，距本部还有相当一段距离。

　　信息差之下，相关留学机构也出现了一些乱象。王海蒂介绍，有的机构会混淆办学主体和学院身份。例如，一些副学士由香港高校下属学院、专业进修学院或持续教育学院开设，但在招生宣传中，机构只突出大学校名，让家长误以为学生进入了“港八大”。

　　还有机构称，副学士可以冲刺“港前三”(即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的本科。但王海蒂介绍，这类学生大都来自香港本地。香港本科招生中，本地生和非本地生分属不同赛道，申请通道和名额安排都不相同。非本地学生名额更加有限，内地学生升学难度也比本地生高得多。

　　据冯越的申请经验，近几年，内地学生通过副学士升入“港前三”本科难度越来越大。如果想冲刺“港前五”(即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理工大学、香港城市大学)，副学士阶段的平均学分绩点(GPA)至少要达到3.5。即便如此，因为是名校，学生有可能不能直接衔接大三，而要从大一大二读起。“有学生同时拿到香港理工大学本科大一和香港浸会大学本科大三的录取，最后选择了香港浸会大学。”

　　冯越介绍，如果目标是“港八大”，GPA最好在3.0以上，如果GPA在2.7左右，也有机会升入香港私立本科。如果成绩更低，学生还可以转向澳大利亚、英国等地的本科，但通常需从大一或大二重新读起，学费也比香港更高。

　　王海蒂认为，选择副学士需要做好预期管理。它更适合英语基础较好、高考成绩接近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但又不甘心去普通本科的学生。如果高考成绩在300分以下，学习能力较弱，不建议轻易选择副学士。

　　在一些合作办学项目中，读副学士甚至不必去香港。家住湖北的吴鄂原以为自己只能读专科。2021年高考，他超常发挥，距本科线差十几分。经熟人介绍，他选择了湖北工业大学港澳班的“3+2”项目：学生以香港伍伦贡学院副学士身份注册学籍，前三年在湖北工业大学学习，之后再申请香港本科。这类项目的学费和生活成本明显更低，录取门槛也更低。吴鄂班上甚至有同学高考成绩只有200多分。

　　开学后，吴鄂发现，除了住宿条件稍好一些，自己和其他在校生毫无区别，老师也都来自湖北工业大学。副学士的课程和考试由香港伍伦贡学院提供，但实际管理要宽松得多。学生偶尔缺课，平时成绩也可能拿到满分。有一门开卷考试，吴鄂和另外六名同学甚至带着“枪手”写的答案进考场。毕业时，他的成绩位于班级中上游，并申请到了香港都会大学工商管理专业本科读大三。

　　在香港都会大学，学习强度明显高于副学士阶段。与吴鄂“3+2”项目同届的另一名学生，即将从香港都会大学本科毕业。他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来到香港的第一学期，四门课中有两门挂科，且难以适应本科生活。他们同届大约60人升入香港都会大学，按时毕业的不到20人。

　　吴鄂参与的项目，并不在教育部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名单上，也就是俗称的“计划外办学”。学生没有国内高校学籍，本质上属于一种培训项目。他前两届的部分师兄师姐，还因为学历无法被教育部认证和学校打了官司。

　　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特聘副研究员常甜对《中国新闻周刊》分析，对内地合作高校而言，此类项目有助于增加国际化元素；对香港副学士颁授院校来说，也能提前锁定一定生源。但香港副学士如果教学质量的一致性、学术衔接的连贯性被削弱，其认可度也会受到影响。

　　随着越来越多内地学生赴港就读副学士，这一制度本身也在悄然变化。

　　张敏读副学士一年级时，内地学生和香港本地学生被分成不同班级，如果内地班的同学听不懂，老师偶尔会用普通话引导。等到二年级，内地学生和香港本地学生再重新合班。陈羿帆介绍，去年学院还引进了一名来自内地的辅导员。

　　在香港，绝大部分开设副学士的学院均为自资性质，也就是说自负盈亏。2025年2月，香港教育局宣布放宽自资院校招收内地学生的限额，将限额逐步提升至40%。陈羿帆介绍，学院也会逐步调整招生安排。而且，近年来学院也在加大与内地高校的合作。例如，学院与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大学合作共建了数码商业实务课程。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大学在信息及通信科技(ICT)领域有优势，部分ICT课程由该校教师来港授课，学生也会到深圳进行体验式学习。

　　香港设立副学士制度的一个重要背景，是扩大高等教育机会。常甜介绍，2000年前后，香港只有约18%的中学毕业生能升读受政府资助的高校。2000年引入副学士制度后，更多学生有了进修机会。近年来，香港学龄人口下降，部分没有政府资助的院校面临招生压力。内地学生的到来，填补了一部分学额空缺，也为院校提供了财务支撑。

　　常甜介绍，相较于香港本地学生，内地学生读副学士只是“学历跳板”。随着学业竞争日趋加剧，副学士教育也容易被应试导向牵引，通识素养和职业探索空间被压缩。院校在资源分配和教学安排上，也更倾向于回应学生的升学需求。

　　“这种差异的根源，在于两地学生在制度层面的不匹配。”常甜分析，内地学历认证体系目前尚不认可副学士，是因为香港副学士属于过渡性学位，简单将其等同于内地的大专，可能低估其英文教学及衔接本科课程的价值。若贸然纳入认证范围，也可能被不当利用。

　　常甜介绍，一些完成副学士课程的学生，具备一定学业基础和跨文化沟通能力，回流内地，可能只被当作高中毕业生对待，造成了人才错配。她建议，可先在大湾区探索衔接机制。比如，将副学士与内地职业本科教育对接，建设“学分银行”，让学生在副学士阶段取得的学分等学习成果，能在继续升学或企业招聘中获得认可和转换。

　　今年9月，陈峰即将到香港浸会大学读研。虽然本科申请结果并不令他满意，但香港本科背景让他在申请研究生时更有优势，最终也圆了“港八大”的梦。在他看来，只要能力匹配，许多副学士毕业的内地学生不会止步于本科，而是会继续读研、工作，争取香港身份。他们高考时可能只是本科线附近的水平，经过几年努力，也有机会与当年考入“双一流”本科的学生站到同一个竞争场上。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受访学生均为化名)

　　《中国新闻周刊》2026年第24期

中国人民银行官网于7月29日发布消息，为深入贯彻《关于扎实做好科技金融大文章的工作方案》以及《加快构建科技金融体制 有力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若干政策举措》，推动科技金融领域数据资源的高效整合与互通共享，央行携手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海关总署、市场监管总局、金融监管总局、国家知识产权局及国家数据局等九部门，联合出台了《关于加强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的通知》（下称《通知》）。

《通知》旨在统筹推进科技金融数据资源的深度开发与应用，同步发布了《全国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目录1.0》。该目录系统梳理了涵盖企业名单及科创属性、进出口动态、投融资状况、经营表现、研发投入、知识产权、创新能力评估及企业需求等八大类别，共计26项数据指标。同时，鼓励各地因地制宜，打造兼具区域特色的科技金融数据开发利用清单，并推动省级配套信息设施的建设，强化既有信息系统间的互联互通，以促进数据信息的广泛汇聚与共享。在坚持统筹发展与安全并重的前提下，进一步规范科技公共数据的开发利用流程，强化全过程安全管控，切实筑牢数据风险防线。

《通知》着重强调科技金融数据开放共享与融合应用，积极支持科技信息使用机构依法合规运用科技公共数据，并鼓励地方为科技型企业开辟授权开放的信息获取渠道，推广信息查询、联合建模等创新模式。此外，还提出开展科技金融可信数据空间创新发展试点，支持有条件的地区深挖企业收支流水数据的利用潜力，搭建行业研究信息交流平台，从而实现科技金融数据资源的跨域流动与高效对接。同时，支持市场化征信机构建设科技型企业专属数据库，进一步丰富征信产品与服务体系，为科技金融的稳健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围绕完善数据赋能科技金融全链条的目标，《通知》聚焦融资对接、智能风控、产品创新等关键环节，引导金融机构依托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库，精准构建科技型企业的数字信用画像，打造特色化的风控投研模型，并开发契合细分行业融资需求的科技金融产品。鼓励金融机构与相关部门深化合作，充分利用交易集中度、交易对手分布及稳定性等核心数据，深入开展产业链资金流动分析，绘制重点产业链全景图谱，实施“一链一策”策略，精准匹配金融资源，全方位助力科技型企业高质量发展。